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劳动局为处理森昌木作劳资纠纷案的错误的检讨

　　<沪市新闻处>

　　“一九四九年九月，航运处委托私营厂商，定造船只，森昌木作老板李大昌及其弟李大友，系造船工人出身的承包工，同年九月二+七日，即由同益机器厂转包到T—拖轮二艘木作工程，李大昌与同益厂素有交往，信用很好，这次完全凭信用承包，议定一千五百七十个工，并言明不点工，不包工，做多少算多少工。李雇用了十余工人，本人及弟也参加工作。同益厂答应李氏兄弟俩工资照给，并有其他照顾。”

　　“这次建造新船工作，直接关系到支前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市造船木工约有一千四百人左右，由于任务的紧迫，形成了造船木工一时奇缺的现象，当时各方面竞雇工人，李于同益厂领到预收工资一百石米时，即以半数购进洋松，另发三十石米，用车船费名义(造船地点在浦东，工人多住浦西)暗地里分别贴予工人，每人各得五万元、十万元、廿万元不等(当时米价每石三万余元)，以此企图鼓励工人工作情绪使不致中途他去，达到如期交贷的目的。正如工人唐永福所说:‘希望上台做到下台’，要工人做工作巴结些。”

　　“工人的工资原来是照同业的规定计算的，每人每天二斗米，承包工不供车钱伙食，但正因当时造船工人奇缺，李大昌给工人的工资一般的都超过二斗米，增加了二升到五升米，(其他承包工当时也有此现象)还贴补了一餐中饭，这样一来，李从同益厂领到的工资是每工二斗米，付出的工资是二斗多米，预先又发了三十石米的车船费，李大昌自然无利可图，相反的大蚀其本了，同时高价购进洋松，又在低价中卖出，也蚀了本。一九五○年二月份起李大昌付不出工资，要求扣还已发之车船费，工人不肯，双方时起争论，因此工人工作更不积极了。到二月五日止，只完成全部承包工程的五分之三，超过一般估计约二十天，这时同益厂感到无限止点包下去，不是办法，就打破了彼此之间的情面与惯例，与李大昌订立包工合同，规定建造工费除原用一五七○工外，再补贴六一○工，双方言明取消每周付款的惯例，按合同所指定的工程完成后付款，但其中一部余款十二石米须俟船舶验后付清，这也增加了李大昌的困难。”

　　“四月十九日李大昌解雇船工十人，未了的工程，由李大昌兄弟自己负责完成，工人解雇后，即向李索取欠薪，李则坚持扣还工人所预借的车船费，争议不得解决，工人曾到李的家中及同益厂内吵闹，要李向同益厂索款付薪，工人并将同益厂的资方包围，未获结果。四月二十七日劳资双方在建筑工会造船分会协商，获致了工人复工，欠薪三十石米分三期照发的协议，但是李未履行协议，复经造船分会协助处理，仍未有结果，五月十五日本案即由造船分会转来本局调解。”

　　“本局调处科调处员洪良志承办本案，先后调解七次，但并未能找出案 情的症结。五月廿七日成立第一次协议:一、所欠工资知数照发；二、车船费问题视资方赚钱与否再行决定，并经调处科科长许克端签字暂予存案。六月二日再度调处，重订协议，工人让步，欠薪少发四石半，余数二十二石一斗米，分二期发清，第一期六月十八日发拾五石五斗，第二期六月三十日以前发六石六斗，并经调处科科长许克端，第一处兼处长徐周良签字结案。”

　　“我们处理这个案件，事前对资方的实际情况未能深刻了解，对车船费问题只根据同益厂江友根、同业公会金秘书反映，同业百分之八十有此津贴习惯，不再加以考虑。且在欠薪方面未根据资方实际困难的情况，适当予以照顾，主动提出不发欠薪、少发欠薪、或扣还一部份车船费等办法，求得问题的适当解决，相反的两次成立协议，都是一欠薪如数照发”或几乎如数照发，同时没有考虑到同益厂欠李之工薪十五石五斗米，一时收不回来，而李欠工人的工薪却要定期付清，李大昌是负担不了的。第二次协议签订不久，李又到本局申诉，到期无力付出欠薪，调处员洪良志不加体察，主观地表示既经协议，双方必须遵守，任何一方不得故达，李大昌于四面碰壁的情势下，感到无路可走，竟在同益厂服毒自杀身死。”

　　“一、查本案调处员洪良志在调处过程中不根据客观情况从事实出发，按照上级的指示，处理案件，发生了困难，又不请示汇报，求得问题的合理解决，李大昌临死之前来局申诉，无力复行协议时，该员既不从客观情况仔细分析，检查其不能复行协议是不是真的不堪负担，出于不得已的情况，也未向上级反映，却生硬的加以拒绝，充分显出对人民不负责任，无政府、无纪律的严重错误现象，给予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二、调处科科长许克端，对案情不加详细研究，轻率的签字了案，先后两次协议，内容颇有出入，该科长却一一签字不加深究，存在着严重的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予批评一次的处分。”

　　“三、副局长兼处长徐周良，事前对于于案虽然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意见，事后却不加检查，未能纠正案件的错误，同样存在着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自请处分。”

　　来源:《文汇报》1950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