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光潜: 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

　　<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朱光潜>

　　在最近两个月教师学习中，我重新检讨了我的思想，发现百孔千疮，病根都在封建意识和洋教育。

　　伏根最深的是封建意识。从前常把自己划分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忠实的为自己开脱。在两代以上，我的家庭本属于地主阶级，到祖父手里才没落到小资产阶级。祖父和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但是到了父亲晚年，家里有些积蓄，又买了一些田，做了地主。在抗战期中，我的妻子又拿了一些积蓄，在她的四川娘家附近买了些田。所以我的地主身份是确定了的。虽然我的主要生活来源一向是薪资收入和稿费版税，我确是剥削过旁人的，而且是在剥削阶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这就栽下我的封建意识的根。

　　影响最大的是这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我到十五岁才进学校，前此都跟父亲读旧书。父亲管教极严，我从小就养成一种怯懦拘谨的性格，没有一点冒险的精神，后来自私自利，妥协动摇，都与这封建的家教有关。我从旧书中受到影响最深的是道家清虚无为的那一套思想。这思想依我的不正确的了解，是认为人世一切是非善恶，在超一层的地位去看，都可等量齐观，值不得深加计较，为着不自寻烦恼，我们最好“任运随化”（听其自然），清虚无为，落得一个干净。这是剥削阶级的一个极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思想。这种思想养成了我轻视群众，自处超然的态度，也养成了我对人处世的妥协保守的态度。隔岸观火，事不关己，且莫过问。倘若祸事临到自己头上，也以闪避为妙。有位朋友批评我，说我应付人事就像打太极拳。这话真是一语破的。打太极拳的秘诀在以柔制刚，不攻只守，随方就圆，善于让避。这其实就是道家的处世术，也就是一般人所谓“世故”。要讲世故，就要处处朝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不抵抗，只妥协，妥协才能“守”，才能避免于己不利的麻烦。明明这是自私自利，我们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却欢喜给它一个漂亮的化装，说这是“超脱”，这是“清高”，来喂养自高自大的感觉。

　　这套封建意识是我的土生土长的根干，我后来又拿帝国主义的洋教育来“移花接木”。到了二十二岁之后，我就进了香港大学，受了殖民地的教育，随后又转到英国和法国，在几个大学里一直混了八九年。在这时期中，我所醉心的是两种东西，一是唯心主义的美学，一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唯心派美学的要义在“无所为而为的观照”，在超脱政治，道德以及一切实际生活，只把人生世相和文艺作品当作一幅图画去欣赏。浪漫派文学的特点在发挥个人自由，信任情感想像去发泄，去造空中楼阁。这种美学和文学是沆瀣一气的，都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知识分子对着社会的恶浊束手无策，于是逃避现实，放弃积极斗争，姑图个人的精神享乐，甚至为虎作伥，维护反动政权的统治。当时我对此当然是盲目的，只觉它们尽善尽美。很显然的，唯心派美学和浪漫派文学都和中国道家思想有共同点，所以它们在我思想里就自然一碰就接合起来了。这种“移花接木”的结果就把我养成一个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我臆造一个高高在上的阶层，站在那上面去玩味空中楼阁，连现实世界也当作空中楼阁看，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觉得种种人件件事都一样顶有趣。这可以叫做“看戏主义”，其实就是“滑稽玩世”。这次听周总理的报告，觉得最切中我的要害的是批判旁观态度的那一段话。

　　自己有病，所害还仅限于一身，传染到旁人，情形可就更严重。过去二三十年中我不断的用我的那套有毒思想来编书写文章，其中像“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文艺心理学”之类竟得到很广大的读者群，并且博得许多青年的赞赏。这是我初料所不及的。我当时还是一个年青人，本意无非借此赚点稿费，取得一点声名。像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处女作居然轰动了一时，可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贫乏与混乱。我的思想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思想，其根源在上文所说的封建思想与洋教育所形成的买办思想的结合，它一方面反映着对封建社会的留恋，一方面也反映着西方资本主义末期的厌畏现实。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极紊乱的状态，一般青年苦闷，觉得无路可走，我向他们指点出一条逃避的路，我的那些书之所以广受欢迎，也正因为投合一般人心理上懒怠的弱点。它们可能发生的影响当然是使读者们放弃积极斗争，而这在无形中也就帮助维持了反动统治。去年蔡仪诸人在“文艺报”对我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当时我心里还有些不服。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

　　从前我自负“清高”“超脱”，现在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过去二十年我是否真正在“旁观”呢？是否真正“超脱”呢？我没有间断的在大学里教书，究竟是为谁服务呢？从前我未尝不自以为这是为教育，为学术，现在细加检讨，才明白我孳孳不倦的首先是为我自己个人的利益，为名利，为地位，实际上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清高超脱。我在反动政府之下服务，实际上还是推动那座反动机器的一颗螺丝钉。我一向存着“为学术而学术”的幻想，站在“学术自由”的地位，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一度反对过国民党。可是在抗战中武汉大学教务长任内，终于加入了国民党，又以高级职员的身份调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接着替“中央周刊”，“周论”，“独立时论社”之类反动刊物写了些反动的文章，任过伪中央委员的名义，在北京还赴过蒋介石的宴会。尽管这一切都可以找到一些为自己开脱的借口，我站上了反动派的立场，替反动派服务，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有一件事须特别在此提出检讨的，就是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学生运动我一向是不同情的。记得抗战前有一次胡适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劝学生不要罢课，当场就有许多学生在下面嘘；我心里很不舒服，以为简直是胡闹。在武汉大学时期，我记不得与学生运动起过直接的冲突，不同情是依旧的。那时的不同情还主要的是从超政治的观点出发，以为学生只要专心读书。到了北京大学复原以后，学生运动愈剧烈，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就愈趋反动。我在报纸上发表过诋毁学生运动的文章，在教授会里也反对过拥护罢课的提议。这时候学生只要专心读书那个老观念也还存在，但主要的是由于我已站上反动的立场，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性质认识不清，怕学校因此受动摇。当时我和学校行政人员都站在一边，都深怕出乱子，得罪了反动政府，归根结蒂，还是在想维持那个反动政府。当时我还自以为是，现在我明白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了，想起那些反动的言论，真觉无地自容。这是我应该向人民谢罪的。

　　现在我分析我的错误根源在从洋教育那里得来的那一套“为学术而学术”的虚伪的超政治的观念。事实上主张超政治便是维护——至少是容忍——反动的统治，如果加以鼓吹，也便是反革命。从前我也存过“中间路线”之类的幻想。现在我看明白了：从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猛烈斗争中标榜“中间路线”，鼓吹“超政治”，迟早总要卷进反动政权的圈套里去，和它“同流合污”。这便是我的惨痛的经验，也是许多类似我的知识分子的惨痛的经验。

　　趁便我要检讨一下我的买办思想。我受过长期的英法帝国主义的教育，对于法国人和法国文化都很爱好；很看重英国文学；对英国人说不上亲爱，却有些佩服。至于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我都一向不大瞧得起。不过这只是一些小差别。概括的说，我对欧洲文化，从希腊以至现在，都非常景仰。我倒不曾想过中国文化处处不如人，不过确曾想过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是比我们强。我的一个野心就是要把它搬运一些到中国来。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曾经醉心于英美式“民主自由”，也曾经想望过它可以应用到中国。我虽瞧不起美国人，可是美国人富强一个观念是有长久根源的。亲美病我没有，恐美病我却有过。志愿军初到朝鲜，当时我很心惊胆怯，深怕这要惹起大祸事。经过一年多的抗美援朝的教育，我才逐渐有较清楚的认识。有几件事可以为例。从前我一再想找机会再去外国，现在我渴望久在英法美的几位好朋友能赶快回国。从前我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约，作过演讲，当时自觉荣幸，现在深以为耻。从前听旁人忧虑到美国的武力，多少表示同感，现在听到同样论调，心里就嫌他落后，要和他争到面红耳赤。不过长久根源不易一旦就拔除干净。因此我就更深的体会到学习的重要。它不断的提高警惕，不断的把下意识（一个藏垢纳污的深坑）中的有毒思想发掘出来，因而加以洗清。

　　最后，我得检查一下现在的立场。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已经丢开反动立场而站上人民立场呢？由浮面意识所给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当教授，在认真地教书；我当工会学习小组长，在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办事。我认为这便是为人民利益而服务。不过向深一层思索一下，我还是有些惶惑。我这怯懦拘谨的人对自己应做的一份事向来就不敢马虎，从前如此，现在也还不过是如此。问题在我的做事不马虎是否还是为着自己的衣食地位和名誉？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来说，我的不马虎的程度就算够了？我得坦白地承认，我现在还经不起这两个问题的考验。比如说，教书我还是不免只在课堂上认真，课外帮助同学的工作还不够；做小组长我还不免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缩手缩脚，只是为着怕犯错误。这就说明了我为自己打算的多，为人民打算的少。这也就说明了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还存在着纯技术观点，事务主义以及雇佣观点之类严重的毛病。学习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只做到使我在理智上明白什么叫做人民立场，而且明白我还没有真正站上了人民立场。我相信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我的这一点认识虽是一个初步的收获，却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因为它可以做我向前努力的基础。

　　来源：1951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