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荫恩：我要澈底改造我的思想

　　<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

　　听了周总理关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感到万分的惭愧。解放以来，我看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书，也参加过校内的政治课，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新理论吸收了一些，思想也提高了一步，当时就以为有了这一点“本钱”，以后再继续“补充”，对於应付教书这件工作大概不致有问题。当时所以这样想，主要由於下面两种思想：一是对於自己的学习有了自满的心理；一是把学习狭义地看作只是为了应付教书。这两种思想，对於我的进步无疑是起了相当的阻碍作用的。最近一年来，我从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到澈底改造思想的必要，因此也或多或少地改变过去对学习的不正确态度和看法；可是由於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因而进步也是很有限的。自从听了周总理亲切、感人的报告以后，我获得了极大的启发。我认识到今天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不澈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是不行的。所谓思想改造，首先要对自己过去的旧思想进行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把那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批判了、清算了以后，才能逐渐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才能逐渐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逐渐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新中国一切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还不诚心诚意来改造我们的思想，结果我们的教育工作就会变成“误人子弟”的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对自己来说，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行为。

　　我以身於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父亲十六岁的时候，祖父就死了。为了负起赡养家庭的责任，父亲就放弃读书的机会，进了店里学生意，以后就自己经商。经过二十年的时光，他终於撑起了一份小小的产业，使家庭可以温饱。当他回忆他年青时白手成家的艰苦情形，就常常告诉我们弟兄要发奋读书，以求自立。他要我们洁身自好，更要我们力图上进。他终身从事商业，那些人心不古、世途险巇的旧社会情形，他知道的很多，因此他常常把自己立身处世之道讲给我们听，要我们敬上厚下，与人无侮。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我父亲这套人生哲学，就形成我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往上爬的思想。出了学校，参加新闻工作以后，脑子里所想的，是怎样才能做一个名记者？怎样才能当一个总编辑，过去我虽然厌恶政治，可是如果有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放在我面前，我不敢说我会无动於中的。

　　我长期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教育（中学、大学共十年），因此对於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心向往之的。在燕京新闻学系读书的时候，当时系里的教员大半是美国人和只说英语的中国人；所有课程，都是由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搬过来的。我在燕京受了四年这样的新闻教育，结果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这样的东西：美国新闻事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新闻是最自由的；美国报纸是最好的。因此我参加新闻工作以后，就认为中国新闻事业要发达，必须“以美为师”，把美国人办报的那一套完全搬过来。尤其美国式的新闻自由，最使我心醉。当时我觉得：苏联是根本没有新闻自由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只有美国才有。解放区也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除掉政治性的新闻以外，其他新闻是自由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固然由有我不知道从本质上来认识苏联和美国、人民政权和反动政权的区别；但更其重要的，则是由於我的阶级出身关系，往往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的。

　　由於我过去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不但不知道从本质上去认识问题，而且还存在着很严重的超政治、超阶级思想。我当时对国内政治的看法是这样：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贪污腐败，把中国弄得一团糟，是令人痛恨的；但对远在延安的共产党，虽然听到一些政治上廉洁、生活上刻苦的零星事实，同时也听到不少杀人放火、流血斗争的成套故事，因此对共产党是抱着怀疑和疏远的态度的。由於存在着这种思想，我觉得我在政治上应该超然，应该不偏不倚；对问题的看法应该中立，应该不站在任何立场说话。我在这方面，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还沾沾以自己能够“中立”为喜。其实，过去我对政治是不是真的超然了呢？我对问题的看法是不是真的中立了呢？今天我的答案肯定是反面的。

　　关於立场问题，解放前我是完全不了解的。解放前，我自以为没有立场，而且很痛恨别人说我有立场。我参加新闻工作的时候，对报纸的看法是这样：报纸应该是自由的，中立的，超然的。报纸在政治问题上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甲党有好的地方报纸应该赞扬它，有坏的地方报纸应该批评它；乙党有好的地方报纸应该同样赞扬它，有坏的地方报纸应该同样批评它。我觉得报纸必须如此，言论才算得上自由，态度才算得上公正。同时我认为报纸不应该和政治直接发生关系。报纸应该离开政治愈远愈好；否则，报纸就不易维持它的中立和超然的地位。我在成都燕京主持新闻学系的时候，曾出版一个四开六版的中英文实习周刊“燕京新闻”，专门报道国内学运消息。当时系里有两种思想不同的学生，斗争得很厉害。我为了表示“公正”起见，编辑部人员每年由同学自己选举。当时思想进步的同学人数较多，所以常常掌握“燕京新闻”的编采实权。那些反动党团的学生藉口“内容问题”，常常向我提出质问。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两面劝解，不肯定说出那一方面不对。当时我自以为不帮助任何一方面说话，我的态度就是超然、中立；其实，我不积极支持进步学生，反而和反动分子妥协，今天回想起来，不是已经丧失我的起码的人民立场了吗？

　　过去我做过七年新闻工作（除掉一年在上海大美早报，其他六年都在大公报），编过报，也写过社论。当时我自以为我的态度是超然、中立，而实际却和反动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最近在小组会上讨论周总理报告中的立场问题时，我曾经提出下面这样一个例子（其他的例子多得很），来批判我自己的思想。

　　在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九龙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飞机，曾扔下争先恐后的乘客，把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的箱笼和爱犬等抢运到重庆。当时这个“飞机带狗”事件曾引起大后方广大人民的不满。昆明学生首先发动倒孔运动，声势很盛；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我当时对於四大家族是没有好感的，对於“飞机带狗”这件事尤其表示愤恨，因此很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但是我为了这件事在桂林大公报上所写的社论，却劝告青年学生不要“不择手段，逾越常轨；”并且希望他们“先坚强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成为转移时势开拓国运的人物，然后再凭自己的努力，使政治新生，国家健存。”我当时这样写，自以为出於爱护青年学生的至诚。并且希望他们不致由於“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遭受意外的损失；可是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我这篇文章，恰恰帮了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忙，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正使用种种手段来压制学运，唯恐学运扩大；而我这篇文章正是要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今天我重读这篇社评，仔细分析为甚么我同情学运，而又写出有害学运的文章？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情感上同情学运，但是我的立场并没有站在革命的一方面，因此我所说的话，固然不会有革命立场，也不会有中间立场，结果就必然倒向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方面去了。

　　一九四二年我回到燕京主持新闻系。由於我过去和新闻界的关系，我虽然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可是还不时被约替报纸写文章，其中包括当时的伪成都中央日报和以后的伪华北日报。我当时替伪报写文章，虽然避免谈国内政治问题，多写国际问题的文章，但是今天想起来，当时我的立场是很成问题的。虽然我可以替自己辩护，说我当时碍於情面（我和伪成都中央日报及伪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很熟识），不得不敷衍一下；或者说为了燕京新闻系的关系，不得不和张明炜这种人物周旋；但是我替反动报纸写文章，绝不会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并且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是可以断言的。

　　直到北京解放前夕，我还是用美国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教我的学生，并且把美国式的所谓新闻自由当作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向学生讲解。当时我不觉得这样做是错误。一九四八年秋我去美国，经过实际的观察和研究（正赶上美国大选），我才逐渐认识美国伪民主和假自由的真面目，因而对於美国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起了怀疑。一九四九年秋回国后，在学习中逐渐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希望加以改造。过去我曾经写文章批判过我的思想，但是批判得不够深刻，也没有找到错误思想的根源。这次听了周总理的报告，首先我认识了立场问题的重要，也仔细分析了我过去的立场，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我自以为是超然、中立的立场，实际是和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一个鼻孔出气的。

　　解放以来，我虽然参加了校内的各种学习，可是我思想上的旧包袱还没有完全去掉，立场也是很模糊的。由於周总理报告对我的启发和鼓励，我决心在这次有领导有系统的学习中，彻底批判我的旧思想，正确建立人民的以至工人阶极的立场，我把自己改造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来源：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