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完全是从旧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过去关在实验室里，自命“清高”。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检查一下，觉得以前所犯的错误，实在太多，差不多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容易犯的毛病，我没有一样没有犯过。下面就是我自己的例子，很愿意提出来讲讲，使得大家明了，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把脑筋改换过来，是不配当人民的勤务员的。

　　我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封建家庭，自从进了初等小学，脑袋里就充满着向上爬的思想。在小学的时候，父亲曾经请了一位算命先生，这位先生将我的八字排好之后，恭恭敬敬地说：“这位小少爷的八字，是双飞蝴蝶格，格局高贵异常，一旦矢志攻书，定许名题雁塔。”父亲当然兴奋得不亦乐乎。那时我只有七八岁，站在旁边，也不禁笑逐颜开，说不尽的高兴。等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以后，出洋留学以前，暑假寒假回到家中，还要翻翻我的命书，引以为快。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初入门径的生物学工作者，对於达尔文的学说，也有了一些认识，但还是很可怜地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在旧社会里，无疑地，我的思想意识里，只有一个个人的前途，时时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决不会为这个“命运”的胡说所迷惑。到后来我还要讥笑比我爬得快、爬得高、或者一直爬到人民头上的人，说他们投机取巧，卑鄙龌龊。但现在反过来想一想，当时自己也何尝不在爬的过程之中呢？不过爬的速率和方式，有一些不同而已。

　　自从进了南京高等师范，我就没有用过老家一文钱。那时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以为可以对得起老家。不知道老家的钱，都是从农民身上剥削得来的：在高等师范所吃的白饭，出洋留学四年，用江苏省官费四五千美金，也同样是人民的血汗。总之，我一生都是用人民的血汗来念书的。等到留学回来，虽然在中央大学教了五年书，但所教的学生，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子弟，没有教过一个工农的子弟。虽然也做过一些研究工作，但都是在自己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兜圈子，并无计划性。心血来潮，今天愿意做变形虫，就做变形虫；明天愿意干纤毛虫，就干纤毛虫。不去问问做出来、干出来的东西，究竟对人民有什么利益？一直到解放为止，将近三十个年头，我的工作差不多都是脱离实际的，我的作风是一贯自由散漫的。当时我所专门研究的一个范围——原生动物学，在国内没有第二个人的资格比我还老，而且很享盛名。今年在国内多发表几篇论文，可以提高我一些地位；明年在外国杂志上再发表几篇论文，更可以大大地提高我的地位。人家恭维我，我表面上虽则谦虚，心里头着实好过。大有“而今中国的原生动物学舍我其谁哉”的感觉。那时我也希望把我的工作搞好，但希望的目的是：工作搞得愈好，我在科学界中的地位，可以站得愈稳，还可以倚老卖老，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到解放以后才听到的。

　　过去的中央大学，是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发展改变而成。因此后来中央大学的一个小集团，旁人就称之谓“南高东大”集团。这个小集团充满着陈旧崇古的保守性和宗派主义的狭隘性。我是从这个小集团内很早孵化出来的产物。小集团的一般思想情况，也就大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情况。五四运动刚才开始的时候，北京大学提倡做白话文，南京高等师范起而反对。当时南京高等师范所出的“论衡”，就是反对白话文的工具。我虽没有在“论衡”上发表过文章，但也是口口声声反对白话文的一人。等到我女儿上学之后，读书不到两年，就会提起笔来写信，我才不反对了。不反对的原因，也只是为我子女容易读书起见，自己还醉心於古文。有时写科学的文章，还想套袭桐城派的章句。从未自己问一问，这种文章写出来，广大的群众是否能看得懂呢？当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四川北碚的时候，至少有两三年为了做好古诗费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业务工作，做得很少。我自己“陶冶了我的性灵”，但前方后方的劳动人民，天天在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蹂躏践踏之中，他们的性灵是什么样呢？相形之下，如何对得起人民呢！

　　中央大学从开始到抗日战争末期，历任的校长如朱家骅、罗家伦、顾孟余等，都自北京大学出身，或者是和北京大学很有关系的人。“南高东大”的集团，始终是满肚子里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并非因为这些人那是反革命的头目，否则像蒋匪介石也居然一度做过校长，为什么并没有人出而反对呢？不高兴的原因，主要的还是一个宗派观念。中央大学的架子是摆得很大的，但高高在这个大架子上面的人，并非自己集团出身的人；而且换来换去，还是一个“老冤家”，感到不成体统。面子上既不好看，心里头更不舒服。一方面朱家骅等做校长的时候，对於全校师生，有很多压迫的地方；但另一方面，这个小集团也在一院之内，一系之中，尽量酝酿着“南高、东大、中大”清一色的把戏。自己的学生尽管糟得很，癞痢头儿子亲生的，终是要另眼看待。我到中央研究院以后，添聘年轻的人，有时多聘了别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少聘了或者不去聘中央大学毕业的学生，就要受严重的批评。说我没有照顾到母校母系，忘怀了自己的根本发祥之地。有时要添聘年纪较大、能领导研究的人，如果和集团中人商议，说来说去，被推荐的终不外乎是自己的同学。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先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盷其人者。解放后不久，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有好些人感觉得很不自然，人民政府凭什么不把中央大学改成原来的东南大学呢？很明显，这完全由於宗派主义的传统思想还在作祟。

　　现在新中国所有的大学，不论什么名称，都应该由人民掌握的了，不能为一个小集团所支配了。我们必须打破宗派观念，放弃小集团，站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个伟大的立场上。

　　从前我是不习惯於集体的生活，怕组织，怕纪律。我所欢喜的是单独的生活和单独的工作环境。同群众是非常隔膜的。一九三四年进了中央研究院，真是适合我的胃口。直到解放为止，整整有十五个年头，做了反动政府当点缀用的一只花瓶，更看不见群众的力量。群众对於我呢？不要说反动政府“翰林院”内的花瓶。就是一个大户人家的花瓶，安安稳稳放在客厅里面。劳动人民也是难以看见的，即使偶尔看到，望也不敢多望一望，还敢去亲近他用手摸一摸么？我还记得当蒋匪介石要做总统的时候，伪政府进行了改组，以朱家骅、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争取了直接隶属於伪总统府的机会。於是花瓶声价，更增高了百倍。全院的人，十之八九，也都引以为喜。我又记得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以后，前中央研究院的朋友们开了好几次会，讨论关於新中国的科学院应该如何组织，有好些人对於所谓隶属问题，还想考虑，希望要隶属得高一些。但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乎隶属的高低，而在乎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建立新的立场、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使学术研究，和广大人民的实际需要密切相配合。隶属得高，隶属得低，都一样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决不再把我们当作花瓶用了。我们应该尽量发挥我们的力量了。

　　本位主义和关门主义，是过去中央研究院一贯的作风。一个所长经费争得愈多，表示他的行政权威愈高。一个研究员图书、仪器买得愈多，表示他的研究能力愈大。大家只管扩充自己的地盘，地盘大了，可以夸耀於人。那里有闲工夫照顾整个院的全面，更没有闲工夫照顾人民有没有痛苦。认为自己的工作终要比人家的工作高出一层；自己训练出来的人终要比人家训练出来的好得多。表面上虽然互不得罪，但背后头彼此常说坏话。研究员和研究员之间，所和所之间，时常存在着不少的隔阂。特别是各所之间，大家很少来往，仪器药品也难得借用一下，整个的象牙塔，当然也关得紧紧的了。内部尚且如此，对外更谈不上有联系。而且自高自大的态度，人家望见了还要退避三舍，如何敢来亲近我呢？过去人家骂中央研究院关门主义，我终是以为与我无关，被骂的不是傅斯年，就是汪敬熙。等到一九五○年中国科学院举行第一次院务会议的时候，各所的任务和工作计划，都在小组会议上请院外专家及产业部门的代表提供意见，加以批评。真是见所未见，我方才觉得自己在从前也犯过关门主义的错误。

　　解放以后，我忽然听到了“买办的科学家”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奇怪，科学家为什么会变成买办呢？后来分析分析，过去即在中央研究院中，就有不少科学家的确有买办的思想和作风。最特出的是汪敬熙。他对於中国国内研究科学的人，没有一个瞧得起的。在他周围的同事，都不在他的眼中。少不如意，还要大发雷霆，肆口谩骂。但是对於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恭而敬之，态度完全两样。在他脑筋里面，在中国只有他是可以配得上做科学家的。其他真正的科学家，都生长在美英帝国主义国家，中国是没有资格生得出来的。只有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做的工作，可以做得比他还好；其他的中国人，如何能及得来他。这种行径和想法，还不像洋行里的买办么？中央研究院历任的总干事，我所最佩服的有两人：一是丁文江，一是萨本栋。这两人脑袋里也是充满着买办的思想。无论什么东西，说来说去，终是美英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比中国的好。二人对於我觉得样样都不差，只有一样他们认为美中不足，就是我的英文说起来不很流利，写起来也不十分高明。但是我在当时写研究论文，篇篇都是用英文写的。嘴里头说，用英文写因为要和国外科学家交换；心里头实在另有一种想法，用中文来写，恐怕要降低我的论文的价值。丁、萨两人先后在中央研究所执行英美式的政策，当时我都非常拥护。他们做了中国科学的大买办，我也做过中国科学的小买办，自己还不觉得呢！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

　　一九四九年的年底，中国科学院把以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重新调整的时候，我的情绪闹了许久，经过了许多剧烈的思想斗争。当时大家所犯的毛病，不外乎两个：一个是不肯放弃小圈子，一个是不肯改变自己的兴趣。小圈子就是小集团，现在不能再存在，必须打破。个人的兴趣，当然很重要，对於自己所做的工作，不感兴趣，做起来就很难做得好。但是人民的需要，比较个人的兴趣，尤其重要。如果真正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向群众学习，澈底了解目前国家的迫切需要，我想新的兴趣，也会产生出来。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愿意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向，以配合目前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空前伟大的新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属於人民。科学不能例外，当然也属於人民。因此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无条件地为了人民。为人民解决问题，为人民谋福利。我们不能再效法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英美式的科学家了。我们不能再强调个人的兴趣了。我们必须向苏联科学家学习，效法他们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方法。

　　过去的缺点和错误，是说不尽的。但我们如果能够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抛弃一切自私自利的旧思想，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有勇气向群众学习，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变旧的态度，革除旧的作风；我想我们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有可能成为人民的一个勤务员，都能够为建设新中国而发挥我们最大的力量。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