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庚：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张庚>

　　【原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 坚决纠正错误，实现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在中央戏剧学院文艺整风学习动员会上的报告】

　　两年来我们学院的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呢？是严重地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让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思想占了上风。在这次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中，我们学院的错误是一个典型，因为它是严重地、集中地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甚至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个错误和它所造成的损失，我作为在我们学院中负最高责任的党员，作为接受了党的委托担负这样一个重要任务的党员，是要负完全责任的。

　　我们学院的工作中究竟有些什么错误呢？

　　首先是不重视政治的、思想的教育。还在一九四九年我来北京筹备成立学院时，我就不适当地强调了正规化、专业化，片面地强调了技术学习，以为我们今天要提高，只是提高技术，错误地估计过去我们的艺术工作之所以未能提高，只是因为缺乏技术的缘故，而未能深切地认识到，今天文艺工作之所以迫切需要提高，乃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由于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由于许多文艺工作者对于这种革命形势和群众觉悟缺乏了解，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必须加强自己对工农群众现实斗争的联系，才能提高创作的质量。由于我的错误的想法，我们的学院就严重地忽视了政治思想学习。我们的干部思想学习，特别是在文艺创作干部中间，今年没有能够认真地进行，创作室和演出团体总觉得没有时间，我作为一个领导人，首先也强调了他们的特殊性，没有能够坚持让他们好好地进行政治学习。

　　对于当前的群众运动，我也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它的政治意义。今年全国展开的三大运动，虽然在我院的群众中间也进行的很热烈，但是我没有认识到参加这种政治活动，乃是改造和提高思想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这种热烈的群众的政治行动，就没有能够被领导方面重视，把它当作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有力的武器。

　　我们的演出团体和同学，虽然也曾参加群众运动，接触实际斗争，如去年普通科曾经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今年的歌剧团五月下乡作抗美援朝宣传演出。虽然这些团体回来后其中很多人都曾经反应：这样的做法对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却没有引起我足够的注意，我没有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把这些经验普及到全院，并且把这些做法规定成为制度，继续坚持下去。

　　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于《武训传》的讨论，对于萧也牧同志的批评，虽然我们学院也曾经进行了一些零星的学习，但是，我并没有抓紧这些学习，坚持在全院认真展开讨论，并且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检查我们自己的工作。

　　在我们的创作上，出现了《开快车》这样的坏作品，我也未曾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仔细加以研究，也没有及时发觉我们已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生活，小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抬头的错误倾向；因此，也就没有拿这些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严重的教训来教育全院，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让它过去，以至招致以后的接二连三的失败。

　　相反地，我却片面地强调了技术上的学习。

　　首先是在创作方面，这方面创作室有了初步的检讨，已经在《人民戏剧》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在这里不想详细谈了。我只想谈谈我个人关于创作问题的思想。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和作过一些报告，其中有些地方就表现了我在创作问题上的不正确的见解。比方我说，工农兵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以为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是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主要还是要从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这样就使得那些未经改造的或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年轻作者们，忽视了深入生活，忽视和工农兵交朋友，忽视了对于自己的思想改造的艰巨工作。实际上这种从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出发去主观地体会工农兵的感情，乃是一种把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小资产阶级化的作法。比方我对于《钢铁战士》这个歌剧的批评，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难道张志坚就没有一分钟的动摇吗？”为什么一个钢铁一样的人民战士一定会动摇呢？我对于张志坚这样人物内心所表示的这种怀疑，实际上乃是表现了自己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怯懦心理；这种批评无异是对张志坚这样人物的一种诬蔑。又比方对于歌剧《白毛女》中间的喜儿最后对黄世仁所存在的那一点儿幻想，我曾经认为是好的，是合乎人情的，而没有认识到那深深存在喜儿心中的乃是阶级的仇恨。由于以上种种不正确的想法，就使得我忽视了我们创作室的年轻作者们必须改造自己，必须加强政治的锻炼，必须深入生活，参加斗争的重要性。不能够认识这些同志只有经过思想改造，深入生活，参加火热的群众斗争以后，才能够写出反映当前群众斗争的、为群众所喜欢的作品来。也由于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才使我错误地认为我们创作室的同志要写出好的作品来，仅仅在于加强技术的锻炼，其结果就产生了象《开快车》等一连串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歪曲了工人农民以及干部形象的作品来。

　　其次，在演出工作方面，比方在歌剧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是由于我认为歌剧表现什么内容，在今天已不是严重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是歌剧的表现形式问题。因此，我就片面强调了歌剧形式的提高。我曾在讲“歌剧概论”的时候谈过，今天新歌剧的提高问题，主要是一个创造形式的问题。因此，我就不适当地强调合唱队、管弦乐队的重要性；不适当地强调歌剧中的浓烈色彩和舞蹈的重要性。很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是本末倒置的。新歌剧的问题首先应当是如何表现新英雄、新群众、新的斗争生活的问题。我既然在理论上首先不注重内容，在实际上也就自然不能领导产生富有思想内容的节目和好的演出。

　　比方以歌颂工人游击队的英雄为主题的歌剧《节正国》，这是我亲手排的，因为内容错误而未能上演。这个戏是我从听作者讲述故事那天起，就十分欣赏并且竭力支持的。我所以支持它，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中有合乎我的理想的“鲜明强烈”的人物，富有我所认为的“歌剧色彩”。至于它的内容、思想性如何，有没有教育意义，就没有怎么仔细考虑。心想：这是歌颂英雄的，还会出毛病吗？当时就没有想到我们演出一个戏的目的应当是教育观众，提高观众的思想水平。这说明我对于艺术创作所负担的严肃的社会任务，实际上是很少认识的。在这个节目排演的时候，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它排成象一个合乎中国传统的歌剧，排成一个武戏。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所想到尽是旧戏的《落马湖》、《天霸拜山》之类。我力求把这个戏排成一个新的武生戏，因此考虑得多的是排演的手法。虽然为体验生活大家也曾下过一趟乡，但是下乡的目的只是为演员找寻人物的形象和为戏的场面找寻地方性的气氛。我们甚至还从乡下找来了当时节正国游击队的队员。虽然如此，却根本不从他那里去学习东西，当我听到他谈起节正国的事迹，觉得跟剧中的要求不符合的时候，就干脆把他放在一边不理他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写出和排出有思想有内容的好戏来呢？很显然，这是非失败不可的。

　　又比方企图反映农村新型人物的成长，表现新的观念的建立和发展，歌颂劳动男女的爱情和爱劳动的品德的中型歌剧《新条件》，是我亲手参加修改的，这个戏演出之后，很多观众表示非常不满，认为内容空虚，形式夸张。这些意见完全是正确的。的确，这个戏的内容并不多，事件很小，台上台下却用了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又是大合唱队、又是管弦乐队、还有三个大布景。过去象这样的小剧本，比较简单朴素地演出了，往往还能收到它应有的效果，今天这么一“提高”，令人感到形式和内容完全不相称，小题大做，反而连应有的效果都大大减低了。

　　在作曲方面，由于新老干部都同样脱离生活和斗争，无论学中国遗产也好，学外国遗产也好，都是从形式着眼；动不动就是大管弦乐，把我们从前解放区那种朴素亲切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歌剧音乐抛弃了，引起群众的不满。

　　在排演上既然是存在着忽视思想性和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在训练演员上，也就不能不存在着忽视思想性与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歌剧团的整训计划是我亲自起草的，其中就根本忽视了思想的整训，忽视深入生活而片面强调了学习技术，错误地规定歌剧演员的训练仅仅只是身体和嗓子；更错误的是，对于有些所谓技术，不是批判地去学，不是一面学，一面去分析它掌握表现生活的方法，而是简单地成套地搬了过来。对于我们中国的歌剧，向来是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看法的，那就是认为中国歌剧的表演都是象征的，不是写实的，而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如果不首先批判这种看法，我们就不能够正确地去接受遗产，批判遗产。如果在学习中国歌剧的时候，不去分析那些成套的舞蹈是如何表现了中国古代某些特定生活的话，那就必然要走到形式主义的学习。不幸我们的学习就正是这样进行的，因此，也就必然流于仅仅是学习了一些形式，而在运用上，也就只能毫无消化地硬搬。小戏《枣红马》就是这种为了硬搬技术从形式上着眼而创造出来的。

　　在声乐上，我曾经是坚持用西洋方法的。虽然口头上也曾说要研究中国唱法，要批判西洋唱法，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执行。由于这种学习不能够完全解决实际应用的问题，因此，下面提了很多意见。我主观地认为下面是盲目抗拒西洋练声法，就用行政命令方法来坚持，并且告诉他们，学是你们的事，批判是我们的事，不要还没有学，就先讲批判。并且说：“你们只管学，将来没有出路我管饭。”特别是对我们的声乐教员，没有能够引导他们、说服他们、帮助他们来认识中国声乐上遗产的丰富，和其中合理的因素，应当把整理中国声乐的遗产作为今天我们声乐工作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没有切实地组织对中国声乐遗产的学习。（当然，要做好这一件工作，教员们首先应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并要亲自下去体验工农兵的生活和感情，而不光是学些民歌，或向艺人们学些唱法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在舞蹈方面也是如此。我们没有给舞蹈团一个明确的方向，要他们创作表现当前斗争生活的民族气派的作品，也没有强调以学习我们民族的舞蹈为主，而自流地让他们盲目地学习芭蕾舞，甚至于排出以芭蕾舞技术为主的《和平鸽》这样的作品。当然，并不是说芭蕾舞根本不能学，但是强调了芭蕾舞，在整个训练中间让芭蕾舞占了主要的位置，则是不妥当的。

　　在我们艺术工作上其所以产生这些严重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在文艺思想的领导上，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学院里干部中间存在着多数的新干部，对于这些新干部没有加以很好的改造、教育和帮助。这些新干部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个别人还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对于这些相当普遍存在的不正确的文艺思想，如果不进行批判和纠正，我们的工作是不能够得到正确的发展的。由于我在文艺思想上存在着许多不正确的东西，和这些新干部的文艺思想有共通之点，也就使我不能够分清界线，明辨是非，来引导这些同志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全院的工作上，就造成了思想混乱的状态。在新干部中间，很多同志是尊重党，愿意受党的正确的领导的，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没有进行很好的帮助。欧阳予倩先生曾经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团和气，内容空虚”，这是对于我们学院党与非党之间一方面情况的正确描写。在这中间，我存在着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展开思想上的讨论，展开对于文艺工作上的不同看法的讨论，这样就会把党与非党的关系弄得不亲密，其实恰恰相反，不展开讨论，不分清界线，反而使得党与非党的关系不亲密，因而也就不能改进我们的工作。

　　另外有些同志，过去对于革命不认识，不接近，受欧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很深，对于这些同志更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帮助，坚决纠正他们错误的看法，使他们对于革命和革命的文艺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也就不能团结。因此，党与非党的关系在我们学院里是不正常的，不亲密的。因此，也就招致了我们学院里文艺思想很大的混乱。这种混乱一直影响到党内，使某些同志不仅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生活作风上沾染上不朴素、不健康的作风。而有些原来就有毛病的同志，则更是发展了他的毛病。

　　对于以上这些情形，院内是有不同意见的，是存在着思想上的斗争的，这表现在对于许多问题的大大小小的争论上。在我们院内，干部和群众中间存在着许多正确的意见，虽然这些意见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甚至于其中也有一些是偏激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于这种脱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是不满的。而当时我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些是改造我们学院现状、纠正我们错误的积极因素，没有能够认真听取它们，研究它们，把它们集中起来，条理化起来，并且把它们认真实行起来；而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不理不睬的态度，听了以后也就放在一边，即使是严重的问题也就拖下去了。比方对于话剧团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作风和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不是不知道，由于没有积极设法改善，以致问题拖着一直没有改进，而且一天天严重化了。在某些问题上，对于下面所提的意见采取了不民主的态度，予以否定，坚持了自己不正确的意见。有时候对于院内的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采取一种避免正面争论的态度，以为这样就可以和缓这种意见的分歧。有时不能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之中看出问题的原则意义，把它提到思想斗争的高度来作原则的解决，相反地，却把它降低到私人纠纷去作和事老式的解决。于是这些意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分歧得更厉害了。假设我当时能够把这些不同意见提高到原则性来解决，分清是非，作出明确结论，在我院工作上的错误，是可以得到某些纠正的。不仅是下面有很多意见，而且中央文化部也曾一再指出我院的偏向，三次制止我们错误节目的上演，但是也没有引起我严重的注意，真正按照领导机关的指示去坚决转变错误的工作方向。其所以对于领导和群众的意见都不能尊重，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由于我脱离院内群众和干部，不接近他们，因此也就根本不了解由于我的坚持错误在院内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于是我院工作上的错误一直持续下去，并且更加严重起来，最后还影响了干部的团结。这样长期思想混乱的结果，造成了离心的倾向。党员很消极，有的人想着只搞好自己一部门的工作就算了，有的人想离开，有的人在看着领导方面到底怎么办，同时又造成了许多同志只钻技术不问政治的倾向，甚至有的党员不愿意担任党的工作、行政工作、工会工作。非党的同志片面钻技术的倾向也很浓厚，甚至有人认为做组织工作是专家的跟包；有人说：“幸亏我没有早参加革命，否则我就没有今天的技术了”；有的新干部对于听政治报告完全不感兴趣，认为是苦差，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去，抽到的大呼“倒楣”，当然，这中间也不是没有人（其中也有非党的同志）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但这多半是由于他们的自觉和自己努力的结果。

　　全国的戏剧工作者、戏剧团体都很注意我们这个学院的工作，并且把我们当作学习的榜样，我们排一个戏，全国各地常常派许多人来学习；我们编的讲义，全国各地都纷纷来要；我们写的剧本，全国许多地方都上演；因此，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对于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起了很大影响，比如河北省的文工团，看见我们演出了《和平鸽》，他们就编了一个叫做《自由花》的舞蹈，这个舞蹈也是不好的节目。河北的人曾经说，北京有个《和平鸽》，河北有个《自由花》。在全国文艺工作中间，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占了上风，我们中央戏剧学院的错误，在这中间也是起了一定影响的，这样就使得我们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更大了。

　　我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领导人，党交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责任，而我却领导着这个学院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为了彻底纠正这个错误，我必须进一步对于我个人的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

　　我经过党的多年培养，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曾经参加延安的整风学习，在整风期中，我是努力清除了我思想中许多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的，但是，这种努力还不彻底。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实际的斗争，如土地改革等，使我初步的认识了群众，认识了工农兵，在感情上也有初步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不彻底。当自己投身在群众斗争中间的时候，当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我的正确的思想是占上风的。但是入城以后，周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的周围，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在文艺上，他们喊出了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自己有“老资格”包袱，没有努力进行学习，提高自己，也没有寻求党的领导，就使得我丧失了政治上的警惕性，迷失了方向，对于今天文艺工作的严重任务认识不清，不能在新的形势下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不能够坚决地掌握住一个原则，就是文艺必须以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来教育群众；无论是对于工人也好，农民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必须用工人阶级的思想、党的思想来领导他们，改造他们，而今天文艺的任务就是这个。党所交付我的任务是严重的，而我却没有能够认识到我的任务的严重和艰巨，必须保持着高度警惕性，领导着党与非党同志，团结一致，坚决地向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作斗争，才能完成任务。在我周围所发生的许多问题，我没有把它们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来看，没有把它们提高到思想斗争的原则高度来看。因此，也就不能尖锐地、明确地认识到它们的严重性，兢兢业业地、不断地研究思考，并领导着我院的同志们来克服这些不正确的东西，树立起正确的东西来。这就是我为什么犯错误的基本原因。

　　在这次整风学习中间，由于领导方面对于我的帮助，党和群众对于我的帮助，使我对于自己工作上的错误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但这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认识，因为检查正在深入，问题正在发现。比方关于我院教学部门的工作，我在这个报告中间没有提到。但在检查中间，也逐渐发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有待于清理。再则在工作中间所存在的后果，是要很具体地、细致地予以纠正的。这些工作尚有待于以后深入地来做，有待于以后坚持着正确的原则去做的。但是我相信，只要依靠领导，依靠群众，这些工作是一定能够做好的，错误是一定能够纠正的。

　　1951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