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大猷：从我的思想谈到北京大学的工作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

　　祖国在短短的两年中，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伟大的三大运动，在国防、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上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切地感到兴奋和骄傲。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我们祖国已战胜困难，战胜敌人，成为亚洲和平以及全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她已空前地壮大和巩固了。在这些伟大成就的前面，全国人民（包括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和认识都自然地有了很大的转变，很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前不关心政治的，现在也对政治学习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教育”，一直从事应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思想中存在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庸俗的自由主义。在抗战期中，受爱国思想的驱使，从美国回到国内来，不肯在外国混饭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见到政治腐败的情形，渐渐灰心，就采取了“管不了的事，不管”的态度，不问政治了。那时正是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候，但是因为政治认识不够，对它也没有信心，那时，除了教书外，就是作些脱离实际的研究工作，每年写一两篇论文寄给外国杂志发表，觉得也就“对得起”祖国了。在工学院工作几年，看到多数教师只是把外国学来的或者在外国书籍上学来的智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学生，做做“知识贩子”，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少贡献，训练出来的学生也只能代代公式，拉拉算尺，觉得很不对，并且认为这就是祖国科学和工业不发达的原因。因此提出了创办五年制工学院的主张，以为提高了工学院的学术空气，国家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事实证明，在反动统治下，这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也得不到鼓励，几年的工作没有任何成绩——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成绩。自己实际是不自觉地做了反动统治的帮凶，用“科学救国”的思想麻醉了青年。解放前，自己思想非常混乱，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解放初期，常常有些工业部门的同志来征求对缩短工程教育年限的意见，思想也很受波动。对於东北许多工厂“过分地”重视工人，忽略技术人员是非常不满意的。对院系调整的讨论尤其有反感，以为这是领导上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表示。两年的工作和学习使我的思想有很大转变，尤其是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使我更加认识了人民政府一切政策的正确性，对阶级立场，群众路线等也有进一步的体会。要想巩固这些收获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非加强学习不可，因此对这次的学习运动是抱有极大希望的。在学习中，初步进行批评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们已经检查一些缺点和错误。

　　北京大学自蔡孑民先生提倡“兼容并蓄”政策以来，就形成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的自由散漫校风，几十年来如一日。如金克木教授所说，解放后学校还是没有领导的，因而有时更是紊乱了。校务委员会中樊弘主任为经济系争不到一个教授名额而掼纱帽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事实上，校务委员会等於院系协商会议（但并不是各系都有代表），每位委员只是代表他的院或者他的系说话，遇到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希望同学代表讲一句话，以为这就是走群众路线。校务委员会没有听过各院系的报告，对各院系的工作也很少检查或指导。没有一个委员是了解全校情况的。汤用彤先生作了二年多的校务委员会主席，从来也没有到过工学院，恐怕理学院也很少去。行政负责人都是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者，系主任只是管排功课表，掌握经费，对教员的工作，同学的学习差不多都没有领导。院长管的是承上启下，转转公文，甚至於有时公文都用不着管，教务处和各系都已直接联系好了。因为工作缺乏计划没有原则，搞得大家都非常忙。有的系主任为了照顾系中某先生，使他工作安心，就向院长提出给这先生升级或加薪。院长为了不得罪这位系主任，不管是不是该升该加就提到校务委员会，并且替他力争。校务委员会开会时也不谈原则，所考虑的是“升”了这一个或“加”了这一个，还有那些人也要提出，怎么样对付，一开开到半夜，没有结论。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用去的。因为没有很好的领导，学校中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很严重，前些时还有职员集体舞弊的事，教员自由在外兼任工作或课程的很多，同学甚至於有不少在外面兼课到八九小时的，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进行，使为祖国培养建设干部的工作受到了损失。我一直是校务委员，并且领导工学院，对这些现象我应负的责任是很重的。

　　因为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系与系间，院与院间无原则的争执和不团结在过去也很严重。法学院与理工学院的经费争执很久才得到解决，结果还是都不满意。个别的系还有浪费经费的情形，引起他系的不满。全校的制度很久没有建立起来，各系教师名额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很多争执都是从这里来的。教师间的不团结更是普遍，机械系的一位教师对系主任有意见，一年多也没有提，这次学习中因为别人都直率地提了意见，他才提出，像这样的事别的系也都有。某系两位教授因为对系务的见解不同，无原则的互相攻击，每个人都把对方糟踏得不成样子，使系中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和这个相反的是，有的系作无原则的“团结”，形成小宗派，甚至於在学校内成了独立集团。某系的主任在上课期间为了私事跑到上海去两三个月，课程系务都没有交代，系中的教师和同学也只发发牢骚，学校征求他们对处理这事的意见时，竟提不出来。

　　很多教师的思想是保守自满的。少数人觉得自己是够进步的了。但是在工学院多数教师觉得我们搞的是自然科学，与政治无关，只要党团员们能和我们“相安无事”，让我们“安安静静”工作就於愿已足了，没有要求进步的动力。事实上，我们任何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无法脱离政治；这且不提，就是自然科学的讲授又何尝能丝毫不受政治的影响呢？我们教学的目的是为培养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优秀干部。为达到这个目的，各种课程（包括业务课程）中就必须具有丰富的政治内容，爱国主义内容。但是有的教师作的恰好相反，有时简直是宣扬资本主义文化。管理实验的先生告诉同学说美国货可靠。讲电子学或无线电时，一讲就是马可尼试验，爱逖生效应，对於最早作无线电通信试验的伟大苏联科学家波波夫的贡献却一字不提，本国的就更没有可说的了，理由是：这都是美国教科书上没有的。有的教师讲授美国英国的机器怎样设计，德国的怎样设计……，至於我国的机器怎么样呢，却没有讨论。像这种“崇拜英美，迷信德国，夸张日本，怀疑苏联，不相信自己”的思想虽然不是人人都有，但仍是相当普遍的。难道这不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么？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太大，崇美思想还没有完全肃清。我们的教学工作与祖国的实际脱节，就是这种余毒的恶果。

　　在工作上强调个人兴趣的情形很多。甚至於有的教授强调个人对研究的兴趣，要求不教书的“自由”，对培养干部的重要任务毫不考虑。讲书有时也从个人兴趣出发，不考虑实际需要。遇事常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有时为个人利益不惜破坏学校制度。学校中的讲师、助教都是一些青年，人民政府对他们期望很高，希望在短期内把他们培养成优良的师资，并成为高等学校中的新兴骨干。但少数教师却不顾学校的规定，私自在外兼课，妨碍了工作；尤其重要的，妨碍了业务的改进，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些理由，但是基本上还是目前的个人利益。这种个人主义和庸俗的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使多数教师对学校漠不关心，只搞自己的工作，系中的事情只有系主任管，他作的什么，大家也不问，甚至校务委员会作了些什么事，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学校的自由散漫是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教师间也是相当普遍，部份教师的工作动力是完全靠个人英雄主义的。作一篇研究论文，目的是要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名字；讲一句话也希望一鸣惊人；即使是真理也不愿人云亦云。工作有时遇到挫折，就没有动力了。

　　在工作作风上，学校中各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封建家长主义。以我个人而论，我在学校中只能算是少壮派，可是系中教师半数以上都是我的学生。在历史长的系里，三代同堂、五代同堂是常有的事。因此系里的事几乎完全是主任说话，大家同意，没有多少讨论，更没有批评。在校务委员会里也是大委员讲话，小委员听。

　　上面所述当然不够全面，其他缺点还不少。在两年中已有了一些进步，尤其是马寅初校长到校后，许多缺点已经加以纠正，使北京大学逐渐走向有组织、有制度、有领导的方向。但是问题还是很多的，因此学校中普遍地要求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又经过了六个星期的讨论学习，已普遍地展开了自我批评，得到了一些收获。当我们读到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澈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指示后，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切。我们已认识到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是祖国建设的一部份。我们对祖国对自己都有责任加紧努力把这次学习运动搞好。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用最大万量，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解决实际问题，努力把自己改造为祖国所迫切需要的人民教师。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