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仁赓：批判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严仁赓>

　　我的远祖是大盐商。祖父严范孙自幼考科举、点翰林，作过前清的翰林院编修、学部左侍郎，并曾出使贵州考察学政。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在祖父的直接督责和教育之下长大成人，又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接受了整整十年的资本主义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时就已经在我身上生根了。

　　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正是国民党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一方面进行军事“围剿”，一方面又进行一些表面的所谓“县政改革”的“实验”，当时和晏阳初等人推动的乡村建设运动正遥遥相对。我对国民党进行的“县政改革”觉得倒是“一条正确的和有效的道路”。我幻想能够通过“实验县”的“县政改革”，尽先达到澄清基层政治的目的，再进而改造全国的政治制度。在八年的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中，我跑过十来个省份中的几十个县去调查地方财政，曾以怜悯的心情同情于农民的贫苦境遇；但是，我不能从本质上观察问题，认识不到中国农民生活的贫苦完全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制度所造成，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统治，农民才能获得解放；反而觉得老百姓是“愚昧落后”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尚只能由上而下”。于是，便把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反动的国民党政权身上，完全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县政改革”，不过是一种装饰门面、巩固反动统治的骗局而已。在反共反人民达到高潮的期间，我鼓吹“实验县”的“成就”，其效果正是帮助反动派进行对人民革命的镇压。

　　我希望国家富强，政治趋向于清明；我也希望自己生活步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逐步提高。现实的中国政治我不满意，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国家既不富强，我的生活没有改善，老百姓也异常痛苦。我深切地盼望着政治改革。

　　一九四一年，借休假机会由伪中央研究院送我到美国去研究。我发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比较国民党法西斯式统治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其“优越”之处，对它发生了好感。虽则逐渐地我已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经济的不平等、政治的假民主，其发展更形成经济垄断，制造重大的灾害；但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所受的资本主义的教育，使我幻想着还能运用“政府”的财政政策，

　　一方面实行高度累进的直接税，另方面大量地推广社会性支出，就可以纠正一些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弊害。对于苏联革命的巨大成就我虽表示羡慕，但对它以激烈手段夺取政权的方式，却不以为然，认为“社会改革本可以以和平方式由渐而入的，不必采取激烈的手段”。因此，我转而赞扬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新政”，同时我也赞扬英国实行的“社会保险计划”。

　　四年半的留美生活，在我旧有的资产阶级的面孔上，又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颜色。

　　一九四六年夏，我回到祖国，到浙江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恶性通货膨胀和政治上加紧法西斯化的情况下，人民过着黑暗凄惨的日子，自己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国内战争再起之后，我毫无原则地痛恨一切战争，我看不见国家的前途，感到恐惧和悲观，后悔从美国回来。

　　我不仅不能区别国内的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战争，同样也不能区别国际上的反侵略的还是侵略的战争。我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描写为：“仅不过两种对内设施的经济政策而已，彼此间并没有基本的冲突、矛盾、或绝不能调谐之可言。”在我看来，只要资本主义逐步实行社会改良，慢慢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所以我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所走的方向相左，“主要区别尚只是重心不同和行动缓急不同”。只因不愿见国际间再发生战争，我竟然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模糊和平民主阵营和帝国主义侵略阵营间的斗争（实际也是阶级斗争的另一种表现）的性质，取消革命，代以改良，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和社会改良政策的欺骗性质。

　　解放前的几年，学校里时常发生学潮。我害怕斗争，害怕革命，因而我也“为学潮久悬不决而着急”。我提倡在大学里开设“时事研究”的课程，以使学生“对于时事判断，可以不完全诉之于感情，不至盲目乱动，纯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时事迫在心头非动不可的时候，他们已知道运用理智。他们对国事世事有了充分的认识，这种动，是有意义的动，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动；即使动，也可以适可而止，不至扩大而僵持不下”。很显然，在这里我一方面设法麻痹学生的正义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则又替反动统治者献出了妙计，希望它采用怀柔的手段去镇压学潮，更阴险毒辣地迫害学生。试想，这和资产阶级学者们替资本家提出疏导罢工、破坏工人斗争的方策，有什么不同？

　　害怕斗争，害怕革命，是我出身的阶级、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所决定的。我虽对旧社会不满，但又反对根本改革旧社会。我虽然也抨击黑暗和落后，但当恶势力压到身边时，则又缩头缩脑地屈服于恶势力之下，不敢和它斗争；且一旦进步的要求已趋向于非变革现实不可的时候，就又感到彷徨恐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例如：一九四七年底特务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于子三以后，我虽也振臂高呼，主持正义；但在受到特务恐吓，说我是共产党的时候，便诚恐国民党反动派“非常时期”反共反人民的一切条例、法规也被用在我的头上，写了一篇表明身份的文章，埋怨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偏偏对待一批“最珍惜它的过去和最担心它的前途的人”，“反而最为不公”。

　　在思想上、感情上一直和反动统治阶级有着联系的我，过去二十年来，我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直在发展着，并始终贯穿着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直到解放前一年，因新的局势的发展，才开始有了些转变。

　　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日趋紊乱和崩溃，使我对它的幻想破碎了。

　　一九四八年，曾经陆续透过特务检查网寄到我手里一些进步刊物和通过进步朋友的关系借到的毛主席的少数著作，使我初步地了解了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思想上起了一些波动。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我不再写文章，开始缄默起来，只是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写了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百周年的文章。这时，我虽已比较认清了中国和世界今后发展的必然道路，然而尚未曾想到究竟在走向这条光明大道的途中，自己可能发生什么作用，更没有想像到自己也应该参加斗争。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准备渡江，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交给我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任务。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以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我参加和主持浙江大学和金华英士大学的军事接管工作，又任命我担任浙江大学的教务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一边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一边又在领导大学政治学习的同时，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不再怀疑恐惧，廓清了我对共产党的许多错误认识，粉碎了我的改良主义的幻想，才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只有由共产党领导，以革命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才能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些以经过社会改良达到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资产阶级或其代表人借来粉饰太平、缓和阶级矛盾，以便继续其统治的欺骗手段。

　　虽说如此，但我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根深蒂固，在不自觉间，尤其在碰到具体问题时，还是时常暴露出来，没有能够完全克服。例如：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浙江日报要我写一些意见，我当时只着重说明土地改革对新中国工业发展前途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它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意义。去年秋天，面对工作困难，我坚持要离开浙江大学来北京大学工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以后，我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面缺乏足够的勇气，不能坚持真理。三大运动学习以后，我虽已有了仇美的心理，但我对地主仍感到“恨不起来”。批判“武训传”的学习开始时，我对“艰苦卓绝”的武训深表同情，改良主义的思想再度抬头。这一切，都表示我还惧怕斗争，革命意志仍然很弱，还没有把自己和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

　　今后我要继续不断地努力学习，不断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自己，紧紧地跟随着和靠拢着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让旧思想旧意识再来危害人民和阻碍自己的进步，培养并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发展而终身奋斗！

　　来源：1951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