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家栋：我们要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医师、邓家栋>

　　自从教师学习运动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展开以来，中国协和医学院的教师们也热烈地进行了学习。一般都认识到应该联系自己，结合实际，才能得到思想改造的效果。在“协和”，值得我们检讨的实际问题是很多的，“协和”的需要改革和“协和”教师们的需要改造，比之其他学校的教师们，应有过而无不及。因为“协和”在过去无疑地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而许多教师们又都曾经是这文化侵略的工具。自从全国大陆解放以来，尤以自“协和”投归人民的怀抱以来，教师们一般地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进步得太慢了！太不够了！许多实际问题，我们似乎还不敢正视，更谈不到检讨。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突破，然后我们的学习才能前进一步。

　　自我批评，谈何容易！但这一武器我们必须学习掌握。我是“协和”的毕业生，又在本校工作多年，因为学习得不够，现在就要来批评“协和”的各方面，当然不可能很透澈的。但至少我愿意先提出一些问题来为我们的思想斗争作一个开端。

　　过去的“协和”是特殊的。它是美国大资本家拿他剥削所得的九牛一毛来设立的。若不是因为它的建筑是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它所收容的病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同胞，它尽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美国机构。它的建筑特殊，制度特殊，教育特殊，风气特殊，……一切都是特殊。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至少五年以上的薰陶之后，自以为特殊，也确实是特殊。当他们在各教会大学辛辛苦苦读完医学预科而考上了“协和”之时，私自庆幸与内心羡慕之余，往往就以为“协和”是“伟大”的，因而看不见祖国的伟大。这不过是第一课。此后五载暖窗（不是寒窗）换取一张美帝国主义商标的博士文凭，於是无往而不特殊；自命有特殊的学问，抱特殊的眼光，愿做特殊的事业而为特殊的人物。

　　被“协和”的人们认为可以骄傲的第一个特殊之点就是它的“标准”。因为骄傲，故死守而不肯改。这个特殊标准的内容是什么？首先谈一谈它的教育和行政制度。当初订定这些制度的人们是曾深思熟虑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所根据的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需要，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环境条件，更不是中国的政策法令。这制度有没有“优点”呢？有的。在美国人的立场，拿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优点多得很，它代表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以及奴化的殖民地政策，充满了毒素；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所要求的。在这种制度之下，种族的歧视，劳动的剥削，经济的压迫，以至於人与人间的明争暗斗、虚伪奸诈，是经常滋育着的。设立“协和”的人们想拿这种的标准制度来夸耀於中国人民之前，并进一步要在我们的国土上推广，这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阴谋。

　　其次，看它的课程。“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大学院注册立案的，所以它的课程一定得合乎纽约的标准。任何更改必须得到批准，否则不仅博士文凭要成问题，毕业生不够“标准”将如何得了！因为合乎“标准”，所以毕业生能直入美国的医学研究院。凭这个“国际标准”，他们在国内可以“目无余子”而以特殊人物自居。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在卫生行政或医学教育机关之中得到重要的位置。这些毕业生可以把美国的学问连同美国的思想与作风任情地在我们国土上传布。他们是亲美、崇美思想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义务推销员。他们在技术知识方面的贡献有多少，而这些文化毒害的罪恶又多少？协和的人们！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脸上贴金了。现在该是大胆地承认罪过的时候了。

　　与课程标准同样被认为可以“骄傲”的是研究工作。协和的研究工作有成绩吗？有的。他们的研究报告大多数是在外国（特别是美国）发麦的，只有一部分是在国内发表的（用英文的多！）这些研究报古竟能与外国的相抗衡，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但是，这些研究解决了多少有关於我国人民健康卫生的问题呢？这问题曾否被考虑过呢？他们强调兴趣与自由。越是偏僻的牛角尖式的问题，越常被认为有研究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美帝国主义者的口胃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主要作用是使研究者的身价“提高”了。有几篇研究报告是确确实实帮助提高了我国医药科学的水平的？有几篇曾帮助增进了我国广大人民的幸福的？少得很！

　　最后，谈一谈“协和”的学风。以往“协和”的学生是以用功读书、紧张工作出名的。这是不是好的学风呢？表面看来是很好。但是，要追究一下我们的动机。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假如我说：大多数为的是自己可以往上爬、成专家、派出洋，将来可以居於特殊阶级的地位，不见得过於冤枉吧？！是的，我们当中曾有些人自始立志献身於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这些人是不是也在个人的事业上着想得多些，而在服务的对象上着想得少呢？在我们的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考虑的是不是仍然以个人的名与利为主要问题？同学们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从领导者耳濡目染到的是美国个人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导者经常鼓励学生们闭户用功，各奔前程；因而同学们就多成为典型的旧社会眼光中的好学生，超社会、超政治，甚至於超国家。我校三十年来培养了三百一十个毕业生，其中有五十四人到现在仍眷恋着帝国主义的“文明”而逍遥在敌人的国土上；最近有一个毕业生藉口出国深造，竟偕妻挈子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这是值得骄傲的吗？

　　今天，“协和”的行政领导同志必须及早放下这个包袱，改革领导工作。但到今天为止，“协和”还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领导方面从来没有好好地作一个通盘的计划，更没有认真地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为广大人民的许多迫切的医药健康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组织疗法”至今还没有引起教授们的重视，负责行政领导工作的同志竟不知道谁在负责做“组织疗法”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会议时随便派几个人去应差。

　　（以上所提到的不过是许多实际问题中的一小部份。在今天，我认为“协和”的教师们应当在学习中联系着这些和其他问题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思想。两年前在教授餐叙会中我自己就曾强调维持“协和”的课程标准，保持“协和”的特殊教育制度。解放前我也曾自以为颇有医学“道德”而暗自骄傲。两年余后的今日，我不敢再陶醉於既往，我清楚地认识到我需要大大的改造。我要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深刻地批评我自己的思想，更愿与“协和”所有的教师们进一步来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来源：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