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广田：为什么不能“和平分田”？

　　<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李广田>

　　有些住在大城市的人一向对于土地改革存在很多疑问，其中比较普遍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不能和平分田？”他们以为土地改革就是“分田”，只要政府下一道命令，派一些懂得土地改革法的干部到农村去，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了来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行了，又何必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斗争？因而，如果由于某个地主过去作恶太多，农民忍无可忍，竟然打了地主两下耳光，这些人就大叫其“过左”，“有偏向”，甚至把耳光说成“乱打乱杀”。凡是实地参加过或参观过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土地改革不但有经济的内容，而且还有丰富的政治内容，他们也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是怎样的一个阶级。

　　地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阶级呢？

　　首先，必须认识到：地主是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应当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而不要只看个别的地主，更不能分别这个地主是好的，那个地主是坏的，因为，正如农民们所说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没有好的，因为没有一个地主不是靠剥削而形成的，不劳而食，靠剥削而存在，是地主阶级的本质。我们到西安后，听参加过土改的同志们报告，他们举出很多实例，得出了结论：“地主阶级的成长，由胎儿到长大就是一个血淋淋的罪恶东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在阶级社会中，一个人单凭劳动就不能变成地主。”古人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长安县东大村被斗争的恶霸地主张志明自己也承认：“杀不了穷汉，当不了富汉。”这就充分说明了地主阶级的本质。

　　第二，地主阶级是一个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是广大农村的统治者，因而，这条封建恶根扎得非常之深，不但牢牢地扎在农村的土地上，也深深地扎在农民的思想上。在地主方面，认为欺压农民是他们的特权，剥削农民也是“天经地义”。农民给地主作工，不给饭吃，地主说：“不吃饭，有啥关系？”农民向地主讨工钱，地主说：“你要钱干啥用？”而在农民方面，则只能相信“命运”，地主有地，是命好，自己无地，是命坏，明明是受地主剥削，但还认为是靠地主吃饭，假如地主夺了佃，马上就没有办法，即使遇到荒灾，无收成，但依然要拿租，因为地主的“法律”是“蝗虫吃了你的，吃不了我的。”生杀予夺之权全在地主手里，因而农民就害怕地主。地主在农村称王称霸，农民视之如皇帝，如长安县王曲区农民说地主家里的情形是：“七间朝王殿，三间议事厅，老子上堂儿站班，当中一间刑事庭。”临潼秦家村的匪霸地主家里则是：“秦家修有金銮殿，东宫西宫排两边，议事厅修在院中间。”几千年来，最大的地主乃是皇帝，而农村的皇帝就是地主。这条封建根几千年来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和农民心中生长着，改朝换代多少次，但这一点却一直未能改掉。

　　第三，地主阶级是一个最残酷的阶级。地主的剥削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残酷情形也令人不能想像。长安县北大村农民袁有西父子三个给地主张志敬家做了3年零1个月又5天的工，应得工资米9石1斗及衣服2套，一再讨要，结果只给米1石6斗，以后再讨，不但不给，反而说以前给的1石6斗是借给袁有西的，要加利息合子，结果是折给地主18石麦子，袁有西的儿子袁志善还被地主吊在梁头上毒打一顿。地主家里私设刑庭，因欠租或欠债而受苦刑者比比皆是，地主的刑法也有多种、有所谓“老虎凳”，“坐飞机”，有的农民被吊起来吃马粪，有的被脱光衣服捆在院子里被蚊子咬一夜。更残酷的是：陕西的某地主因自己眼睛有病，竟然一再吃活人的肝脏，去江南参观土改的同志们回来说，江南的地主有吃活人脑子的，有吃活人心的。破坏土地改革的地主有的把缝衣服的针撒在田地里，不让分得土地的农民下地，有的用截断的铁丝喂牛，使农民分不到活牛。长安东大村地主张志明的老子，向卖菜的农民要黄瓜，农民说：“十冬腊月，哪里有黄瓜！”地主老子不容分说，用重大的铜烟袋锅打瞎了卖菜人的眼睛，眼珠流出来，痛的在地上乱叫乱滚，地主不准在他门口叫喊，命令他的狗腿子把卖菜的拖到村外去。地主是残酷成性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第四，地主阶级是一个最顽固的阶级。由于长期的欺压人民，今天人民虽然已经翻身了，但地主阶级依然不肯低头，不肯在人民面前认错。长安东大村地主张志明家里私藏枪支，坚不吐实，并自书自据：“我家并无枪支，如经查出，枪毙不悔。”在群众大会上，已经把从他家里掘出来的枪支摆在他的面前了，但他仍然不承认。在斗争大会上，虽然人证物证俱全，但地主总是狡赖到底。

　　第五，地主阶级是一个最狡猾的阶级。“赎地不退约，还债不勾账”，这是长安小芋口地主在被农民逼着写的碑文中所自己承认的。地主破坏土地改革更是千方百计，有的行贿赂，有的用美人计。有的欺骗农民，说“只要不把我定成地主成分，我保证三年之后大家都过社会主义生活。”有的地主甚至在斗争大会上还用巧言花语破坏斗争情绪，如长安东大村地主张志敬在被斗争时就说：“一切错误都不怨我，怨旧社会。”又说：“今天大家翻身了，大家说说，泄泄气，就好了。”

　　第六，地主阶级是一个反动阶级。长安县寺坡村的地主曾勾结匪特，暗杀干部。东大村的地主在解放战争中间曾组织反动武装，对付解放军，解放后还暗藏武器，准备暴动，要先杀干部，再杀县长。有的搞假政权，有的通过一贯道制造各种谣言，破坏革命秩序，威吓并分化比较落后的农民。

　　总之，地主阶级就是这样一个靠剥削而生存的、历史最久的、最残酷的、最顽固的、最狡猾的反动阶级。其初，到西北区参观土改的人还怀疑，也许其他地区的地主并不这样坏吧？但等到中南、华东两区的参观团回来之后，大家交换了意见，才真正证实了一句话：“天下乌鸦一般黑。”

　　地主是这样一个阶级；是这样“根深蒂固”的不容易打垮的封建阶级。但这又是一个必须打垮的阶级，因为它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因而农民说：“地主是美帝蒋匪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打垮了地主，美帝蒋匪就瞎了，就聋了。”地主阶级的存在，“就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我们必须打垮地主阶级，而且必须彻底打垮，打得不彻底，农民是不放心的，而地主也是不甘心的。有的地主自写对联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离深山被犬欺。”或者：“修身且忍耐，务农暂苦艰。”自比为“龙”为“虎”，说“且”忍耐，“暂”苦艰，可见其不甘罢休的心思。那么，能不能彻底打垮这个阶级呢？当然能够。但绝不是“单纯分田”或“和平分田”所能办到的。

　　根据我们所见所闻：凡是和平分田或因斗争不激烈而未能打下地主威风的地区，在农民方面是觉悟不高，思想上顾虑未除，内部不团结，政权不稳固，而在地主方面呢，则是卷土重来，进行复辟。陕西大荔白虎屯地主姬秋臣于土改后又利用狗腿子收买个别落后分子破坏村政权，将土改后新选的行政主任私自换掉，把他的亲信狗腿子捧上台去，随即仗势向农民要地契，把分配给农民的砖瓦也动用了，并身披大衣在里巷中摆来摆去，耀武扬威，讽刺农民说：“分够了吧！”长安王曲五乡恶霸地主王景鉷于土改结束后回家，设筵请客，收买村中落后群众及其狗腿子结成二十余人的小集团，打击农会，向群众反扑。首先将被没收分给农民的11亩地的界石拔掉，私蔵枪支抗拒不交，所欠公粮亦抗不缴纳。春节后利用其小集团胁迫群众套三辆车给他送粪，并向群众宣称：“我就是不劳动，彻底不劳动！”有的地主夺了农民的田，有的地主夺了农民的房，因而在经济上造成“假分田”的现象，农民明不缴租，暗缴租。在政治上造成“双保险”的现象：共产党在，农民保地主，如果国民党回来，地主就保农民。因此，农民就得不到真正的翻身，农民说：“翻身翻身，翻了半个身！”“从前是牛马，如今是马牛！”“土改是八两，不改是半斤！”虽然分了地，而仍然受地主的气，所以说：“地是地，气是气！”于是把这样的土改叫做“洋土改。”有的地主甚至装鬼装妖，恐吓农民，有的就到农民家里唱戏，戏弄农民。试问：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因为没有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没有拔断封建的老根，农民在政治上，在思想上没有真正翻身，因而在经济上也就不可能翻身。

　　那么怎样才能彻底打垮地主阶级的威风呢？就是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有领导的、有系统的激烈斗争。如果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就不能进行斗争，但如果不进行斗争，群众的阶级觉悟就不高，群众也就不能真正发动起来。所以在土改之前，必先发动贫雇农，再团结中农，使形成农村中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搞通群众思想，解决群众中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才能进一步扩大并巩固农民的队伍，再经过一系列的小型斗争，然后选择罪大恶极的地主作大斗争的对象。在大规模的说理斗争大会上，使农民自己直接当面地打垮地主的威风，并教育群众，加强群众的阶级仇恨，使群众自己相信有力量可以获得胜利，使地主中之该杀者杀，该关者关，该清算者清算，其他较次的地主自然也就低头了，农民自然也就真觉悟了，真正起来了，最后再分地，分果实，建立政权，进行生产，农民才算真正翻了身。

　　什么叫做翻身？怎样才是真正翻身？固然，经济上翻身是基本，分了地，分了农具和牲口，好好生产，不再受地主剥削，不再受饥寒之苦。但假如政治上不翻身，经济上的翻身也是保不住的。把地主阶级彻底打垮了，有了人民民主的政权，有了保护政权和胜利果实的农民武装——民兵，以后再也不受封建压迫了。所以临潼的翻身农民说：“只要打垮地主阶级，就是只分给我一根棍棍，我也就是真正翻身了。”尽管农民分不到多少土地，至于中农，根本分不到土地，但也是高兴的，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作主了。中南区某地主想用糯米收买农民时，那个农民说：“毛主席把天下都交给我们了，我要你这点烂糯米干什么！”这样的主人翁的态度，只有在政治上翻了身的农民才会有的。而真正要翻了身，还必须是在思想上翻身。譬如长安寺坡村的农民不再信灶王了，他们说：“不再信你这个臭灶王了，敬你多少年，你也没有给我半亩地，毛主席来了，我们才分了地。”于是家家买毛主席的像，合作社300多张都卖光了，没有买到的回家就受埋怨。挖了迷信的根，也就挖了命运的根，农民相信毛主席，相信自己的劳动，“劳动能致富，”“劳动最光荣，”成了农民的新人生观，也就成了农村的新道德观。这样，农民才真正翻透了身，既作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也作了自己思想上的主人，也就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这样，农民才热爱自己的祖国：因而才踊跃缴公粮，敲着锣鼓去缴，扭着秧歌去缴，长安某乡组织了送粮大队，一日之内就缴了80％。这样，农民才勇于参军，积极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照农民自己的口号，还要加上三个字：“保翻身”。农民争着参军，因而说：“国民党抓丁抓不到，共产党参军像考秀才。”常熟某农民在国民党时曾有人用三十石米买他去当壮丁，他不去，这次参军，却说：“就是带着米去也愿意！”这样，农民才积极生产；变工，互助，多除草，多上粪，因而有的农民说：“从前狗屎没人要，如今拾粪的人到处都是。”这样，农民才要求学文化，长安东大村的女人都上冬学，家家户户的墙上，橱上，门板上，都写满了粉笔字，处处听到“唱”书的声音，冬学念完了，还心急地询问：“到底还办不办春学？”这样，我们也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的远景。

　　来源：《新观察》2卷8期。转载于《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