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芳澜：从头学起从新做起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植物病理研究所所长、戴芳澜>

　　在解放以前，多少年来因对当时的反动统治不满，常常盘旋於我脑中的有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何能把我们这个饱受内忧外患的祖国弄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吧，我在国外留学期间，亲眼看见资本主义国家内贫富悬殊，议会为有钱的人所把持，认为不合理。不过那时也提不出来究竟应该怎么办，总觉得这条路在中国是不合适的。那末，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吧，我那时对於共产主义只有一个模糊概念，并且受过反动宣传的影响，很怀疑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一直到解放以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尤其内中讲到我国爱国的人士，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在寻找复兴国家的正确的道路中实行了许多办法，都没有收到效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我不觉大彻大悟，多少年未能解决的问题得到解答。那时心情的愉快，非言语可以形容，就很自然的“一边倒”了。解放后虽因个别共产党员的偏差，使我受到打击，但我仍敢於对他们提供意见。我素来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如果不是“一边倒”的话，就不会这样做了。

　　解放时，我满以为从前教学做事都是相当负责的，并且百折不回地坚守岗位，想来是可告无罪的了。等到进行了学习以后，对以前种种开始怀疑起来，再经过初步分析，更明确了个人过去的错误。首先讲教学吧，那时我拿出预定的一套标准，不够这标准的学生就给他们以不及格的处分。对於成绩坏的学生，并没有辅导他们学习，使他们学好。也没有让他们批评我的教学法和教学内容。

　　再讲教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吧，虽说就地取材，但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编定并未考虑到当时的需要，与实际是脱节的。这样的教学，简直是误人子弟！这种无目标、不切实际的作风，无疑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来的。

　　研究工作也是一样应当检讨。我曾一度主持植物病理研究事业，那时主观上是想为人民服务的。进行研究之前，我们先到各地调查，搜集资料；经过考虑后，重点的规定研究项目，制订研究计划，按步进行。不过那时我们有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与老乡们间好像有一条鸿沟。我们只主观的下乡调查，并未去接近他们，去了解他们的困难，也未去向他们请教，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因此在进行工作时，没能把他们的宝贵经验提高到理论。后来主观的决定研究项目时，所决定的可能并不是当时迫切待解决的问题。这种严重的错误，都是由於我们平时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所造成的。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与实际脱了节。所得的结果，实际上未曾为人民服务，在那时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只作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粉饰工具。我们主观上原想为人民服务的，因为那时不知阶级立场这一真理，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

　　在那时规定研究项目时，我们已预见到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实际工作很可能不会起作用。因此留下一部分的项目来进行基本上的工作——真菌调查与分类。主观上觉得这些基本知识在政治上正轨以后还是有用的。我个人就担任了这种工作。其实当时主要的动机，还是因为不满当时的统治阶级而又无革命的勇气，做这工作只是为了逃避现实，仍是从个人出发的，是超阶级思想。那时所作的工作虽与植物病理和其他经济建设有关，然而并未解决实际上的问题，对老乡们是毫无贡献的。

　　那时国内的农业研究工作，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错误外，一般还有其他许多缺点：第一，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缺乏整体观念，只管做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不把工作联系到有关的多方面，以致得出来的结果无法应用。例如作物育种工作只顾培育出品质优良的品种，而不考虑到它的抗病性或其他各方面。所育成的品种，时常是老乡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各人只做各人的，很少是集体合作的。“同行是冤家”，彼此间不但不合作，而且互相嫉视。有的人只想多写几篇文章作为个人“往上爬”的工具。第三，研究机关也是一样各不相谋，因此难免与其他机关有重复的工作，浪费了人力与物力。还有的闹宗派来巩固和扩张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无宗派的人简直没有工作的机会。第四，据我知道的，以前从没有人搜集过老乡的良好经验，试把它提高到理论。第五、还有的不考虑老乡们的要求，无目标的进行研究，像这样的做研究，就是客观条件良好的话，也不能够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关於我个人方面还有最严重的一点须要提出的：就是从前既不满反动统治，对於共产主义又不自动出去深入研究，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这是一种要不得的态度。这种态度，无疑仍是从重技术轻政治的超阶级思想中产生出来的。

　　很明显的，这些超阶级思想、纯技术观点、个人自由主义、妥协性、保守性都是与我个人家庭出身——没落官僚地主阶级——是分不开的。轻视劳动人民的心理，到今天在我们农业工作者中间，还是严重的存在着。这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对劳动模范曲耀离每亩出产九百多斤棉花还不相信。

　　前几天听到梁漱溟先生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致辞的录音，其中有一句话：“我很惭愧，我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这也就是我藏在胸中而未说出来的一句话。

　　在这样初步清算了自己以后，起初感到异常痛苦，因为生命的一大半算白过了，过去的努力也白费了。但是在经过清算以后，好像洗了一个澡，去掉很多泥垢，精神上倒很痛快。有人说：“你否定了你过去的一切，是否丧失了个人自信心？以后还能工作吗？”在我来讲，经过清算后我不但没有丧失反而增强了自信心。因为我肯定我是能为人民服务的，而且有这个决心。不过以往走错了路，以致虚度半生，现在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和认识了个人的许多毛病，正好对症下药，修正过去的错误，在目前空前良好客观条件下，抓紧时间用我余年尽量发挥能力来为人民服务，以弥补过去半生的虚度。

　　像我这样年岁较大的人，中旧社会的毒较深，更需要学习；这些毒素不是一时可以清除的，还须继续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检讨，才能逐渐的改过来。

　　现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展开了思想改造的学习，大家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澈底改造自己。解放后我们也曾进行了学习，已有相当的收获。不过进步很慢，与客观的发展不能配合，使我们这份力量不能在建设工作中，有积极的贡献。目前在学校中有浓厚个人自由主义的人尚不在少数，个别的系内部尚不能团结，个别的系还有严重的本位主义。照这种的情况，距离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系间和机关间的合作等还很远，高等教育的改革，会受到阻碍。现在客观条件要求我们，赶紧地改造自己。这种改造像过去专凭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进步会很慢的，只有把学习所得的理论来检查自己，再由旁人来发掘我们自己所看不见的毛病，善意地来帮助我们改造，然后才能巩固我们既得的收获，并不断的改进。只有这样清除了我们思想上的毒素，大家才发挥出我们的力量，高等教育的改革，也就能顺利的进行。

　　（这篇自我检讨，尚嫌粗枝大叶，不够深刻。个人还有很多缺点尚未加检讨。希望过去和现在的同事们、新旧的同学们、朋友们不客气的对我提出意见，帮助我的改造。让我们大家在思想战线上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