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海宗：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参观土地改革中的一个体验

　　<清华大学教授　雷海宗>

　　年前参加京郊土地改革，思想上发生变化，当时自以为变化甚大，今日看来，实在微不足道。今年往西北参观土地改革，渐渐感到自己过去的思想，新的旧的一概在内，好似已全部被打散。一年前所作的，仅为将旧套稍一摇撼即又安排停当的粗浅勾当，事后自以为又把有新舵。今日则感到任何舵把均已不见，只有在思想的大海中摸索前进。一年前写出个人思想体验，竟大胆的称之为“总结”，今日则此“总结”二字也不敢再用，因自己感到实在无力作任何稍有系统的自我报导。现在只能说出零散的，互不相联的，最少自己尚不能使之相联的一些新的认识。这些新的认识，无一条成熟，无一条自有把握，勉强写出，为的是求取大家的批评指正。我现在所要写的一个新认识，虽好似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却也密切联系到自己的学习与思想——就是对于社会科学的一个新体会。

## （一）

　　在西北的一个月中，接触过许多土地改革干部，听到他们成熟精到的见解，察觉到他们高度的工作能力，而转思他们大多数人为中小学资格，少数甚至是未曾正式入学的人，心中不胜为之激动，有一天不知不觉中忽然联想到“圣人”理想，认为如真有圣人，圣人也应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古来所谓圣贤，几乎都脱离群众，其理想非太迂，即太空，不能与人民的要求相结合。孔子在人类过去全部历史中，恐怕是最通人情的一位圣人，但樊迟问学稼，马上就碰了一鼻子灰，可见讲到最后，连最通人情的圣人也是脱离群众的，他对农民没有丝毫的亲切感。今日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必讲少数的高级领袖，只就一般比较成熟的干部而论，他们都是由实际工作及接近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又向群众学习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把由群众中所学习所体验来的一切，总结为新的认识与新的原则，这些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他们自己也可说是“从群众中来”的。但他们又时时刻刻不忘群众，直接间接都是时时刻刻的为人民服务，服务时的指针就是他们在群众工作中学习体验得来的认识原则，他们自己与这些新的认识与原则都又“回到群众中去”。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革命中一个最奇突的革命，从前不只没有，并且也是不能想象的。过去所谓圣人，谈的虽然热闹，却大部是空想，后人再咀嚼学习他们的空想，愈谈愈空，当然成为八股与繁琐的训话。今日干部的言行，看似平凡至极，却点点切实，愈揣摩愈觉有味，并且是任何肯自努力的人都可了解都可学来的，绝不似过去的所谓圣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令人灰心的偶像。然而，虽说任人都可了解干部，学习干部，了解学习也非易事，干部的那一点好似平凡的知识能力都是经过多年的经验修养与耐心向人民学习方才得来的。专向干部学习，往往还不够，我们必须追到干部的老根，深入群众，才能比较彻底的学得一点真知识与真本领。

　　人民的智慧，是一个固步自封于斗室中的旧知识分子所不能想象的。例如农民如何实践民主政治，我们非到农村不能体会，不能心折。我们在学校中侈谈纯属表面现象的英美选举法与选举景象，固属肤浅无聊至极；然而即或是苏联的选举法与选举方式，也只有供参考的价值。甚至再进一步，我们如果只看北京的政治，仍不能算为明了中国的政治，或者说，仍不能算为见到中国政治的源泉；我们必须亲身体验农村中的政治生活，方能认识活的，生根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们参观团曾在长安县的一个村农民协会会员大会中看到通过新会员入会申请书的一幕，所得的印象极深，最少我个人当时感到过去所读一切英美讲民主的大书都可掷诸垃圾堆而毫不顾惜。那些连篇累牍的讲了许多扭扭躡躡的废话之后而对政治的实质仍然未着边际的书，除使人脑筋糊涂外，究有何用？农民不懂议会法，也无长篇大论的发言，但每人对申请入会的人都以高喊“通过”或“不通过”或极简单而扼要的一两句话决定去取，最后的结果都是全场主动的与坚决的通过或否决，既省时间，又真正解决问题。我们虽绝非提倡由农村到北京都采用如此直接了当的办法，但这实是今日农村中基本现实最活现最生动的一面，也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发源生根的一面，一个学社会科学的人参与了此种会议，方才容易初步的了解今日中国大多数人的政治生活与今日中国基本的政治生活。

　　以上不过是一个例，类似的例还多得很。有一次农会干部会议，讨论改选调解委员问题（调解委员负责调解农民内部的较小纠纷），此事乃临时发生，在会前大家都无准备，会中于是先行非正式酝酿，辩论交谈极为热烈，约五分钟，最后商订5人，男3女2，再开会即全场通过。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我们在北京所时常听说的协商或协议办法。过去对于先协议而后全体通过的道理，总不能深刻了解，至此才知道这是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的最民主的办法，不似英美旧民主主义之玩弄政治把戏，所谓多数表决，实际往往极不彻底，不能圆满的解决问题。农民绝不会采用这种虚伪的办法，他们的办法都是真实的，实事求是的。过去的统治阶等/级呼农民为“愚夫愚妇”，我们知识分子往往也跟着如此乱喊。但农民，即或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绝对不愚：一种概念，无论如何抽象，如何繁琐，或是如何技术性的，只要是切合实际，农民都能吸收，并且吸收的很清楚彻底。农民表现智力之高，是使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不低头的。这种智力，一经解放与发动，再加以适当的领导与教育，将来的发展真是不可限量。

　　所有的老干部，都是经过把自己编入农民队伍之后，学习锻炼出来的。这些老干部，不只是今日为人民服务而又领导人民的干部，他们也是明日的学术导师。例如干部把每次土地改革的经过，经验，教训，并以过去多次的土改为背景与参考，作出一篇或几篇总结，这就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又是现代史与革命史最宝贵的原史资料。总结中发现，解释，阐明许多原理与原则，每条原理与原则所根据的都是活的，现实的，根本的生活与事实，这是最显著的新社会科学的创造过程与创造事例。这是属于原则性的，一般性的新学创造。至于个例，那就更多更丰富了。无论土地改革，或乡村政权与农会的每一活动，城市中工商文化各界的每一举措，中央与各省的每一政治设施，在大革命的激荡之下，今日都在或多或少的创造新经验，新制度，新办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若想追随时代，对这些就必须密切注意，细心学习，否则就将有日愈落伍的危险。

　　这以上所讲的，是每日每时每刻在创造中的新学术。至于旧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所传给我们的社会科学，不必说与我们国家的需要全不相干，即或就事论事，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东西本身也很大一部份是表面现象的胪列与辩解，毫不深入，不只对我们无用，连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知识分子也无甚大用处，往往甚至发生迷惑欺骗的反作用。我们中国也搞这些东西，正足证明我们过去是没有独立自主资格的半殖民地，好比奴隶俯首下心的揣摩研究主人的衣着，饮食，说话音调，走路姿态，以及主人表面一切的一举一动一样。今日我们全国已经翻身，就学术界而论，翻身后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检讨清算旧的学术，其中可能尚有一部精华可取，但更重要的是在祖国的园地，根据祖国的经验与需要，创造新的与有丰富内容的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

　　经过前所未有的大革命，今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必将以革命中的发展及革命中的创造为基本源泉与基本内容。苏联的经验虽然重要，但亦仅供我们作重要的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则只有次要的参考价值。今日各校社会科学的教师如仍抱残守缺，不求彻底钻进新社会，从新学习，彻底改造全部学术，亦即彻底改造自己的人格，过一个时期，新的学术必将在校园之外萌芽成长，而今日一批学人均将成为古董，与辛亥革命后，尤其五四运动后，一般清代遗老之成为古董无异。若果如此，少数个人的悲运事小，国家遭受的损失事大，盖任何时代，如于学术文化上将旧人完全扬弃，均为莫大的浪费，经由旧人去糟粕而留精华还较只靠新人创造全新的精华为省时省力。直至解放前，中国绝大多数的高级学校中，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各科仍无办法，其中原因固属多端，然当初未能发动未能改造前清旧人，恐亦为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人必自弃，始遭人弃，前清遗老绝大多数均不堪改造，致使中国旧学一时几乎有中断的危险。解放前各校中少数治中国文哲历史各科而稍有眉目的，所走的均为经由资本主义国家文哲历史而转回到本国文哲历史的弯曲路线，其不易早日寻得门径，亦何可怪？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无论中国的旧学，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新学，或染上资本主义学术色彩的中国旧学，都已陈旧，都已需要彻底的改造，并且所需改造的彻底性远较过去任何一次为深。过去的错误不可再犯，今日领导方面非常重视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其中当然也就包含一切旧学的改造，知识分子本身在主观上也多有改造的要求，相信改造的目的此次必可达到。

## （二）

　　话虽如此说，我们却不可低估改造的困难。每人所独有的困难可以不管，从根本上讲，今日已经成年的知识分子，尤其我们这些所谓“大知识分子”，其第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都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类型。今日的青年与我们全然不同，他们多数都能政治与业务密切联系。所以未来的一代与我们是属于两种类型的人。所谓“古人”，有两个意义。一是指的今日“自我作古”的党政领导方面的人，他们是与我们不同，而在根本品质上是与青年相同的，或者不如说是青年与他们相同的。“古人”的第二意义，就是旧中国过去历史上的领导人物，这些人，不问他真伪虚实，也都有儒家的一套，作为生活与行动的背景。唯独今日受末世资本主义国家个人主义教育的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只知技术与业务，立场超然、性趣自由；我们在精神上是没有祖先，今日看来，也是显然的不会有子孙的人。我们任何一个人，即或能力与兴趣使他对国家人民能有所贡献，其贡献也只能说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那可说不是出于我们的本心，不是发自我们的人格的，与一架机器所发生的作用相似。今日而仍安于技术观点，即等于乐作“偶然的人”，而不作“必然的人”。今日革命人物与典型青年，其整个人格为一集体主义的人生观所支配，其工作与贡献均为必然的；在工作中完全忘我，他们的“我”与工作根本是分不开的。我们大知识分子则时时刻刻，自觉或不自觉的有“我”之一念横断心中，一切均由“我”出发。而革命人物与青年，则一切均由人民出发，由集体出发。此即今日所谓“政治”，今日的政治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把剧”全不相同。我们必须浸润于新的政治中，方能超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地位，避免成为古董的孤立下场。

　　旧型大学，每每有院墙圈起，无围墙的在精神上也有一堵高墙把它划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表现于个人方面的，就是一般教授学人的孤芳自赏，自命清高，超阶级立场，客观主义，为学术而学术等等；实际的结果，一群高士在过去都成了统治阶级的点缀物。每个旧校，每个旧人，精神的高墙必须拆除。此墙如不在合理的时期之内拆除，孤岛很可能会被冲没到无影无踪，岛民都将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世外高人，其命运将非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是无所寄于天地之间。“无所逃”，表明有人还在注意你，在追求你，你还是一个有味道的人。“无所寄”，若用西方一句名言来讲，表明你已是失了味的盐，为全世所漠视，所遗弃，虽生犹死，所过的将是一种没有人生真味的生活。至于物质的生活，倒不见得会发生很大的问题，人民既已把我们好好的供养了多半生，今后也还不致让我们失所。但一个多年受人民优裕供养的人如把生活有无着落作为重要的考虑，那就证明他已是失味的盐了。

　　就前无古人一点来讲，我们没有前代任何一次变革之后一些旧人逃避于“遗老”招牌之下的精神慰藉。过去的遗老，无论如何顽固，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总还有一个过去可以追慕。我们是没有一个过去的，我们任何一人若想作遗老，那连逃避主义都不能算，那只能说是精神自杀。说得更不好听一点，要作遗老，就只有去作“白华”，因为假如我们还算有一个过去的话，我们的过去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既然没有一个真正的过去，那我们就只有勇于自我克服，面对未来，追随未来。所谓“未来”，也并不是一个仍在捉摸不定之中的发展趋势，而可说就是有血有肉的今日青年。今日的青年虽仍有一部份也与我们同样的感到彷徨，但就基本上讲，我们由今日的青年就可以预先认识到未来中国的面貌，我们也只有按照这个面貌彻底改造自己，许多大知识分子不喜欢“改造”一词，认为自己稍一改变即可，不认为自己需要整个改造，认此一词对自己是一种侮辱。这实际又是个人主义在作祟，个人的虚荣心不容我们承认自己的问题是整个的与根本的。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认识，只有衷心相信自己需要彻底改造，才是真正改造过程的第一大步，一切其他的想法都是敷衍适应，是不会发生作用的。改造是一个整个品质的问题，不是一个枝枝节节东拼西凑的问题。一个旧的知识分子能否真正的脱胎换骨，虽然是难以保证，但每个人自己却当有此决心，认真虚心的努力学习与自我改造，在新社会中方有成为人民的一员走卒的希望。

## （三）

　　如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近数十年养成的大知识分子的第一特征，第二特征，与第一点有密切关联的，就是我们是没有祖国的人。毛主席说，一个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只能算是“半知识分子”，我们除了是“半知识分子”外，又是“半中国人”，民间对我们这类人曾有“假洋人”之称，这是人民眼光锐利的一个明证。我们无论是何一阶层出身，但就我们所受的教育而论，都是纯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不是旧日中国的封建教育，不纯粹是近代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所受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教育，最后完成我们所学与所想的是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因而使我们在精神上与祖国脱了节。我们所学的从基本上讲，是无根之学；就时间讲，与过去的中国联系不上，就空间讲，与今日的中国联系不上。我们心中也有一个中国，我们主观上也都爱一个祖国，但就真正的认识上讲，我们既不认识封建的旧中国，也不认识半殖民的眼前中国，我们只有由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书本中学来的一个幻想中的祖国观念。因为如此，大知识分子须要努力发现祖国，认识祖国，最好的办法恐怕是深入民间，尤其是深入农村，到农村中去生活，去学习，使自己的人格在农村中生根，在思想，意态，感情，情绪的所有方面能够与农民神通气合，使自己成为一个老农。这当然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的。可能的办法，或不仅此一端；深入工厂，可能也是自己中国化的一个途径，但就历史的根源讲，深入农村恐怕是我们浸化于古往今来及无穷发展的祖国怀抱中最有效的办法。在过去，我们好比是生长在温室中的花木，今日的解放把我们从不自然的，非中国的环境中解放，把我们移植到祖国的大地之上。但我们已不嫩芽，而是在温室中已经长大的成物，移植后会感到不惯与苦痛，那是必然的。这正式/是我们的基本考验：看看我们能否从新生根。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都能作到的；任何人如果不能，在精神上只有自灭。

　　即或是专就最狭义的业务上讲，要使我们所学的东西中国化，恐怕也非经深入农村的途径不可。无论在思想习惯上，生活习惯上，看问题习惯上，解决问题的习惯上，我们都外国气味太重。关在图书馆，关在研究室，关在都市，主观上无论作如何大的努力，几十年养成的各种旧习惯也总无法摆脱，我们也就无力创造中国所需要的社会科学。所以一时成为老农的经验，恐怕是必需的。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以变成老农为满足。农民也有缺点，过去历史上多次的农民起义最后无不失败，就是由于农民的缺点。今日若非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也不能彻底的翻身。但就时间言，中国全部过去的历史，主要的为农民的历史；以目前言，农民仍占中国人口的80％。无论过去或现在的中国，基本上为农民的中国；虽然今日尚有城市的，工业的一面的中国，但就量言，最少在目前农民仍为中国的最大现实。所以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必须以农民及农村为其主题中重要的一面。然而欲明农村与农民，各人必须自己先农民化。只有先成老农，方能超过老农，把老农的经验主义以及老农的一切优点与缺点综合体验，原则化与系统化，然后方能创造有实际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在这种活的，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创造中，我们也就部份的，可能是大部份的，改造了自己，使自己在中国的社会中不再是特殊的人，而是正常的人。

　　我们这些学社会科学的人，有一个特别的困难：我们的全部所学，就是我们最大的包袱，把这个包袱扔掉，或把它打开清理一番，是好不容易的。但反过来讲，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便利：我们的整个人格与我们的全部所学，已经无从分开，我们的所学已成了我们人格不可分的一部份，所以在整理所学的过程之中，也就可大部份的改造自己，人的改造与学的改造几乎可说是一件事的两面。改造所学，要忘记，要保留，要改变，要吸收，要注入：要忘记旧学或多或少的一部，要保留旧学或多或少的一部，要改变旧学的全部或大部，要吸收许多新的资料，最重要的，要在全部打散重建的过程中机动的而不是机械的注入马列主义的新生命。在这五种步骤，最困难的是忘记，最危险的是保留。我们对于与自己有了血肉相连关系的旧学本有深厚的感情，考虑保留时容易保留的太多，这是最大的与必须狠心避免的危险。这就牵涉到忘记的问题了。我们说“忘记”，而不说“放弃”，放弃是机械的，只是临时搁置一边；忘记是机动的，是下决心一刀两断，把不现实的，无用的，与中国的情况及中国的需要不相合的，形而上的，超然独立的一切，无论如何的美好动人，过去自己无论如何的曾为之忘寝废食，今后却要最无情的忘得干干净净。此层作到，方能为其他的各层铺平道路，污垢残渣清洗之后，方能容纳新鲜资料与创造新的生命。各人有各人的情形，具体的作法恐怕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但根本的道理所有的人都大致一样。一旦我们把忘，留，改，吸，注五层功夫在自己所学的领域中作到，自己人格的改造起码也算有了脚踏实地的基础了。

## （四）

　　本文屡次讲到社会科学的改造，都是泛论。我自己是学历史的，对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特殊地位并未谈到，现在愿就此作一简短的结束。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资料都是过去的，不似其他社会科学之主要的依据现代资料。但中国历史的绝大部份与世界历史的很大部份既为封建社会的历史，过去的史料大部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由其本阶级的立场所记录与传下，其中歪曲遗漏之处极多。由土地改革中可知地主统治阶级如何剥削农民，如何压迫农民，如何激起农民反抗，把过去地主阶级所制造的歪曲论都可由土地改革中纠正清楚。农民的优点与弱点，也可由土地改革中明白认识，因而对过去农民起义的经过与发展都可更亲切的体会与更切实的了解。旧史料中乌烟瘴气的一大堆，在土地改革中大部都可一目了然。由人民的立场认识旧日的中国与世界，创造人民的新史学，土地改革与深入农村也是最简便最彻底的入手办法。

　　不与农民密切接触，深入了解，大知识分子不能体会自己在生活上及思想上与一般中国人民距离有多远。不与老干部密切接触，细心揣摩，大知识分子不能体会自己与今日及今后的中国真正知识分子距离有多远。在文化水平上，今后中国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当然要高于今日一般的老干部，但在基本品质上，今日的老干部就是明日知识分子的典型。我们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须以这个典型来衡量自己。就个人讲，这是我们惟一的途径；就国家讲，这是我们无所逃避的任务。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