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起龙：批判我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

　　<李起龙>

　　为了清除我思想中残存的垃圾，为了改正我那站在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产生的错误见解。这里，我不可宽恕地在大家的面前，指出我过去在思想与行为上所犯的毛病——“超阶级”人生观与享乐主义。具体的说，前者是犯了错误的政治思想——“中间路线”，以及思想脱离实际，后者表现在恋爱至上主义的无聊生活上。然而，无论如何，这两种错误，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子，它是受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教育诸环境所造成的。

　　我的出身是一个地主的家庭，家里有百多亩田，还有几亩漏水盐田，全家都住在县城内，没有旁的系族，全家的生活就靠地租来维持。父亲念过法律，但自我有认识以来，却不见他做过怎么“官”，一向就只见他呆在家里，靠地租剥削而来的物质条件去维持他那常以此而“孤芳自赏”的“清高”生活。从小，父亲就教训我，走官场是非吹牛拍马不可的，这种行为有损“品格”，千万干不得。为了“明哲保身”，免惹是非，所以还是不要过问政治为佳。因此他对我的希望是要我长大后，学他那样“超然”的态度，而最好就是作一个自我陶醉，且为一班地主资产阶级所赞赏的文学家。我因从小受了这种思想的薰陶，所以一向对做官的心总是看不起的，觉得他们为五斗米而折腰，真是俗气薰天。因之，我不自觉地踏上了“超阶级”人生观的错误道路，以一种自以为“超然”的态度，把世界看成一个舞台，心里总是这样想：人生如舞台吧了，何必去闹甚么“政治”、“党派”等等俗务来徒增烦恼。那一套东西，还不是一班野心的政治家，为统治天下而弄出来的鬼计吗？沾染了这些，清清白白的人就要弄污浊了。所以在中学时，我读红楼梦，看到宝玉嘲笑那些官吏作“禄贼”，心里仿佛出了一口气。又读历史，看到魏晋六朝时那些士大夫清谈的风气，过着一种寄情诗酒、谈玄说道的生活，我心里真是无限的神往，以为只有这样才算“清高”，才能保持自己的“高贵品格”。由於这种人生观的影响，我犯了“中间路线”的错误见解。我总以为旁观者清，任你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我全都不理，只要我的利益不受损害，我那富於闲情逸致的生活不受侵犯，随便谁的天下，我一样“我行我素”，听其自然。至於谈到甚么“阶级”、“斗争”，恕我敬谢不敏了。而另一方面，对世界上千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我却站在自己压迫剥削的阶级立场上，作着伪君子那种“猫哭老鼠”的同情，总以为我对他们说说好话，这就合乎“道德”了。我没有想到，在我这“道德”的后面，却掩蔽着我的罪恶，掩蔽着我是站在压迫剥削者的立场。据我现在的认识批判起来，我这种对被剥削者伪装“道德”的思想，那是不会比巴金的“家”里的觉慧对在他的大门口求乞的高升丢几个钱那种“人道主义”高明多少。由於我在政治思想上犯了如上所述的“中间路线”的错误见解，对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怀着那种“人道主义”的幻想，所以当反动统治日益残酷，旧社会日益腐化的时候，虽然我这时很清楚地认识这些终要被新的革命力量所摧毁的，但我却没有勇气以行动参加到革命阵营中去，向反动的统治进行斗争。相反的，我却不敢正视现实，在行动上尽是找寻刺激、麻醉，屈服在反动统治下，过着那里奢侈的都市生活，走上享乐主义的道路。

　　当然，我这种享乐主义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成长在我的生活历史上是有着长远根源的。小时候，我家庭生活很温暖，当我十三岁那年开始离开家庭，独个儿到当时法国统治下的租界——广州湾去念书，那就是现在的湛江市，那时正是抗战中期，广州湾一时成了沦陷区中人口荟集的地方。几年来，那里一直保持着纸醉金迷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在帝国主义麻醉中国人民的政策下，嫖、赌、饮、著，造成整个广州湾的畸形繁荣，而我就在这种丑恶的环境中度过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我家里正作着当时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盐生意，金钱来源很容易，於是我借着钱的便利，结识了一班帝国主义的走狗大买办阶级的儿子，这一班被当地人称为“地猫仔”的朋友，依靠他们父亲的优越的经济地位，整天的生活，除了挂名上课外，真是畅所欲为，看戏、溜冰、上餐厅固是日常的例事，而酒店中开房间搓麻将、玩扑克也是司空见惯。我这时不自觉地为这种生活所迷惑，天天跟着他们鬼混，加以我家里常有成船的盐运到湛江转口，一些跟货的伙计在交易办理清楚后，照例要经过花天酒地胡闹一番才回去的，我当时因常向他们要钱用，所以便找机会和他们接近，而他们因我是少东的缘故，特别奉承我，遇到他们花天酒地胡闹的时候，总要请我去参加的。就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逐渐养成了我的享乐、颓废、堕落的生活。当时虽是小小的年纪，但却有许多享乐的经验。后来，父亲发现我在那环境中变坏了，在我十六岁那年，要我离开广州湾到曲江去。曲江离开家庭较远，加以怕战时汇兑困难，所以给我一笔在普通的情况足够我到达曲江后应用一年的款子，但我带着这些钱在路经广州湾的时候，就在那里最堂皇的酒店住下来，整天和那班“人细鬼大”的朋友吃喝玩乐。这样鬼混了两个多月，给父亲知道了，来信把我痛骂一顿。但那时钱已用尽了，想动身又不能，好在后来父亲请他的一位朋友带给我一笔钱，并监督着我离开广州湾。这样，我才脱离了那延续三年的腐化、享乐生活。然而在这三年里面，许多坏的事情都在我的思想里生根了。

　　我的生活很荒唐，从小就在一个有利於读书的环境里长大，我一向喜欢阅读小说。祖父和父亲都有很多的书，我和哥哥姐姐们在未离开家庭的时候，有大部份时间阅读他们的旧书，我记得那时我也一知半解的跟着哥哥姐姐们读红楼梦，沈三白的浮生六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之类的作品。后来长大了，对新文艺也很喜欢，特别喜欢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类著作，对於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一类进步书籍，虽然也很想读，但拿到手里总是读不下去的。所以这些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作品给我的影响很大，它使我整天幻想自己怎样变成书中的主人翁，过着像他们那样的爱情生活，於是在我享乐主义的生活上就是出了“恋爱至上主义”的枝叶来。不过，由於年龄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当时还未明显地表现出来。

　　抗战胜利后，我到广州，因为经过二年战时生活的锻炼，我的享乐思想逐渐的平淡下去，当时生活还算朴素。就在这时，我有机会接近胜利后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我同情革命，憎恨反动统治。这时政治思想上已开始有了觉悟。可是就因为我对阶级立场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在最初的二年，由於广州在反动统治下日益形成奢侈风气，这把我潜在着的享乐思想又诱导出来，经不起物质的诱惑，在生活上我又开始腐化了，而且因为这时年龄较长，生活圈子较大，而接触的环境也日益复杂。这时，我对物质的要求并不似从前小时那么单纯和易於满足了，因之更学会了爱虚荣，讲面子的坏作风。在这种情形下，我没有勇气把行动和思想结合起来，而是让行动背叛了思想，整天把身体躺在杨柳岸上作革命的梦，企图慢慢的找刺激，麻醉自己，自以为世界只是冷酷和黑暗，还有甚么真理可找寻，或者唯有爱情可能给人一点温暖和安慰吧！於是，罗米欧与维特的生活在我心底活动起来。我想，只要能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那我就是为她而像罗米欧或维特那样殉情也是愿意的。就这样，在二年时间里，我借着念大学的名义，天天就为一些无聊的事而苦恼和烦闷！

　　现在，我来给上述的错误思想与行为作一次自我批判。我羡慕魏晋六朝时的士大夫的生活，我追求罗米欧或维特的爱情生活，这些错误全是由於我当时站在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产生的。当时我看不到他们这些生活，是建筑在他们那以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身份向劳动人民剥削而来的物质基础上，他们的清谈，他们的爱情的后面，就是他们那血淋淋的剥削，这在他们的历史阶段上或许是被视为合理的。但现在，历史的进展已到达一个新的阶段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消灭世界上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而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正确地掌握和完成的。所以在今天，我这种追求闲情逸趣的享乐思想自不应存在。在这里，我坚决地说：我以前一切荒谬无聊的思想，都要在今天判决死刑！让旧的死去，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来源：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思想总结》，棠棣出版社，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