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光旦：土地改革必须是一系列激烈的斗争——访问苏南农村的一点感想

　　<清华大学教授　潘光旦、清华大学教员　全慰夫>

## （一）

　　我们这次访问了土地改革中的苏南农村。自2月22日出发，至4月9日回京，留在苏南的时间约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中，我们到过无锡、苏州市、吴县、常熟、吴江、上海、杭州等地区，会见了各级负责土地改革的同志和各阶层的农民，参加了有关土地改革的各种会，包括农代会、小组会、诉苦斗争大会、特别约集的农民座谈会、以至于土地改革展览会。的的确确看到了不少东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毛主席曾指示说：“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在一个半月的访问中，才体会到这一句话的真正含义。以前我们或多或少把土地改革看成只有单纯的经济上的意义，即只是从地主手中把土地拿过来，机械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而已。其实完全不这么简单。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土地改革必须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教育等等方面的群众革命运动。土地改革的进行，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别。一面是大刀阔斧，一面又是精细深入。人民民主专政的全部精神与运用，从每个乡甚至每个村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具体的表现了出来。通过这一运动，一向被压迫的农民群众，要做到在经济上翻身，在政治上翻身，在人格上翻身。半殖民半封建的农村变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农村。土地改革真正包含着极丰富的内容。

　　本文仅就土地改革全部过程的一方面，谈谈我们共同的一点感想与心得。那就是：我们认为土地改革必须是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否则便根本办不通，便废除不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因而也就无法“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在出发访问以前，我们曾这样想：在全国军事与政治空前胜利的情况下实行土地改革，地主阶级当然会规规矩矩，不敢，也不能有什么反抗。可以和和平平进行土地改革了。我们两个中间的一个，十六代以前便离开某一省的农村，而进入另一省的市镇，经商读书，读书经商，根本不了解农村生活是怎样一回事，便更容易有“和平土地改革，可以成功”的想法。对于中国农村情况不十分熟悉的许多朋友们，这种想法怕也难免。但是，我们这次在苏南农村访问所得，却完全说明了这种想法是极端不正确的。

## （二）

　　在地主阶级中，固然有少数人愿意守法，悔过自新；但极大多数地主是不甘心自己阶级的灭亡的。全苏南共约有4万户地主，其中有60％至70％，即24000户至28000户，对于土地改革曾经有反抗及破坏行为。有些个别地区，不法地主所占比例更高。如吴江坛坵区郎中乡，13户地主中有10户违法。又如常熟靠近长江的南丰、常阴与沙州三区，没有一户地主不曾转移财产。最起码的自己以为聪明的办法，是在解放后把土地强卖给原来的佃户，多少捞回一些；目前苏南因这样破坏土改法令而在押的地主也还不在少数。

　　苏南地主阶级抵抗及破坏土地改革的花样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六种：一、利用氏族村落的宗派关系，挑拨离间；二、造谣威胁农民群众及诬蔑人民政府和人民领袖；三、收买和拉拢农村干部；四、混进农会，篡夺领导；五、分散、转移、及破坏土地财产；六、公开反抗，组织骚动。

　　更不妨举几个实际例子。无锡地主张松亚，写了同样的五封信，准备寄给区长、县长、行署主任、华东饶主席和毛主席。信中说：“张松亚，劳动起家，克勤克俭，愿做富农，不愿做地主……”。写好后并找村长盖章，加以证明。村长一时弄不清楚，以为是毛主席同意了，便盖了章。张接着又去找小组长，小组长见村长盖章也就盖了章。后来村长想想不对：“张松亚从来勿劳动，40多亩田，他不是地主，啥人是地主？我这样不是包庇了地主么？”于是赶急跑去把信拿回撕掉。张松亚又来了一个花样。他带引一个西装革履的亲戚来威胁村长说：“你证明也罢，不证明也罢，横直毛主席已批准他是富农！”

　　江宁临江乡地主严其富，曾任三青团分队长，霸占农民土地，强奸五个农家妇女，逼租打死一个农民。在乡农会开会的时候，威胁农村干部及农民说：“你们的头是铁做的，你们就去开会！”其父严德林并从旁勾结另外两个地主，设法收买全村干部。又地主王明见，也在被划为地主以后，对同村其他地主说：“现在是他们的天下，以后看我们的手段吧！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常熟罟苏区古里乡地主薛根和，威风向来十足。他有两句口号：“秦桧奸臣害岳飞，那怕康王不得志！”他拿自己比作岳飞，拿蒋匪比作康王。这中间充满了图谋复辟的反叛思想与情绪。

　　句容元通乡地主凌宝经，在去年10月19日晚上，率领其爪牙发动殴打，企图抢夺乡干部的长枪。当场打伤农民王步生等7人。随后并包围乡政府，捣毁学校桌椅一部。

　　丹徒东滩乡地主章兴和，曾勾结匪特枪杀农会干部韦兴元、积极分子韦小龙与韦兴荣等三人。溧阳后周乡地主王镇轮，曾勾结匪特抢夺农会长枪3枝，杀害干部及民兵共4人，砍伤1人。

　　常熟蜂蚁乡地主王志雄与王吴氏二人，曾先后在10天内放火7次，烧掉了其被没收的6间房子。地主王绍全于是造谣说：“火起真奇怪，定是狐大仙”。弄得农民一时信以为真，忙着打火教，求火神爷爷保佑。

　　苏州市郊区虎坵乡，有一半/个地主式富农狄全福，一向虐待雇工赵寿生。土地改革中，赵在诉苦大会上大胆的吐了苦水，被选为村农会主任。因此，狄某想拉拢他，特别请他吃饭，但他坚决地拒绝了。有一天，他上午还高兴地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喝茶，下午正在田中干活，便被狄全福使其老婆叫回，关在后房里，用剪刀在喉管上猛力刺了5刀。事后还造谣说他是因负债而自杀的。当我们离开苏州时赵寿生的性命还未出危险时期。

　　很多地主不愿交出契照，想保留着，幻想有一天还可以派用处。迫不得已要交出时，便事先偷偷地照张相，留个底子。我们参观常熟土地改革展览会时，发现仅南丰区一区就有这样的照片23张。无锡土地改革展览会中陈列的这种照片也不在少数。上海郊区更有这类专门的照相馆，定价是3万元一张。

　　我们在一个半月中所耳闻目见的这类事实是很多很多的。仅仅上面所举出的事例，已足够使我们认识一条真理：地主阶级是决不会自甘死亡的。它要反抗，它要拼死命反抗。即使在全国空前胜利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明明知道：只有进棺材一条路走，但也免不了一阵垂死前的挣扎。他们还要说：“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 （三）

　　正因为地主阶级不自甘死亡，绝大多数地主不会自动地向人民低头，悔过自新，所以不可能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的政策。两千多年以来，地主始终骑在农民的头上，盛气凌人，威风十足。如果“和平土地改革”，地主还不是和不土地改革一样，盛气凌人，威风十足么？因之，一向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翻身，不是也成了一句空话么？这类毛病不只是在理论上必然要发生，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发生过。

　　整个苏南土地改革的进行，分为三个阶段：一、去年9月以前为典型试验阶段——“小心谨慎，创造典型”；二、去年11月以前为局部展开阶段——“典型突破，逐步推跳”；三、去年12月以后至今年3月初旬为全面展开阶段——“点面结合，全面展开”。去年11月以前，即前两阶段的土地改革是和平进行的。这时期由于群众尚无准备，领导尚无经验，客观情况尚不十分熟悉，强调“谨慎小心，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但因此也就暴露了一些缺点，即地主威风没有受到必须的打击，因而农民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土地改革流于形式，生产与其他方面的情绪也提得不够高。

　　我们也不妨略举一些事实。在这时期里的诉苦斗争会上，地主本人常不到场，而是由他的老婆、儿子或媳妇出头，作为代表。无锡与江阴的这种会，有些地主是坐着车子，大摇大摆来参加的，样子显得很神气。江阴有一次划分阶级的会上，一地主还带着黑眼睛，慢吞吞地自报是小土地出租者。他有一个儿子，曾留学法国，学工程的。他最后不但请求完全保留其出租的土地，并且要政府给他儿子介绍一个教员的位置。

　　常熟县太义区一地主，曾被逮捕3次，人民政府均从宽处理，准予交保释放了。第四次再派人逮捕时，他说：“同志！让我多耽搁几天，在家搞好秋征的公粮再去。前些辰光去过3次，学习学习，也没啥道理！”他在人民政府宽大政策下变成了“老油条”。

　　丹阳横塘乡地主张立申、张天申兄弟，因为土地改革前假分家与出卖田地，张天申被判了4年徒刑，张立申只管押两个月就被宽大释放。张立申这样回家后是否改过自新呢？事实告诉我们，他不但毫无悔改，反而组织了一个关帝会，企图继续捣鬼。有一次，他见同村农会主任与小学教师张贴反封建标语，便领导参加关帝会的落后群众把农会主任绑起来，迫令写悔过书。并扬言要赶走小学教师，逼得小学教师拿出一个月的薪水请客，才算完事。他又将悔过书拍成照片，拿来威胁群众。

　　也就在这时期中。在江宁东杨乡一次诉苦斗争大会上，由于地主威风没被打垮，农民自动站起来诉苦的很少。有一对年老的农民夫妇在场。年纪越大，心中所积压的冤屈越多。老农夫曾三番四次地想站起来，一吐心中所积压的苦水。但人虽站了起来，口里却始终没说出声音。他有顾虑，怕什么似的。老农妇在旁边也再三拉他袖子，阻止他说话。她劝他：“从前辰光反正吃了苦头，何必搞得勿好又吃大苦头呢？”两人终于无精打采的走开了会场。

　　全苏南，人民法庭虽已经成立，但在这时期以内，主动来控告的多是地主。一向受着惨酷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农民，在人民法庭中反而是被告。好比吴县人民法庭在去年11月的一个月中，共收到50件控告案，就全是地主控告农民的。这难道对人民法庭不是一个讽刺么？对“和平土地改革”的一个不和平的反驳么？

　　初期土地改革中间，地主们表示：“土地改革没啥要紧！”“不过如此！”农民们也表示：“土地改革没啥道理！”“地是地，气是气！”（意思是虽分了地，没有出得口气）“人民政府没啥肩胛！”“还开啥会？”

　　事实完完全全证明，不坚决镇压反革命及地主阶级，不放手发动群众，土地改革就可能变成假土地改革，是“外焦里勿熟”的土地改革。表面上土地改革了，骨子里还是一老套。土地并不曾真正从地主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来。

　　幸而上述各种情形，在去年12月以后的土地改革全面展开阶段，由于有领导的放手发动了群众，在农村中掀起了激烈而有秩序的阶级斗争，便一扫而光了。

## （四）

　　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在各方面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守法令的。并没有什么“糟”，而是“好得很！”“糟”是谣传，有意或无意的；“好得很”是凡属到场访问的人都可以体验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是这次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则和纲领。苏南土地改革完全与土地改革法相符合。请分别举出几件具体事实说说。事实是最好的证人。

　　“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我们曾访问吴县陆墓区新齐乡里仁村。全村有很多农家兼种茉莉花和白兰花。茉莉花可以烘干后掺在茶叶里，成为“花茶”，销售到上海、北京以至于苏联。白兰花则大量在上海一带销行，作为装饰之用。合起来是一笔很大收入。有一个地主李洪全，4口人，出租30多亩地外，又雇2人种植白兰花800多棵，茉莉花1000多盆。放置这些花树的有大小12间花房。据估计，他这花树一年收入约值1000多担大米，比30多亩地的租子多到不知若干倍。然而在土地改革中，其出租土地及多余房屋被没收，花房及花树却全部被保留下来，半棵花树也不短少。

　　“严禁乱打”。这也是法令的一部分。我们曾访问吴江县严墓区新成乡章奥村。在一次与农民的座谈会里，讲起一个解放期间卖地的地主，我们故意问农民：“这个地主该打不该打？”农民说：“他已经坦白了，承认卖地是犯法的，怎么还打他？”我们又问：“如果他不坦白，是不是便该打？”农民说：“不坦白，也不该打他。”再如，在吴江同里区一次争斗会上，有一位年老的农民诉苦，愈说愈忿恨，忍不住就要打人。这时一位干部同志从旁插嘴说：“老大爷！你已经很吃力了，请休息一下罢！”也就没有打成。又在吴县一次诉苦大会上，也有一位年老的农民，一面拿着旱烟管在一地主头上指来指去，一面说得声泪俱下。但他并没有打人。他说：“倘若我勿讲政策，我把你的头都敲破了！”苏南共2700乡中，发生了打人现象的不过是200乡。而且这些都是发生在放手发动群众的最初阶段。凡被打的都是罪有应得。如吴江一位姓陈的农民，因为房屋被恶霸徐兴中烧毁，女儿被烧死，母亲被吊打，所以在斗争会上打了徐兴中几下耳光。难道徐兴中不是罪有应得么？土地革命不是做文章，不是绣花，而是一个壮阔的群众运动。我们从实践出发看问题，只能承认：“严禁乱打”的法令是完完全全做到了的。

　　“严禁乱杀”。这又是法令的一部分。我们曾参加吴县浒墅关区一个宣判大会。天晴，到会的约两万多人。坐在台上审判委员包括吴县各界代表在内。被宣判死刑的恶霸陶银山，曾有十条命案，强奸二十多个农家妇女，在敌伪及国民党时期当过伪乡保长，解放后畏罪潜逃上海；改名王金山。在宣判大会以前，已经举行过初审、复审，定罪呈请苏南行署批准，而且把他的罪行印成小册子。我们每人在会场中就被分给这样一本。在宣判会上，先有十多个苦主上台控诉，有的泣不成声。接着是审问，所有罪状又一次的取得陶犯本人的承认。末了，在审判委员会作最后商决以后，才由审判长正式宣判死刑，当场执行枪毙。群众兴奋得直呼：“毛主席万岁！”宣判会从下午1时正式开始，至5时半才告结束。我们在由浒墅关至苏州的归舟上，围坐一船，高兴地谈论着整个大会的情形，过枫桥时，连寒山寺究竟打不打晚钟，也没有能注意到。

　　土地及四大财产以外，土地改革法说：“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也有例子可以引证。吴江南库乡农会主任张锡生，在没收地主四大财产时，不小心把两顶帐子连同床铺一起没收了，并且已经分给农民。随后张锡生发觉这与政策不合，自己提到干部会议上讨论。除干部会议决定将两顶帐子还给地主外，张同志并另在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讨，藉以引起大家注意和教育其他干部。我们访问常熟昆承区莫城乡时，晚上是睡在一间被没收的地主的房间里的。房间中除了随房被没收的家具如床铺，方桌、椅子之外，其他细软物件全由地主本人搬到自己所分得的房间去了。床上只剩下稻草，我们就在稻草上面摊开了自己带来的被包。第二早起床，却看见地主本人所住的房间内外，什么东西都挤在一堆，满满的。

　　此外如“保存富农经济”，“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分配土地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等政策，事实上均是完完全全做到了的。只要放手发动了农民，充分教育了农民，这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放手发动群众”是“有领导的”。“领导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土地改革的政策和法令。土地改革“好得很”，由此可见了。

## （五）

　　现在苏南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的时候，春就来到了苏南农村。田野一片麦绿。园林中的桃花开得通红。老大娘微笑的坐在家门前看小鸡。狗睡在稻草堆旁边晒着太阳。青年农民忙着罱河泥，开新滨，准备搞好今年的大生产。

　　土地改革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过程。我们在这篇短稿里，只说了这一个过程的一方面，或者说，一部分。这一方面难免也并没有说得完全。不过，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说，这过程的全部，既然由一系列的激烈斗争所构成，是成功的。古语说：“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只要耕耘成功，收获是没有不成功的。而且收获的成功，即在这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初期里，我们已经得到不少肯定的答案。

　　来源：《土地改革和改造思想》，光明日报社，1951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