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漱溟：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

　　<梁漱溟>

　　从光明日报刊出我写的“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一文之后，曾承沈铭、何炳然、宋云彬、千家驹、张紫葛几位先生各有所赐教。还有张东荪先生一篇文，虽主要不在批评我，却亦提到我而有所指教。又有赵云来先生一简短的“读者来信”，指出我过去言论的狂妄，凡此，我现在一总作答。

　　凡是肯用思想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彼此辩论的；但我宁愿面谈，有愿作笔战。三十年前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后，曾有许多批评的文章，我一概没有作答。只有一次北大同学要求我回答胡适之的批评，因而作过公开讲演，并整理付印；那已是隔离胡文发表一二年之久了。又当我致力乡村运动那些年，曾承千家驹等许多先生在报纸杂志予以批评。这些文章并曾汇印成“乡村建设批判”一书发行。我亦都不答。直到抗战在川，有些同学旧侣峰举为间，我才给他们作几次讲论，同时亦就写出付印。那又是事隔四五年之后了。这次在千先生文中都承他替我说出，或者可让现在批评我的朋友不致太见怪，殊为感谢。我即乘此说明我喜欢面谈的道理：笔墨书写原是面谈的代替品，交换意见只有面谈才亲切。在启发一个人的觉悟上，面谈较笔墨为灵动；在进逼一个人的错误上，它又较笔墨为有力。当然用笔墨写出来亦有好处，那就是便于翻复研索和记诵。凡是真成熟而臻于精炼的东西均宜书写出来：而凡是正在有所究榷讨论，却最好是面谈了。再则，面谈易得认清楚对方意思所在。有不清楚之处，随时也容易找清楚。彼此所以要辩论，无非都是要纠正对方；而往往彼此恰恰是没弄清楚对方的意思，那么，又何能纠正它呢？如果晓得认清对方意思是第一必要，面谈便是必要的。因此，我欢迎一切约期当面赐教的朋友（一二人乃至多数人），而特地声明对此批评文章可能不答。这样亦可免得因我而多占报纸篇幅，浪费读者时光（我觉得这是一种罪过）。

　　我很明白在今天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运动中，把这些辩论文字在报纸上开展是有其意义的。假如真能从这一些辩论而使我折服，一方是有力的指驳，一方是翻然地悔悟，那影响是不会小的。可惜照现在情形去看，不是这样。

　　（举例来说。例如张紫葛先生文内责我说：“第一，他坚决否认自己是改良主义者”。证据就在我原文有这样几句话：）

　　“我从不相信我是唯心论者，亦如我不相信我是改良主义者一样。正如此，所以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向我宣传唯物。——我何尝不革命？我未尝不唯物！”

　　明白一点的人早可看出这是叙述过去而现在并不如此的话；何况下面还紧接着说：

　　但我近来却于唯物观点有所体会了。……

　　这就更显示上文不是说现在，而是自述其转变之前。如其张先生不是不明文理，至少亦是一时疏忽了。像这样彼此往返，岂非浪费笔墨。

　　张先生又说：“第二，他完全没有自我批评。”证据就是统计我全文字数约有六分之四是介绍旧思想的。其实在我早就照顾到此，深恐人家嫌我旧话说多了。所以文章一开头，我先声明：

　　本文分作几个问题以扼要的语句来说一说。对于某一点转变的由来当然要说出；对于未曾改变的意见（旧思想）是不想申论的。但为了分清那个已变，那个未变，有时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些。

　　张先生要算帐，我倒可以同张先生算一算：看那些是超过了“要说出的转变由来”，那些是超过了“不可避免的要提到的”话，还有那些竟然申论了“未曾改变的意见”。张先生的指责势将落空，笔墨又属白费。

　　又例如沈铭先生说我“强烈地歌颂了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革命”，就因为我说它“当旧秩序推翻后，新秩序便豁然呈露”，而说“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却在推翻旧秩序后还要大费一番功夫建造新秩序”。其实这话既毫无歌颂意味，又且不是我个人的话。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只在解除封建束缚，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像是在俄国那样国家）却在破除旧秩序外还大有其组织和建设的任务，这乃是一种很普通的道理，马列书中都讲过的。沈先生又说我“一再说中国必须先实行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其实我原文并没有说，大约亦是他从这里误会出来的。他不知道我除三十年前相信过旧民主外，早已否定了中国要走西欧之路（二十多年来的旧著论之已详，不待举证）。

　　又例如千先生看见我“以无秩序为苦”的一句话，就说我：“在他看来，有秩序就无法用暴力斗争了！共产党亦就没有机会制造阶级斗争了！”其实我原文明明在说：“随着清朝之倒，两千年相沿的旧秩序亦就推翻，特别是其有强制力的那部分被推翻了；在此后，暴力斗争更无必要。”这意思恰是：有秩序——特别是那种有强制力的秩序——才好用得着暴力斗争。又我原文在讲了阶级基于剥削而立，剥削基于秩序以行之后，接着说：“假若有一不平秩序（行剥削的秩序），可以斗争推翻它；没有秩序而用暴力斗争，只是乱上加乱”。这意思恰是：必有一不平秩序乃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机会正要在有次序。千先生不注意看前后文，不从全盘理论上理解那一句话，以致错会了意思，自不免无的放矢了。

　　又例如何炳然先生文中责我“未从阶级之所以成为阶级的根本性质上去了解”。于是他指教着说：“要知道，人类历史上阶级的出现是与剥削现象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阶级现象是随着剥削现象的发生而发生的”。其实何先生太疏忽了，他没有留意看到我原文亦正在说了一句：“要明白，阶级问题要紧在剥削被剥削……”。无待言，这一指教亦就成了无的放矢，白费笔墨。

　　以上只是一些浅显的例子；其他例子不如是浅显，而同样地不解决问题，那就更多不胜举。总起来一句话，照现在情形还没有预期的意义，在赐教诸君虽抱着治病救人的好心肠，但我既得不到好处，又多占了报纸篇幅，浪费了读者时光，实在不是一件好事。要使它能有预期的意义，最好改一改办法。好就是改以面谈为主，面谈有结果再以其纪录发表于报纸。或者一边谈一边记录，或者谈后各自追记，都可以。理想的结果是：一方是有力的指驳，一方是翻然地悔悟。假如没有这样的结果，赐教的先生自认为是有力的指驳；而我不心服，一样可以纪录发表，诉之与论。我愿声明：凡是赐教的先生认为要发表的，都发表，我概不拒绝。只是在赐教一方认为不用发表的，就不去发表它。这样，有许多冤枉辩论自不致来占报纸篇幅了。不知此一合理化建议，各方朋友以为何如？

　　面谈还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宣传我的旧思想。

　　这里亦可以举例来说明。例如千先生对于我说“中国两千多年来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大不同意，责问我说：“真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我于此当然要答复，而说出我之所见。其直接的答复，就是“中国文化要义”第九章那近两万字的一篇东西；而要明白第九章那些话，更须看其前后相关各章。可以说，全书十四章二十余万字直接间接正都在阐明“老中国是一消极相安之局”这一点，都在答复这问题。这并非故意夸大其词。在原文“消极相安之局”这一句，是有其上文的。上文是：

　　中国如我旧著之所阐明：它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不属于一般国家类型的（详于第九章）。它之所以如此者，又源于它很早便是以道德代宗教（详于第六章），以礼俗代法律；其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价乎强制之力（详于第十章）。两千多年来它常常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而非积极统治之局。（见第八章）。

　　上文几句话即是此一句话之所从来。如其要以扼要的语句来答复，那便是上文的几句。但读者如不看原书，谁能明了这几句的内涵意义呢？原文因有“未曾改变的意见不想申论”的声明在先，所以只能如此以扼要的语句出之。既承追问其内涵何指、根据何在、那我就要申论了。然而不申论尚且以宣传旧思想受责，申论起来岂不更要受责！所以例如千先生所质问的，一经我答辩，势必长篇申论之不已，全行刊布在报上是不是妥当呢？

　　若是面谈，就可避免这个困难。我可以口头答复千先生所问。他不满意，我再答复，直到差不多他点头为止，或我终于无话可答为止。所有这些问答，千先生认为有意义，就发表；否则，不发表，以免宣传我的旧思想。

　　（面谈最大的好处，是比较着有希望能解决问题。）

　　我愿正告赐教诸君：我是迫切希望解决问题的——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同时亦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我这样说，人家不点头；人家那样说，我不点头。特别是有关老中国应当如何认识的那些问题，由于不得定论而不得其所安。“宣传”二字此时在我完全说不上的。不过有些在人以为是公认的说法，我企图否定它；有些在我颇具自信而没有得到公认 ，我要争取它。即令一切不如所期，而自己错误得到纠正，亦复痛快。因此凡是针对问题、抓住要害地批评辩论，皆我所期待而欢迎，只不欢迎“不顶事”的文章。

　　为了求着能解决问题，让我把赐教各文未能解决问题之故，在这里说一说。赐教各方之所以未能解决问题，除了有些地方是因错会我原意之外，多半就在未能针对问题，未能抓住要害。

　　例如宋先生的一文，首先就说他不打算在老中国应如何认识的那些问题上跟我驳难，如沈先生之所为。他相信这是无效的。其实要纠正我的思想不在这些问题上跟我驳难，才真真是无效的。因为这正是我思想根本我在——要害所在。而且事实上凡要批评讨论我那篇文的，亦不可能避开这些不谈。所以其结果，宋先生说是不在那上边跟我驳难，后来还是驳难了不少。不过其驳难就更空洞无力，只是一些叱责的话，如：“什么叫‘缺乏阶级’，简直不成话！”“思想混乱！”……。

　　又如千先生的一文，亦有同样情形。他把我原文所说划分开，一边是我“点头的”，一边是我“还点不下头来的”。他指出我在某些问题上虽得出算是正确的结论（点头的那一边），但其所从来的基本观点却没有对，因为我根本思想未变，（还点不下头来的一边）。奇怪的是他亦不打算从根本地方纠正我；他说：笔者在本文内并不打算对梁先生“还点不下头来的”地方有所论述，希望他点下头来；因为那不仅是我的微薄的能力做不到，恐怕任何人也是做不到的。

　　事实上千先生文章虽从检讨我“点头的”那一边入手，后来亦还是不可免地讨论到那些根本问题上。他不像宋先生那样作空洞的叱责，然其对我不能发生有力影响则一。

　　其余沈、何、张几位先生的文章，倒没有不谈根本问题的话（如同宋千二位），却是依然不能针对问题。

　　例如沈先生一文便是分就：“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那几点来讨论的。何以他依然不能针对问题呢？请看他的文章，在“旧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那问题标出后，开头便是一句：“是封建社会”的答案；接着便是“众所周知”；如何如何。这就没有针对着“问题”。因我未曾简简单单说中国不是封建社会。我原文明明这样说：

　　（它是否就已从封建解放出来了呢？那亦并没有。如我所说，它时不免“逆转于封建”的。）

　　你说它是封建社会，我亦没有说它全然不是封建社会，问题初不在此。问题乃在我说它是在封建的门里门外打转，不通于通常的封建社会。其历史关键，则在于我说的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已陷于盘旋而不进那一层土；其理论争点，则在于我确认它是“盘旋不进”而否认它是“进步慢”那一点上。这是一个很精细的问题，要针对着这里批评我才行，囫囵吞枣地讲是封建非封建有何用？

　　其余不多说了。

　　我以为这都是我们没有作面谈的原故。面谈的时候，诸位先生就易得清楚我的问题何在，而针对着问题向我进攻了。假使不中要害，我还可以拿出问题来请教。因为彼此实在都想解决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不会让彼此的话说向远处去，说向不相干处去。——这是一层。

　　还有一层。赐教各文之所以不解决问题，是因为要指教就非看“中国文化要义”那本书不可，而诸位先生却大多没有看。譬如关于中国的封建问题是那样难于剖辨；而我的意思又那样曲折，万不能寥寥数语了之；而我因为声明过“未曾改变的意见不加申论”，就只能寥寥数语而止。谁既然要在这问题上赐教，就要看看我原书到底是怎么样讲法，寻出其致误之由而后下批评。否则，单对于那结论式的一两句话表示拒斥，只省事，却不顶事。然而我知道要诸位先生看我的原书是不容易的。而且几十万字的一本书，一时间也难摸着头脑、得其要害；如像何先生那样，他看过后的印象就只是“的确过不少书、想过许多事情”。所以我才提议面谈。面谈时，谈到某一问题我马上可以把原书大意说出来，至多不过检出原书那一段请看一看。用不着多费诸位的功夫，而问题要害却隐隐抓在诸位手里。这样进行辩论，才有能解决问题的希望。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勇士不能自举其身”。“医不自医”。这些俗语是可玩味的。现在赐教诸君好比是医生；你们无妨就把我当作是一个病人——思想上有病的人。我愿意你们亲自来切实地进行检查诊断，而后对症下药。这个病决不在浅处，不是用眼望一望就知道的。若漫然想着这个病好认，这个病好治，那就错了。我且作一段“病者自述”，以供检查之参考。

　　我从来无意乎学问，更不承认自己是学者，只愿作一个有思想而实践其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见解亦就多从一生践履中体识思考而来。“中国文化要义”自序上说：

　　（上略）我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是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从而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中略）从一面说，其动机太接近实用，不足为产生学问的根源。但从另一面说，它却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不是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从活问题和活材料，朝夕寤寐以求的一点心得。其中有整个生命在，并非偏于头脑一面之活动；其中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中略）就在为中国问题而劳攘奔走之前若后，必有我的主见若心得。原来此一现实问题，中国人谁不身预其间？但或则不着不察，或则多一些感触，多一些反省。多感触、多反省之后，其思想行动便有不得苟同于人者。纵不形见于外，而其衷之所存未许一例相看。是之谓有主见，是之谓有心得。我便是从感触而发为行动，从行动而有心得，积心得而为主见，从主见更有行动，……如是辗转增上，循环累进而不已。其间未尝不读书。但读书只在这里读书，为学只在这里面为学，不是泛泛地读，泛泛地学。至于今日，在见解思想上，其所入愈深，其体系滋大，吾虽欲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其可得乎？例如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从乡村运动中积渐作成；其中讲到我对中国问题所由形成的背景的认识，讲到我对中国问题如何解决的途径的想法。而“中国文化要义”则从是“乡村建设理论”那书的上半部——认识中国问题之部——发展扩大而来，即所谓“根追到其历史其文化，不能不用番心寻个明白”者是。其中讲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在今天思想上其不为人所许就在此——就在强调中国之特殊。然而我一切见解主张却几乎无不本于此。那么，这就成了问题了。说病，病在这里。它早不是一天的病，而是四十年来积渐成长的大病。

　　我一直生活在病中，甚且可以说“依病为活”，殊不自知。如果不是全国解放有这两年的新事实在教训我，还不得有所发觉。然而自己发觉的只是某些症象——某些见识之不足或判断错误。对于病源只看到一点——不自觉地还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在依据当前新事实校正了自己某些见识不足或判断错误之后，旧根本理论并没有被牵动。于是就在原来基础上建立起新见解。“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的自叙正是如此。千先生在这里倒是看得清楚了，他问：“梁先生两年来的思想转变，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他又说：“自以为思想搞通了，其实没有通”。的确！我所通的是当前新事实和我旧理论之间的那个“通”。

　　只须在我胸中没有什么不通的，自然依旧活下去；更大的转变是无从而发生的。宋先生不明白此理。他叫我“干脆把那套旧看法旧想法完全丢掉”，而不要“改掉那几点，保留那几点”，好像处理屋内大小家具那样机械地来处理思想，是办不到的。

　　人的思想总是求通的，通不下表，才变；变则通。总是变以求通，断没有“变以求不通”的。我之所以没有更大的转变——转变到根本上；一面是因为这样变已够通，另一面是因为不能向不通处变。“不能向不通处变”这句话何所指呢？在前我不是说过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有“整整四十年生活体验在，并不是一些空名词假概念”。我既从四十年生活体验根追到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并旁与世界其他历史文化相比较对照而既得其说，这就是通乎一切的一个通。今天思想不许可我的说法，将何以通此一切？此即所谓不能向不通处变。

　　不许可我的说法，亦是可以的；但须有以处此一切事实。我最后坚持不放的，将是我所掌握到的事实。空名词假概念坚持不了，而事实则任何人抹杀不了。我之欢迎医生对我的病（中国特殊论）切实进行检查诊断，是怀着两个希望的。第一自然是希望给我治一切大小病痛——思想上种种错误不对。第二我还希望医学界在对我这病的检查研究中有新发现，在医理上作出新结论。斯大林不是说过以下的这话吗：

　　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改进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而丰富起来，——因而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的公式和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底敌人（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第六三页）。

　　这就是我第二希望之所本。

　　末后我必须表示对各位先生的感谢。因为各位的赐教，对我确都有着益处的。本文简略，对于各位文内所有的批评未能尽行答复，意在另俟机会当面解释，不在此多占报纸篇幅。乞谅。

　　此外还有对各位先生的赐教须得在此分别致答的几句话：

　　张紫葛先生和赵云来先生都严肃地指点我应该自己彻底批判，自己切实检讨，其意最是可感。我曾想我应该作的检讨约可分为三层：一是检讨我的立场；二是检讨我的理论；三是检讨我的罪过。上次那篇文多半在谈理论；于立场少有检讨；于我的罪过就没有提。现在还应该侧重立场问题和 自己有那些罪过来检讨，可能有一文于最近写出。

　　张先生怪我好像写了一篇“论中国问题”，但翻来覆去就是一个囫囵的“中国问题”，不知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回答：我平素于此论之已多。“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两句话，我所谓中国问题大致可于此点出。其详情看旧著。

　　宋先生提到那年（一九四一——四二）我从香港脱险到桂林，曾经在“文化杂志”上“发表”给我小儿的信，内中说我如果遇了难，“不但中国亡，乾坤或几乎息矣”。这必须声明：那信不是自己发表的；那信的原文亦不是这样。那信上原文，先说了自己某些任务尚待完成，而前说：“现在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辄，那是不可想象的（不会有的事。）”虽说还是一样狂妄自大，但说话不是那样欠通。宋先生整篇文章似就在忠告我不要自高自大，那确是我的老病根，应该时时警省的。

　　张东荪先生文内指教我的话，约有三处：

　　（一）阶级的存在与阶级的斗争，无论的那里都是有程度差异的，尽管程度有差，而从其本质来看，阶级还是阶级。当我在谈中国阶级问题时，有因其程度之差而忽忘其本质之嫌。我可以这样回答：阶级的本质在这部分人占有那部分人的劳动，即剥削那部分人；但剥削必藉一种秩序以行，而这种秩序却没有不依靠一大强制力的；此即所谓国家。阶级在各地方均有其程度差异，亦许是的；只怕没有像中国这样不像一个国家而只像一社会的地方。我常说它是融“国家”于“社会”，以“天下”而兼“国家”，其义非一言可尽。在前曾有“旧中国在封建社会的门里门外打转”的话；在此又可说它是在“国家”的门里门外打转转。离国家而有阶级，如果不易想像，那么，中国之阶级问题之不同乎一般，亦就可以知道了。

　　（二）社会改造是要从其“本身翻出”的，即必资藉于被压迫阶级的战斗之力；但人们却往往忘了这个关键。张先生说他和我亦同样是遗忘了。其实张先生忘了，我倒并没有忘。这是可与上面接联来谈的。我正从阶级矛盾而深有悟于国家之为国家，并从而就懂得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为改造社会所必要。为什么我自己在中国却坚决不走暴力革命之路呢？这亦不是像张先生所说的“希望牺牲愈小愈好”。没有别的，这正由我见于中国在阶级问题上之特殊，在“国家”这机器上之特殊，从而要变更（或取得）其政权亦自有其路而不同一般。我从未反对共产党从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而是判断它从阶级斗争夺不到政权（上次我那原文即此意。）旧著“乡村建设理论”，尤其是“乡村建设理论提纲”和“乡村建设纲领”那两小册子，言之甚明；不过张先生没有看过。

　　（三）“唯物并不是对物作静观”——这句话似亦在指我讲的唯物没有讲对。但我看了张先生那段文字尚未十分领会，只有容待当面请教。

　　这篇草率不恭的答复就此为止。

　　 一九五一年、一二、二六

　　来源：原载1952年1月1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