# 杨光明：我向组织坦白了!

　　<杨光明>

　　我出身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富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面子的缺点。近一年来，因为这个缺点，使我在思想上担负了一个大包袱，苦痛了好久。现在，我已经毅然地丢开了这个包袱，像吐出了喉咙里的骨头一样痛快了。

　　事情是这样的，抗日战争中，我在湖南的一个中学里读初中三年级，因为平常不说话，只知道埋头读书，所以学业成绩在三年中都得到第一名，同学们固然很羡慕我，先生们也把我当作一个好学生看待。这样，当那时的三青团伸手到学校里，学校当局下令要高中全部同学都加入三青团，并且在初中里也选一些“优秀的高材生”加入时，我便被命令莫名其妙地加入了。老实说，那时候我才十四岁，除了啃课本以外，平常老实得看到女同学也会脸红，政治认识是根本谈不到的。因此，加入以后，除了开什么纪念会时要挂上一个臂章以外，一切都与没有加入前没有什么两样，很少会记得这件事。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大学，一开头就碰到了一些进步的同学，他们经常地与我接近，拉我去参加歌咏队和讨论会，介绍进步的书刊给我看，使我得到了许多益处，也慢慢地改变了过去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扩大了生活圈子，初步地改变了漠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在“五·二○”及于子三惨案及许多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我也跟着同学们去宣传、游行，为伟大的正义的群众运动感到十分兴奋。不久，我被系中的一个秘密地经常学习革命理论的小组织吸收进去了，由于同学们的帮助，我忘寝废食地丢开一切功课研读进步的书籍，在小组里立即成了一个积极分子。接着，我就被同学们选去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在工作和学习中，过去漠不关心一切的态度是改正了，但由于进步是突跃而没有什么基础的，由于没有经过较大的锻炼和考验，因此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变得很浓厚，非常爱好面子，处处以“进步分子”自居。解放后，我出校协助城市的接收工作，一些同学们称我是去做“接收大员”，我也自以为是参加过“地下斗争”的人，“一向就进步得很”。这样，当机关里的青年团小组来吸收我入团时，我就扬扬得意地写了许多自己的“进步传统”和“光荣历史”，而在申请表上“曾否加入其它社团”一栏里，则一字不提地交上了。

　　与我同样做的还有一个与我同在一起协助做接收工作的同学，他过去也是学校里的进步同学之一，出身于地主阶级，比我更加赞成“略去过去这个莫明其妙地被加上的污点”。

　　虽然我们都一样地确是被莫明其妙的命令加入三青团，而且漠不关心的做过三青团员，按我们那时的情况，填上表也极可能不要当作“加入反动党团”处理的，但我们却怕“要被批上候补期”，怕“沾污了自己解放前的光荣历史”，怕同志们会改变了信任自己的态度，怕其它人瞧不起自己。无可否认的，我们没有认清自己的组织，没有对组织坦白过过去的历史。由于好虚荣、爱面子，就这样地造下了过失，造下了自己的思想包袱和苦痛。这个思想上的包袱一直背着，直到我干完了三处的接收工作回到学校里来仍然如此。

　　回到学校后，我被选上了当系里的团支部的支委，每当看到团员的申请入团表，每当在小组或支部讨论一个新申请入团的同学的历史时，我就感到十分苦痛，脸孔红起来，心跳起来。夜里睡在床上，脑子里总是反复地想着这个问题，常常自问“我有资格要人坦白自己的历史吗?”“我这样地不忠实还配当团员吗?”想着，自歉着，有时整夜睡不着。

　　但由于“爱面子”这个恶魔仍统治着我的思想，虽然感到十分痛苦，但总力求逃避，没勇气去向组织坦白。

　　有一次，一个申请入团的同学在支部讨论会上非常坦白地说出了他自己经过思想斗争后写出了曾经参加反动党派的经过的情形，我听了脸孔红到了耳根，心里决定:“这一次非丢了这个包袱不可了”。会开完，我立刻去找那个过去与我一道去协助接收和一样没有坦白的同学，谈出了自己的苦闷和不安，叫他一道坦白了。他说他也为此苦闷，但因为他在当小组长，“需有一点威信才能做事”，认为“说出来便威信扫地，什么工作也无法做了。”他还说了许多理由，什么“反正我们又根本没做过半点反动的事情，解放以前即参加了地下斗争，比解放后才进步的团员还怕不够资格?”“初中的事情了，时间这样久，地方又这样远，有谁会知道?过去了即算了吧!”“说出来还不是丢自己的脸?有几个是真正能坦白的，坦白了还不是给那些落后分子笑?”等等，听了也觉得有点“道理”，“面子”这个恶魔又在我面前出现了，我即又苦痛地压抑下千该万该坦白的事。

　　最近，为了加强组织生活，团里都建立了很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每当开一次会，我就感到十分苦痛。其它同志都能十分爽直地运用批评的武器，真诚地检讨自己、批评别人，我则因为自己感到头上有烂疮疤，处处畏手畏脚，说话也不敢响亮，尤其怕提到过去的历史，如同偷过东西一样。因此，同志们都以为我“温情义”、“不坦白”、“卖关子”。弄得支书同志也以为是我在工作上碰到了困难，因此畏而不前。我却装得很镇定，也不说出自己在思想上的波动。但是，也正因此，自己却益加苦痛。因此，心里也就决定:“我迟早总要说出来的，一个人说出来也好，不管人家怎样笑我。”

　　最近，我相继地看了“红旗歌”和“思想问题”，我又进一步地了解了无产阶级的伟大，深一层地体会了自己过去受旧社会影响的深刻。看完“思想问题”后，我十分赞同“向真理低头决不是耻辱”这句话。我去找支书同志说出了自己思想上苦痛的重负，他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并且叫我再去看看在解放前即出版的考验社的“思想与工作”一书和“整风文献”，看完这两本书后，我又详细地看了最近报纸上登的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我更加发现了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多么空虚和多么不切实际。我一向总以为学校里的政治学习是改造落后同学的，自己则已经够了。有时甚至是以“改造者”自居。却不知道自己实在十分不够。我向自己的错误领悔，并毅然地说服了与我同样做的那位同学，在最近的思想总结会上，我勇敢地丢下了“爱面子”这个包袱，将自己过去的历史说清楚了。

　　同志们非但没有耻笑我，而且为我的进步鼓掌。丢下了这个包袱后，我便不要再处处提心吊胆，随时随地可以同同志们谈天讨论，同志们因为我比从前虚心多了，也更加喜欢接近我了。

　　“失去的是思想上的包袱和苦痛，得到的是进步和快活。”我多么地高兴呀!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