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在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书。这时，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心已经养成了。凭个人的兴趣，我已陷入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底泥坑。回国后，我又介绍这一类的形而上的、概念图案式的哲学，并且还努力创造了这一类的个人哲学体系。这样的体系本来是离开现实的：教书是为教书而教书，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按照社会底需要而研究，而教书，而努力的宗旨根本谈不上。一方面在业务上我误人子弟，另一方面我也助长了清华大学那种强调个人兴趣的学风。

　　我有非常浓厚的纯技术观点，我特别着重抽象的分析方法，也着重训练分析技术。我从前是一个实在论者，就我个人说，我的确坚持实在论中的唯物成分，我的确和唯心论者作了近三十年的斗争。但是，我的注意点并不在唯物与唯心在观点上的分别，并不在唯心论出发点的错误，而只是在唯心论底说不通。我认为一个人有相信唯心论的自由，但是我要指出他的思想说不通，我不管别人底思想方向，只管别人的思想技术，在这一点上我又助长了清华大学的纯技术观点的学风。

　　因为我根本不愿意问政治，我有一套表面上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的糊涂思想。我赞成共产主义，可是又反对共产党。在昆明谈到共产党有解放北京底可能时，我表示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在北京解放前我又表示动摇。

　　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我开始“反对”蒋介石。我那反对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不但行动上我没有反对，连文字上的反对都没有。我逃不出一种随随便便的妥协性。在反动政府特别不像样的时候，我有时也有拔剑而起的情绪，但是这情绪维持不了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我又回到我那自由散漫的生活中去了。在这一点上，我又助长了清华大学教师不问政治底风气。

　　我是要抗日的，但是我不认识帝国主义。我所要抗的是日本，我所反对的是日本来占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更反对的是日本人来统治中国。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我相信“民主的力量”可以打败君主专制的力量。

　　因为不懂得帝国主义，我在国际与民族底关系上也有一套糊涂思想。我崇拜英美底政治军事力量，可是我反对他们的政治、军事的侵略，我根本看不起美国的文化，可是我实在早已成为美国文化侵略底工具。我想，我和清华大学许多教师一样是爱国的，但是照我这样的爱法行不行呢？

　　以上大致说来是我个人在解放前教师生活中的具体的思想情况。这样的思想似乎只是混乱而已，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一致的地方，似乎根本就没有立场。现在回想一下，这种思想是相当一致的，是有立场的。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知识分子。就经济地位说，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可是同时我又属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这一阶层在中国很特别。它没有统治阶级的权力，可是它享受一部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前身可以是士，也可以是大夫。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底主要思想是一种特别的保守主义，一种“骑驴”主义。我个人固然不十分想做在我前面骑马的人，但是更不要做在我后面推车的人。我的主要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的统治。

　　可是，我的确讨厌法西斯主义，所以我会摇摆于反动与进步之间。我不会彻底反动，也不容易彻底进步。我从前的哲学是理论与实际脱了节的哲学，我反对蒋介石，赞成共产主义。但这个“反对”与“赞成”都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与赞成，我根本不愿意有政治上的行动。其余的糊涂思想也是有它的一致性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确是有民族立场的，但是这个立场的内容只是小资产阶级中派知识分子的意识。我的确反对日本人来杀我们中国人、侵占我们的土地，但是我最关心的也许依然是我所怕要失去的社会上的地位、教书的职业、个人自由兴趣底维持。无论如何，我没有从人民的利益着想，根本谈不上人民立场。不然的话，我不至于对抗日没有信心。

　　在教学上，我只是帮助了清华大学强调个人兴趣，加强了清华大学的纯技术观点，助长了清华大学不问政治的学风。可是我在清华大学教书已经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之后的几年中，进步的思想已经生了根，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底斗争已经激烈起来。在这样的时代，我所帮助了的学风不能没有阻碍进步的作用。在这时期中，起进步作用的是学生运动，可是对于学生运动我的确毫无积极的帮助。

　　回想起来，我那一直到解放时的糊涂思想是一致的糊涂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社会秩序而产生的东摇西摆的妥协思想。有这样思想的人当然是一个起了阻碍进步作用的人。

　　清华大学的解放，一个月零几天之后，就要三年了，我的思想确有一些改变，但要不得的思想依然很多，不过在现在这一学习阶段上没有暴露而已。我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些，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以后还是要小组同仁在学习中继续帮助我发掘，帮助我改造。我是一个倾向于慢慢改的人，但是时机迫切，不能老是慢慢的了。

　　来源：195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