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滕大春:我对敌友认识的检讨   <河北师范学院教授、滕大春> ## 一、三十年来一贯亲美恐苏   我坦白承认:在人民解放运动胜利以前,甚至在胜利很久以后,我对敌友之分是糊涂而错误。我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对苏联心怀畏惧,这种谬误的思想意识支配我三十年的岁月。   我学过中国近百年史,那苦痛的历史教训使我疑惧一切外国人。我把资本主义国家看成白色帝国主义,把苏联看成赤色帝国主义。我想中国只有发奋图强,否则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过,我绝未把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的等量齐观。我觉得美国可以为友,自童年起,我就感激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它使我国免於瓜分之局;我并且感激自鸦片战争后,列强中只有美国未占中国领土。这些印象树立了我对美国怀有好感的初基。抗战期间,我误认美国援助中国才得战胜日本。师友留美者更对我称道美国民主、自由,可羡、可爱。所以我很崇美,也很亲美。我不恐美,因为我根本不假定美国为仇敌,不相信美国会侵略中国。在另一方面,我对帝俄侵略中国的史实忘不掉,因而从未敢深信苏联。在苏联革命之初,看到白俄浪迹天涯无家可归,我很嫌恶其惨酷。我不崇苏,不亲苏,我恐苏。我毫不怀疑地迷信美国优於苏联,在感情上倾慕美国而疏远苏联。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我赞佩美国的教育和社会,我心安理得而不知羞耻的接受一九四六年冬季美帝国主义“恩赐”的毛毯和奶粉;我且费尽筹划去到美国留学。我也为这种心理所支配,不太接受进步友人的言论。有人说苏联会无条件的援助弱小民族革命,我笑他们的宣传是过度天真和幼稚。我以为相信任何国家无条件援助中国,是缺乏常识。总之,在有意无意之间,我很替美帝国主义尽过代言人的职责,而且由於我那坚信不疑的态度和假冒客观的立场,也曾影响过一些人的思想意识。   早在一九○七年,斯密司在其所写“今日之中国与美国”上曾说:“那一国能教育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它就能在精神上和商业上取得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把中国青年引诱到美国来,美国便能用最圆满最有效的方式控制中国。”这种政策的澈底毒辣,我深切理解。我在一九四七年春季赴美,就果如斯密司所预料,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把我麻醉了。我由一个贪污腐化、物价飞涨、特务横行、而且在八年抗战后满目疮痍的中国,突然进到美国,一时不禁欣羡其表面的繁荣。那操纵在资本家掌握中的广播、报章、杂志,天天叫嚣美国的富强,更使我一步深一步地走进迷魂阵。我常想中国应当建设得像美国那样好,但我怀疑几时才能把这梦想实现。我自命超政治,对革命原就缺乏理解,受了杜威的影向,更幻想以教育代革命。我逐渐认为久经战乱的中国应当与民休息,认为国共战争大可不必。我当时服服贴贴的成为美帝国主义欺蒙的俘虏。我当时的思想简直在走向反动。   如今我通过政治学习,挖掘这种谬误思想的根源,始而认为以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使我看不清帝国主义的阴险本质,才敢於认敌为友。继而我不以此种解释自恕了。因为我以往极不满意那反动政治,如果肯於用心向前追求,很可能由进步友人的帮助,渐渐走向革命。可是我未走此一着,反而出洋留学去了。我痛责自己思想的懒惰。再向深处掘,我也不能满意此种解释,因为懒惰是病象而非病源。真找病源,我最后找到我那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了。记得当时我在国立编译馆工作,看到费巩教授失踪,李、闻两教授被害,其他许多教授被陈立夫解职,使我虽厌恶政治黑暗而求明哲保身了。革命要牺牲、不如出洋留学向上爬。这乃是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表现。因为自己根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所以在革命和安守的选择上,在敌友的划分上,都有其必然的表现。我个人的利益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一部份一致,苏联是无产阶级的旗帜,情形就大不相同。我之亲美恐苏,实质上并不是政治认识不足和思想懒惰的结果,而是我那阶级立场的产物。 ## 二、联英联苏和铁托路线的缪想   我在思想上的初步转机始於一九四八年秋季。当时人民解放运动博得全世界绝大注意。我由报章和与友人谈论中对此运动兴趣日浓,并且逐渐成为感情上的参与。那时我们在异国过着穷苦的日子,外汇已买不到,豪门子女反而接踵到美,大显威风,我心怀不平,痛恨反动政治更深,切望解放胜利心理更强。恰好友人帮助我,读到进步书刊,肃清我过去对共产党的疑惧。有些分子造成壁垒,打击进步同学,辩论争吵以至讥诮嘲骂,这反而激得我更勇猛更坚定。在北京围城时,我函阻爱人逃往台湾的计划,劝她由上海飞北京。在谈论援蒋时,我曾给不少期望我表示感谢的美国鬼子泼一头冷水。我说援蒋军火就是叫蒋屠杀中国人民;如果美国政策不改,我回国就首先反美。一些思想意识模糊不清的洋人都大为吃惊。的确,我当时已看清美援的根本性质,我在心情上开始恨美国了。   我这转机是极为脆弱的。我在本质上仍旧是抱持小资产阶级的老观点。这可由我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说明。我最初厌恶“一边倒”这名词,我愤恨为何中国不独立自主,硬要盲目的给苏联“作尾巴”!我一向怀疑苏联;当时南斯拉夫的铁托问题发生,我诧异何以中国不接受当前历史教训,为何不一面联苏而一面不放手美国,来个以夷制夷!把美国抓在手里不更可向苏联讨价还价?不更可利用美国完成工业建设?在毛主席访苏居留较久时,我当时不辨真伪,认美报所载“苏联压迫接受条件”为蛛丝马迹不无可疑。一九五○年八月我坚持返国,有人说:“在苏联统治下的中国,生活不是好过的!”我未承认,也未否认。我暗中提高警惕。   以上说明了我的亲美思想在当时刚刚有些动摇。崇美心理未改,恐苏心理未变。我那时的转变,不是因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更明确的理解,也非由於看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真实优越性。我那“以夷制夷”的想法不仅是幼稚和糊涂,简直是要倒向帝国主义,放弃革命斗争。我恨美恨之不深,仇美也仇之不切。不但不深不切,简直仇恨得不中肯綮,不得要领。这都说明我那时的转机缺乏正确的基础。我是原封未动的小资产阶级,我并未站在人民的立场,因而无从由正确的观点分析敌友。 ## 三、靠拢人民涌现出现亲苏仇美的情绪   朝鲜战事爆发,我适在纽约。抗美援朝开始,我适在北京。这是考验我对敌友认识的机会,我被考验倒了。我受美国欺蒙,误信苏联先唆使北朝鲜打南朝鲜,美国不得不还手。我以为中国抗美援朝是多事,不如关门和平建设。我想中国抵不过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我那亲美思想又现原形,潜藏着的恐美思想也暴露了。我口喊抗美、仇美、鄙美;但内心抗不起来,仇不起来,鄙不起来。不过我不甘心掉队,时代带着我走,我也亦步亦趋的跟着走。   一年来参加学校工作,学习政治理论,留心日进千里的国家建设事业,注意朝鲜战事的发展和志愿军的事迹,看明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果真无办法无出路,尤其我参加土地改革看到农民的翻身力量,……我才慢慢觉悟起来。我理解到新中国和旧中国的本质羞异。过去以为人民政府与“国民政府”不过一字之差,事实体验告诉我人民政府真是人民的政权机构,与挂羊头卖狗肉的“国民政府”之不能代表人民者绝无相同之处。我就物价、生产、交通、警察、教育、工商业、土地改革、水利等任何角落看,都不能不由衷地喜爱政府。它的确在认真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政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更使我感动。旧中国民智未开,我曾杞忧何时方能普及教育把人民唤起。如今摆在目前的事实使我知道新中国人民的品质远过我那憧憬的理想。工农响应号召增产;志愿军踊跃报名杀敌;学生热诚参加军干校;人民自动捉特务,敌我界限严明地子不容其父,妻不容其夫;……我由这些充分相信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途。我在思想意识和感情上也慢慢起了变化,我理解、同情并且一步步的走入人民的阵营了。   如今我深悔自己冤枉了四十年的时光,没有知人(敌与友)之明。我回忆在敌国住了三四年,而且把整个精神曾麻痹到那般地步,我痛定思痛,毛骨悚然。我由人民立场观点来回味美帝国主义的过去、现在、未来,我觉它无一是处。它那“门户开放”政策是想分饮中国一杯羹;如今侵占台湾不是把它那狰狞面目暴露了么?它射击安东同胞以及助蒋轰炸上海,也充分表明它“援华抗日”的虚伪性。由於美特案件之层出迭起,由於它以慈善为名而虐杀中国儿童的事实,由於它在华设校愚民的伎俩,我澈底认清美帝国主义居心的险狠和手段的凶恶。我只有仇和恨,而且我太仇恨它了。   抗美援朝的胜利教育了我,新中国的本质也教育了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增加了我的勇气、信心和自豪。我由新中国的优越性,对照出美帝国主义政治社会的腐朽和衰败。把切实替人民增进福利的人民政府比那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美帝国主义政府,把援助朝鲜人民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比那愚弄西欧和日本人民当炮灰的美帝国主义精神,把中国社会主义型的生产建设比那无政府生产状态追求利润造成失业现象的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显然是一个必然进步上升,一个必然衰朽死亡。我深觉过去盲目崇美是可耻的糊涂。   我去岁回国,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我知道过去反对一边倒而企图走“铁托路线”,真是荒谬绝伦。我知道和帝国主义合作友好而想建设社会主义型的国家,就是向帝国主义投降作俘虏。革命要反帝,而我曾想以美制苏,这还不是极端错误的思想么?美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人民的死敌,我不能对它再存丝毫幻想,只有坚决的打倒它。我如今有似大梦初醒,我真愧汗沾衣!   我体会仇美和亲苏原是一件东西的两方面。我恨了美帝国主义,不自觉地便认识苏联的可爱、可敬、可崇。新中国的建设,无论在国内国际,都不能不有强大苏联的援助。事实上,苏联革命建国的经验在毫无保留地教导我们,苏联专家在忘我地帮助我们。苏联在国际上无条件的声援我们。我深愧过去和反动派统治者站在同一立场,把它的敌人当成自己的敌人。   由於敌友划分的检讨,我理解到如何辨别敌友是思想认识问题,而追根究底还是立场、观点问题。我那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把我引错了路,才铸成天大的遗憾。如今我慢慢走向人民阵营,我以人民眼光评判敌友,我的意识才有些清醒。我寻思自己过去走了几十年的弯路,我有不胜伤痛之感。我惟有及时加紧政治学习,使自己彻底清醒起来,改造过来。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