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景超:从土地改革谈到抗美   <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   在土地改革参观回来以后,我再把解放前我所写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取出一看,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与不安。解放前我对于土地问题看法的基本错误有两点:第一、我采取了超阶级的观点,既要照顾农民,又要照顾地主。第二、我采取了机会主义的观点,以为阶级利益的问题,可以用和平妥协的方法来解决,而不必用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   参加了实际的土地改革工作以后,我深刻地感觉到立场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先决条件。我们如不先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不先决定我们到底站在那一边,我们拥护谁,反对谁,那么一切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都变成纸上空谈,空中楼阁,只是个人的愿望或者幻想的表示,不能对于世界的进步,推动丝毫。因为在这个已经有了互相对抗,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社会里,你的意见,既然不代表任何阶级的真实利益,自然谁也不会来采纳你的意见。有时统治阶级还可利用你这种不着边际的理论来麻痹人民,蒙蔽人民,于是这些所谓超阶级的理论,便变成为反动者手中的工具。   我在土地改革中深刻的感到自己要站稳立场,要把自己编进农民的队伍,然后一切言论,一切行动,才可发生效力,才可发生推进社会的功用。接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分清敌我。在广大的农村中,要认清谁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谁是我们的后备军,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把敌我分清之后,才可决定我们对人的态度。对于朋友,要团结互助和帮助进步。对于敌人则要毫不留情的进行坚决斗争。我们在乡下,住在中农及贫雇农家里,与他们相聚如家人;但对于地主,则过其门而不入,不与他们交谈来往。我们学会了从农民的眼光中来看地主,认清地主是吸血鬼,寄生虫,鄙视他仇视他。参加了这种组织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工作,使我感觉到在这次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已经不是旁观者,而成为战斗员之一了。我们向地主开火,与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激烈的斗争。在我们离开长安的前一日,我们开了一个2万人的斗争大会,我们把2个最凶狠的恶霸地主斗垮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与政治觉悟都大大的提高了。我亲眼看到新农村中新主人的出现,旧的封建社会是一去而不复返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诞生了。这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用正确的阶级斗争方法所达到的美满的结果。   我因此深信站稳立场的重要,敌我分明的重要,阶级斗争的重要。   土地改革的教育,加深了我对抗美援朝的认识。 在解放以前,我对于美国是有过幻想的。我在过去数十年来,曾写过一些文章,鼓吹中国需要工业化;但我当时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对于自立更生的本领,发生怀疑。我研究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看见除苏联以外,其余的国家,包括英美在内,都曾利用过外资来发展工业。我没有看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利用外资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没有重视苏联的经验,从苏联的经验中,得到自力更生的教训。我还幻想美帝可以用他们多余的物资,来帮助我们进行工业化。我应当指出,这些幻想,在解放之后,由于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已经逐渐消灭了,但只是在参加土地改革之后,这个幻想才得到致命的打击。   如上面所说的,土地改革使我得到分清敌我的教育。我在乡间住的时候常问自己:我们过去想与美帝作朋友,而美帝也口口声声的说他是中国人的朋友,可是美帝是要同那些中国人做朋友呢?事实告诉我,美帝只愿意做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朋友,而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正在那儿与美帝结交得如胶似漆。官僚资本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在人民的打击之下,他们都跑到美国作寓公去了。蒋介石反动派,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已经把他从中国大陆上赶走了,但是美帝却派了舰队,派了飞机,派了陆军到台湾去保护他。地主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个敌人却在乡村中借美帝的势力来威吓农民说:“美国人快回来了,你们小心些。”我们看美帝进攻台湾、朝鲜为侵略,而地主把他看成“回来”,像亲戚朋友那样的“回来”一样,可见地主与美帝打成一片的程度。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结下血海深仇,但美帝却处心积虑地要培植他,武装他,忘/妄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再来杀害中国的人民。总之,我们的敌人,美帝都把他们看成朋友。反之,农民把苏联看成真正的朋友,称苏联为“老大哥”,但美帝却把苏联看成敌人。农民敬爱毛主席,称毛主席为“人民的大救星”,敬爱得要把灶师爷的神位取下,而代之以毛主席的画像;敬爱得要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改为“毛主席在此,百无禁忌”,但美帝却把毛主席看成敌人。农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解放军,热爱人民政府,但这一些,在美帝的眼中都是敌人,都是他攻击的对象,由此可见,美帝与我们中国的人民,是非的标准不是一样的,道义的观念是不一致的,好恶的对象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就是美帝的敌人。从此可以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结论是简单的,美帝既然要与我们的敌人朋比为奸,要勾结我们的敌人来进攻中国的人民,他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敌人中最凶狠最可恶的一个。我从农民那儿学会了更明显的分清敌我。   敌我分清之后,我以前那种利用美帝资本来进行工业化的幻想便一扫而空了。美帝只会投资到中国,来剥削中国人民;美帝只会投资到蒋匪统治的中国来巩固反动的统治以压迫人民,美帝只会以军火投资到中国来屠杀人民,所以当1948年,人民的敌人尚在中国统治的时候,美帝可以在中国投资4亿美元,而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了中国的人民当家之后,美帝便不投资了,他实行的是经济封锁;不谈经济合作了,而发动军事侵略。农民对于美帝早就看穿了。他们说:“美帝是开棺材铺的,开棺材铺的喜欢人家死人,这种铺子,咱千万不能让他开张。”我很后悔没有早从农民那里得到这种智慧。   对付敌人应当用一种什么方法呢?我又想起长安的斗争会来了。我不能忘记那第一个跳上斗争台子的贫农阎乐喜,他脱去上衣,拍着胸脯,扭着恶霸的衣领,点着恶霸的鼻子进行斗争。斗争,用一切的方式进行斗争,这是我们对付敌人,对付美帝国主义的唯一方法!   来源:1951年5月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