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三叔伏法了

　　<方平>

　　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各机关团体学校展开了热烈的学习的时候，我接到母亲的来信，信上有这样的一段:

　　“……据你三叔来信说，正月里人民政府逮捕了你三叔，三月里伏法了，你三叔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这是出于我意外的。解放以后父亲仍在铁路上工作，经过了学习，比过去进步得多了，而且最近表示了赴朝鲜的志愿；三叔呢，解放后虽然没有和他联系，但是自己总认为他是做医生的，可能技术观点很浓，在新社会中也会慢慢改造过来的，谁晓得他不去治病救人，而走到一条反人民的绝路上去呢?

　　我为这气得脸有些变色，同志们还没有发觉，心里总觉得这是一件不可告人的可耻的事情。幸而我学会了思想斗争，阶级的仇恨把爱面子的思想打下去了。

　　我为什么要站在家庭的小圈子里为这事而着急呢?我应该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从此又肃清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对一个敌人的死应该高兴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他已不是我的什么“叔叔”了，从他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第一天起，他就成了我的敌人。这是丝亮也不能混淆的，谁走上革命的道路，谁就是我的亲爱的叔伯与兄弟姊妹，谁走上反革命道路，谁就是我的死敌!

　　这件事对我说来又有什么可耻呢?假使我对他的死想不通，对镇压反革命的政策认识不足，认为“反革命可杀，但是杀了三叔不妥当”，那才是可耻呢!

　　他的死是不值得丝毫“惋惜”的，他是一个医生，只要他愿意为人民服务，生活是可以有保障的，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他的死应该完全由他自己负责。分别了十六年来，旧社会对他的腐蚀当然有，但这不是决定因素，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都经过旧社会的，为什么许许多多人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呢!而且，在新社会里他为什么还闭着眼睛，不看看人民的力量，而向人民低头呢!

　　是的，回溯十六年以前，他还是一个有些正义感的学生，很聪明，功课很好，上学还是免费；他也很爱我，常带着我玩，教我唱“抗日军歌”，这些我都还记得，他的离开家，当时也多少有一些民族意识。但所有这些回忆并没有骗得我一滴眼泪，相反的倒增加了我的仇恨!他的听明为什么不去献给人民献给革命事业，他为什么不将他的业务技能服务人民呢?他为什么不将过去爱我的心情去爱人民呢?他却偏偏的不自爱，甘心的与人民为敌，做着帝国主义及蒋匪残余的忠实奴才走狗。

　　没有像他这样的一批反革命分子，我们可以展开大规模的建设了；没有这些反革命分子，那有今天全国各地许多苦主们血泪的控诉；没有这些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又怎么会被捕而遭受残酷的迫害呢!今天杀了他，不正是清除了建设中的一些障碍，为许多的受难者报仇，也是为我报仇吗! 血债是要用同样的东西来偿还的，我完全拥护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措施!

　　来源：《文汇报》1951年4月 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