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传鼎：我的反省

　　<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

　　读完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后，我有许多体会，这里我仅就立场一点来同大家谈谈。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威尔斯对技术知识分子寄有高度的幻想，他以为知识分子自身能创造“奇迹”。斯大林极明确地指出，技术知识分子不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他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的确，斯大林对大知识分子是富有经验的，他说：“在旧制度中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站在自己方面给自己服务。他们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决定於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很明显，只要不是蠢才，都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中应有的地位是很清楚的，问题在於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

　　前几天我读到光明日报上师大董渭川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在今天用政治学习以改造我们的思想。就我个人的体验说，大体上有些类似威尔斯去见斯大林。”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和威尔斯不同的：首先，我们虽然是从旧社会来的，但又生活在伟大毛泽东时代的新社会中，我们是可以改造的；其次，在过去，我们之中有些人比威尔斯还要落后（我就是其中之一），要原封不动地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更需要改造。不过无论如何，威尔斯谈话中有一个基本障碍是值得警惕的：要想改造，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排除偏见。旧的不肃清，新的进不来。据威尔斯自己说，他是要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非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实他并不是“普通人”，也不可能“超政治”，他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行动。

　　我读完这篇文件后，就立场问题从两方面来反省自己：

　　第一、关於学习资本主义的迷梦。张重一先生在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中说过，他对於学西方文化也曾怀疑过。我应该坦白地说，在解放以前，我的言论，行动，一切一切都足以证明，对於所谓西方文明我并没有怀疑过。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北平期间，我如果多日不见美国杂志心中的确非常难受，钱俊瑞同志所指出：“有些人两个月不见英文书报，心中如丧考妣”说得并未过分。我过去教书用英文写纲要，无评判地介绍英文教材，甚至於鼓励学生用英文写报告，可以说是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毒。我逃避革命，留学欧美，更能说明我过去迷信西学的程度。

　　我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心理学，不可避免地是为英美反动资本家服务的。我曾经把劳苦大众反对经济剥削，进步分子反对政治压迫的行为看做“反社会”行为，当做心理不健康的证据。我企图研究个人心理卫生来解决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问题，这完全是从英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出发的，与威尔斯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相符合。

　　一九四八年我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去改造个人性格来达到保持世界和平的愿望，如何利用心理卫生运动来改良社会秩序。这个观点充分表示英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本质。我参加这种讨论，充分证明我要在反动阶级集团中发挥作用，我和敌人打成一片，不知道爱自己。

　　通过学习和讨论，我明确地认清了，世界和平问题、社会秩序问题不是改造个人心理健康所能解决的。它是社会制度的改造问题。这个论点斯大林谈话很清楚地提出了。我相信只有由无产阶级的领导，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从而建立合理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个人心理健康才能根本有所保障。所以说，新时代的心理工作者必须是真正的澈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我要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

　　第二、关於爱与恨的问题，也还是立场问题。因为在学习以前，我从来没有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去认识帝国主义分子，所以自从和帝国主义分子正式开始接触以后，我就抱了纯业务观点，很糊涂地把他们分成好的和坏的两大类。我要反对坏的而拥护好的。这说明我曾经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失去民族立场，为帝国主义服务。起初我总以为我仅仅高度地出卖劳动力。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在整整的九年当中我除了大病一次，告假二周以外，平时未曾缺课一小时，这可以够得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帝国主义分子，前辅大教务长兼心理系主任葛尔慈赏识我了。我自以为是出卖劳动力，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吗？开头，我具有偏见地认为本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是的，我没有和葛尔慈谈过世界大事，国家政策；没有和他提过一句关於政治问题的话；更没有送过情报。问题发生了，有人问我：当时我为什么不到解放区去出卖劳动力呢？对的，那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个选择充分表现我的落后性。当时为帝国主义服务可以做学问（这学问两个字应该打个问号），所以我选择辅仁。经过分析再分析，我自己反省，敌人为什么对我有好感呢？我受过他的气没有？有的。我表示什么态度呢？“让他便算了，反正他教过我，是我的老师。”得了，这就是奴才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我不只选择辅仁，我还有所追求。我全心全意要爬到资产阶级顶上。最后我连家庭生活也不顾，帝国主义分子前辅大校务长芮哥尼送我到欧美留学，花两年工夫得了鲁文大学博士学位回家。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回到祖国时，北京已经解放了，我把学位证书上的“最优等”字样给芮哥尼看，他称赞我，请我吃一顿饭，座上还有前比国驻京总领事夫妇作陪。这是敌人认为满意的事，我得到敌人的欢心了。

　　我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从前有些辅大同人问我；“葛尔慈向来不理我，而对於你倒非常亲近，是什么道理？”我的答覆是：“那因为你不大会说英文自然有隔膜。”又有人说：“葛尔慈责骂过我，也责骂过别人。”我毫不迟疑地认为：“活该，谁叫你们工作不力，那是你自己的不好。”可怕的很，当自己的朋友受敌人责骂的时候我还认为敌人做的对，这说明我过去曾经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做敌人的保镖。我有这种错误思想，今天看来实在不能当教师，应该痛下决心实行自我改造！

　　敌人为我投资，最初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辅大举行大控诉会，斗争德籍神甫李士嘉的兽行之前，我对帝国主义分子始终恨不起来。对个别分子不但没有恨，而且还有爱。这是什么心理？——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的背后就有故事了：我分不清敌我界限，没有站在人民这一边。这种情况可从三个具体的事实上看：

　　（一）解放后辅大心理系反帝斗争没有展开，最主要的原因就的确是为了我受过敌人的“恩惠”（毒害），有意维护敌人在辅大半统治的局面，存心不实行斗争，不忍伤害敌人。这是什么心理？由於当时情况相当复杂，我美其名说是“和平共处”，其实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从现在看过去，当时处境确是十分困难的。第一，行政当局，包括我们的校长，也维持葛尔慈当系主任；第二，学生觉悟程度不够，斗争起来也不容易。但是我问问自己，“我当时怎么想？”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说：“当时并没有想斗争的意思。”所以说，最基本地是我自己尚未觉悟，还没有坚决地站到反帝的这一边，当时我没有坚定的民族立场。帝国主义分子狰狞的面貌，一天比一天明显，辅大全校师生忍无可忍，斗争愈加剧烈。政府根据人民的意志，接管了辅大。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是：“芮哥尼，葛尔慈，你们赶快走吧，以免留在这里受罪，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事了。”这可以说明，我当时对敌人还多少含有某种程度的爱，多么危险！

　　（二）一九五○年六月，我代表学校当局出席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在讨论大学规程的时候，我驳斥前津沽大学教务长的荒谬言论，芮哥尼知道了，找我面谈，大加责骂。我没有表示反抗，只是说：“我所说的一切可以代表辅仁大学校务委员会的意见。”从现在想当时，我对旧日林傅鼎应当加以痛击。我那种表现是非常恶劣的。我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说，“校委会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我要揭穿你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我竟然以第三者的地位自居，在无可奈何的时候说：“那是校委会的意思”，没有勇气“得罪”他。这是站在什么立场呀？

　　（三）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闭幕了。辅大同人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愈形剧烈。我首先向校长请求易地而处，让我接受燕京大学的聘请，表面的理由是“到那里也许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是脱离战场，逃避斗争，不忍向敌人开刀。校长没有答应我走，我也怕人家批评，没有成行。随即我找出了第二种逃避斗争的机会，代表华北十八院校到福建去主持联合招生的事。结果在学校轰轰烈烈控诉芮哥尼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时候，我躲在一边去作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我既不敢自己打敌人，又不愿意看朋友打敌人。这种心理表示对人民没有爱，对敌人没有恨，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威尔斯为资本主义国家找出路，我为帝国主义分子找出路，我维护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

　　以上材料说明了过去我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维护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从来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又因为阶级出身的关系，我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关於敌人的罪恶我虽然看到了一些具体事例，但受过他们的毒害，做了他们的俘虏，不忍下手去斗争。这对於人民利益有极大危害。

　　经过不断的学习，实际工作的锻炼，朋友们的帮助，我慢慢地觉悟了。在朝鲜战场中，我亲眼见到帝国主义的残暴与凶恶，成千成万的祖国优秀好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打帝国主义。敌我势不两立，如何能和平共处呢？因此我不能不痛恨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过去我对芮哥尼、葛尔慈表示亲善，难道他们和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分子有差别吗？肯定地说，没有差别，芮哥尼之流比有枪的敌人更毒辣。他们是侵略阵营的高等参谋，同时又是指挥者。我控诉他们，芮哥尼之流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反动头子，万恶的反动头子，他们直接受罗马总部的控制，向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进攻。他们所主谋的文化侵略培养出数百万的大小知识分子为帝国主义服务，叫他们做人民的敌人，过去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痛恨那戴着假面具来进行文化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包括芮哥尼和葛尔慈，我过去受了他们的反动教育，为反动资产阶级服务，为帝国主义服务，失了民族立场。因此我也痛恨自己，因为我过去一举一动无形中间接地危害了祖国的人民。解放前我教过那么多学生，他们所受的坏影响我是应该负责的。我活到生命的第三十八年才开始站立在人民的一边。现在我认识到一些，还是很不够。谢谢党和人民给我的教育。我受了党和人民的教育，从实际斗争中学习，以及最近从民盟的工作由得到锻炼，才开始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真正做了中国人民。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我的认识还很不够，我要下决心加倍努力学习，不但要学会站稳人民立场，而且还要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做新中国人民的教师。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