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士钊：我初步认识了崇拜与宣扬武训的错误

　　<李士钊>

　　编者按：这篇文章的作者李士钊先生是《武训画传》的作者。我们认为发表这样的检讨的文章，对于继续展开关于《武训传》的讨论是有帮助的，因此把它发表在这里。希望读者看了这篇文章有什么意见尽量写来。

　　过去我对于武训这个人的认识，一直是陷在严重的传统的错误中。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天津进步日报，披露了晴簃先生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以至文艺报三十七、八两期先后刊载了贾霁同志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同志的《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两篇重要的论文以后，对于武训这个人，在我的思想上还没有受到任何波动。我小学生时代就接触了他的故事，中学生时代读了梁启超先生的《武训传》，蔡元培先生的《武训先生提醒了我们》，刘半农先生的《武七先生的人格》，舒新城先生的《武训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孙伏园先生的《竖鼎》等文章，以及历年别人写的很多关于他的传记，年表，称颂的文字。由于那时候我正是一个师范学生，对于这个与教育事业有重要关连的人物，自然特别感觉有研究的兴趣。抗日战争前后，我又读了段承泽、孙之俊先生合作的《武训先生画传》，和张默生先生的《武训传》，以及陶行知先生的《武训先生的三有四无》，和陶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所发表的《解放武训先生》等几篇文章，使我慢慢地由浅入深地对武训这个人物进入更错误的理解阶段，进一步更坚决地站在拥护与表扬他的立场，去尽力地歌颂了这个“不足为训”和“不应歌颂”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物。甚至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精力去搜集发掘和他有关的历史资料，截至一九四八年底已收存了一百三十三篇共计二十多万字。一九五○年我又综合了各种材料，为他写了一篇传记（即《武训画传》）。非但对史料的批判不够深入，而且犯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直到五月二十日读了北京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才把我从一贯的沉在传统错误的深渊里打救出来，开始清算了我过去对武训这个人物的落后认识，打垮了我思想上存在的糊涂观点。等我再重读三月十五日以来，北京天津各报刊所发表过的各种驳斥电影《武训传》和对武训本人的批判的文章，我对于过去的错误看法，才得到初步的澄清和提高。

　　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日报书报评论第十一期发表了王一波先生的《对“武训画传”提意见》，他指出武训经常采用“跪请”“跪求”等方式的问题。我因为个人的历史知识有限，历史观点不够科学，为了考虑回答的意见，去请教一位史学家，关于武训在中国人民历史上的评价问题。他给我很多启发，但并未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他希望我直接写信向几位教育界史学界的革命先进去请教，请他们对武训提出较深刻的意见作为初步的总结。我为了想把电影《武训传》上演以来，上海北京天津各地报刊所发表过的文章，编成一个索引作为参考，又因一时材料不齐，那几封信一直都未能写成。等到五月十六日、十七日北京人民日报再度转载了杨耳和贾霁两同志的论文，我还以为这不过是文艺批评家否定电影的意见，觉得他们未能充分掌握历史材料，只能作为文艺批评，如果用来否定一个五六十年来为人们所“肯定”“歌颂”的历史人物，则是不够有力的。我曾想综合江华先生的《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和人物杂志上书亭先生的《将武训传的争论明确起来》，建议“教育界史学界文艺界广泛的讨论武训传”的问题，觉得这样才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提高大家的认识。但是自从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并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问题更明确的提出来，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也使我个人过去对武训这个人物的盲目崇拜，在思想上开始发生了动摇。

　　我检讨过去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我们为了进行争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斗争，曾采用了“武训”的名字作为表面上的借托。就把这一历史上不足道的武训的陈迹，和民主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这样会使人们迷惑或错认他是一个“阶级斗士”，更因为他出身劳动人民和他三十年如一日的“吃苦耐劳”的作风，使人误认他“是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再加上在那些年代，有不少的先进爱国的民主人士，也未加深刻分析地把“武训”与民主政治运动连在一起，写过很多赞扬他的文章，无形中增高了他的政治性和政治地位，形成今天文化教育界和人民群众中对他的错误认识。

　　我回忆陶行知先生在一九四三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他为了鼓励大家坚决地在反动统治下，为坚持民主教育运动的斗争，而提出“新武训运动”口号的苦心，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积极作用的。譬如陶行知先生在重庆举办“纪念武训”的大会，形式上虽说是“纪念武训”，而实质上却是一个如火如荼的政治性很强烈的斗争。会的内容全是说的“人民向反动政权要民主”的问题。他请了很多位先进的爱国民主人士去讲演，话题都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民争民主的问题，绝少谈到武训的本身。因为那时候不借托“纪念武训”，无法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集会。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随时都遭到反动派的禁止或视为非法。很明确的，他们禁止的是革命的政治活动，而不是禁止“纪念武训”，相反的他们也像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一样的给武训以旌表，以麻痹人民的斗争思想。再如陶先生逝世后，我们曾在上海办过以“武训”为名的学校，也是以他为借托实际是进行民主教育，在这样的掩护下，埋藏了不少革命学生和民主教师，一齐来进行革命的宣教工作，也遭到反动派的查封，这和“武训”本身更毫无关系，他们所敌视的是这人民民主政治活动。相反地官办的“纪念武训”的集会，和与民主运动不相干的以“武训”为名的学校团体，都得到了他们的扶植与支持！好像以“武训”为名的事业与活动，也分成两个壁垒，由于民主阵线的声势占绝对的优势，影响的广阔，就引起人们对武训的错误认识。其实武训根本是一个没有政治活动的人，他与太平天国运动在事实上毫无牵连，从来的文章和传说中也没见过他对太平天国运动有过什么关系。还有像电影上的武训卖打一说，更是编剧者所虚构的，而且他绝不是见了人就下跪磕头。我以为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时候，曾把自己的精神灌注上去，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也正因此而更抬高了武训的“政治声望”。电影《武训传》上那些虚构的不合情理的故事，确是污蔑了中国的农民革命，污蔑了中国民族和中国历史，这些在陶先生生前是绝没有想到的。我肯定凡是因为受陶先生提倡“武训精神”的薰陶而崇拜过武训的人，都有其积极性，因为陶先生提倡“教育为人民”和“文化为公”。看过电影上的武训的人，一定造成他的混乱思想。这个责任在电影，而不能归之于陶先生。

　　我检讨个人二十年来对于武训一贯的错误认识，除了受前述诸先生文字的影响外，主要是犯了教育上狭隘的宗派主义与狭隘的爱国思想的错误。自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以为武训是传统的教育思想有关的人物，曾把他奉为自己学习的“楷模”，读教育史的时候，知道欧洲教育史上出现过一位有名的丕士托罗齐，中国历史上有了武训的出现，自然愿意奉他为中国的丕士托罗齐，以显示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光荣”。其次因为武训是山东人，在我们这块平原上，出现了这么一位“比孔子且有过之”的历史人物，我站在封建的爱乡土的观念上，就更加对他崇拜起来。再者，我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堂邑曾一度改为“武训县”（一九四三——一九四九），因之更觉得应该表扬，唯恐不能深入普及，一直不断地去搜集发掘所有关于他的一切文件，并加以修剪，为他写成一篇从生前到死后的“传记”，有意地删除他的若干落后观点，如在他的说词中有讲到“阴骘”的反科学的思想等，都规避了去，把他尽量写成一个“劳动人民的伟大典型”，自然会犯了附会的错误。

　　我检讨当我初读到一些不同意表扬武训的文章后，认为电影上的武训，与历史上的武训出入太大，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把武训给丑化啦。历史上武训的真实面目并不如此呀！退一万步说：“武训在旧社会还是个好人吧？”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穷人不能念书，他以一个穷苦农民的身份，自发地起来为人民创造受教育的机会，用自己的劳动力去积钱办个与为官僚地主阶级的子弟服务的“官学堂”、“私塾”不同的“义塾”，不收学费，使穷人的子弟也能念书，总该有他的“人民性”吧？况且武训的事业并不是孤立的，在当时的社会里，还有他一定的群众基础，虽然他不曾谈革命，我们也不必把他勉强的排进革命的行列中，但至少他还该是一个有一定进步性的“改良主义者”吧？这种思想意识还不断在我的思路中涌现出来。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发表了《响应人民日报的社论》（文化界应彻底澄清《武训传》问题所表现的混乱思想），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武训是封建统治的拥护者，封建制度的崇拜者，封建道德的支持者。他的精神是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神。他的行动是否定斗争，否定进步的行动，阻滞革命，阻滞社会发展的行动。他的影响是模糊阶级斗争的意识，歪曲历史发展的事实，要求向反动的封建统治投降。不论在任何角度来看武训其人其事，今天是绝对不应该、不值得加以表扬或歌颂的。”我读了这个社论，我以往的错误认识，才的确得到初步的澄清和提高。

　　我检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所列举的一切关于武训的论文和著作中，我是思想上犯错误较严重的一个。因为我不但为他写了“传记”，还在这一错误的借托之下，做过许多具体的工作，造成很多不良的影响。我经过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和一切有关讨论武训传的论文，已明确地认清楚武训是一个毫无进步性的历史人物，过去自己的历史知识太不够，自己犯了错误还影响了别人。今后我个人将注意学习全国各地对于《武训传》这一问题讨论的总结；并更加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以彻底根除自己思想上所存在的毛病，并期能逐步提高。当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不久，我已通知书店停止了《武训画传》的再版，我剀切地盼望凡是看过电影《武训传》或读过《武训画传》的同志们，都能热烈地参加《武训传》的讨论，并认真地学习关于讨论《武训传》的一切文件，重新检讨过去所受的错误影响。

　　來源：195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