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蕤：从土地改革前线归来

　　<河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任　李蕤>

　　1950年上半年，我随着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创作组，参加了许昌地区的土地改革，回来之后，一方面自己觉得体会到不少东西；但另一方面，却也有一个苦闷，就是，“看不到激烈的斗争”。虽然自己也知道“斗争是无处不在的”，但总觉得斗争并不十分激烈，还没有深深体会到土地改革是“第二场严重斗争”那句话里“严重”两字的真正味道。

　　那原因是，第一次参加土地改革的时间，是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把蒋匪赶出了中国大陆，并消灭了土匪和恶霸的武装抵抗；农民在乡村里，占着绝对压倒的优势，地主阶级看到背后的冰山倒了，“变天”无望，除了一部分地主还凶恶地反扑外，一般的地主，多是膝盖上绑着破鞋，准备向农民磕头求饶的，人民和政府是向来宽大的，在当时的形势下，便宽大了他们，而且往往宽大得出了政策的边。这样，斗争的威力，看来便不够“激烈”；另外一方面，便是我们参加的方式问题，第一次，我们虽也曾这样说：“反对走马看花”，“不要置身在斗争之外”，但是，从实质上说，我们仍然如同一个刚刚组织成的“战地服务团”一样，尽管出入战地，但“参观”的味道仍然很浓，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土地改革工作员，我们是“文联的创作员”，我们也做土地改革工作，但我们要求给我摆一个“随时抽下来也不影响工作”那样的地位，我们还有自己的小领导系统，随时还可以“集中”起来讨论创作。实际上，这样的摆法，就命定了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成为“点水的蜻蜓”。如同一个在浅滩上的游泳者，想下水便下水，想站起来便站起来，却反说看不到惊涛骇浪。

　　第二次，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收了自己“创作组”的小旗，我们被编为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土地改革工作员，最先还想要求些照顾（大家尽量离近一些），但下去以后，随着工作，便分到许多“战壕”里了。每一个人具体负责一个村或一条街。除非你有决心不让你工作的那个地方农民真正翻身，否则你便得老老实实担起担子，在问题前面用脑子，在不明确的地方摸索，在错误中碰钉子，和农民一道在挫折中焦急，在胜利中欢喜。另一方面，当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之后，地主阶级利用农民和他半年的休战（春季土地改革后即集中搞生产，不少地区忽视了结合生产继续向敌人作斗争）的空隙，利用我们的宽大政策在执行中成为“宽大无边”的空隙，敌人再不是像半年前那样，膝盖上绑着破鞋准备跪倒投降的敌人了，他们从“蠢蠢思动”到“气焰万丈”，到处都恶狠狠照着农民反扑。要农民翻身，便得先打退他们的反扑，这样一开始就是炮火连天的斗争。

　　我们前往工作的地区，是陕州专区的洛宁县。那一个地区，从历史上说，就是农民和地主阶级斗争的“生死场”，贯穿着洛宁全境的伏牛山和洛河，到处染着农民和地主斗争的鲜血。从一方面看，在抗日战争时期，那里便是八路军抗日的根据地，在汤恩伯匪军44天放弃45县的大溃退之后，八路军便在那里领导农民英勇抗日，1947年陈谢大军渡过黄河，那里的农民更很快就举起响应的大旗。它是开辟工作最早的地区。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是河南省解放最晚的一片，当人民大军席卷整个中原，千军万马胜利渡江的时候，那里的地主恶霸却还在西山盘踞，不断对农民进行血洗，在那中间，胡宗南匪帮曾两次“扫荡”，后面跟着整个豫西地主集团的“还乡团”。他们捉住农会会员，脱光衣服掷在雪地上用棘针条子毒打，让赤条条的农民在雪上滚来翻去，说：“这就是翻身！叫你们好好翻身！”一直到1949年河南普遍剿匪，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河南军区在伏牛山布置下天罗地网，他们才放下了武器。但他们是丝毫不死心的，有些是往更远的地方逃跑了，有些暂时向人民“投降”，有些把枪埋在地下面，为了怕锈，还用煤油泡着……等待他们的“好日子”。

　　从美国侵入朝鲜，轰炸东北以后，它们自以为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就像逢到热天的臭虫一样，从各个角落又活动起来。造谣自然是最普通的事，他们造出什么“不怕口上口，就怕天上天，日月三人日，将草又满山”的五字帖，口上口是“日本”，天上天对屁股是“美”字，用这暗示明春蒋匪要来，吓唬那里已经受过重重苦难的老百姓，他们把“朝鲜”说成“曹县”，说美国兵已到曹县，不久就到河南。一贯道也到处造谣活动，说从洛阳的“透天仪”上看到太劫不久就到等等。此外夺佃，往送公粮袋子里装黑信，挑拨宗派斗争，篡夺农会，揑造事实写黑信告干部，……更是各处都有。已经斗过的恶霸，房子已经分给农民了，这时候恶霸的婆娘子出来威胁农民：“……我的房子，你住是住，可别生煤火，把我的房子薰黑了！”有的地主说：“我的儿子在毛主席那里做大官，你们要留留后步……”，有的从教育所里回来，比从前更威风，满口政策长，政策短。当然，这还不算，最严重的还有很多，在我们到以前，特务趁着大风雪，割断了好几个乡的电线，有一个乡的乡主席，赶集摸黑回来失了踪，许多天连尸首也没有找到。

　　农民是需要土地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一个农民有心情要土地，有些人种着地主的地，条件是“自种自吃自负担”。但大半另立有一张文契，“三年为满”。地主还在他们的耳朵边吹风；“哼，现在要人家的地，过些时叫他屙也屙不出来！”农村的干部们是担心着“黑枪”，因为“自己站在明处，人家站在暗处”。乡村干部的母亲们本来早已放下心了，这时又开始纷纷劝儿子不要再干。神婆子又开始下假神。破庙里的泥像前又开始香烟缭绕。阴阳古怪的空气一齐扑入乡村。

　　能和地主妥协么？农民知道不能，怕他们么？农民也并不怕，但是农民却怕一件事，就是政府不给农民撑腰，怕政策“宽大无边”。在县各界代表会上，每一区，每一乡，每一小组的讨论会上，都能够听到农民对执行政策中“宽大无边”的“怨声”，一个民兵队长，诉说他们怎样自己凑盘川跑了几千里捉回大恶霸，可是押起来后却几个月“不长不圆”，弄得大家再没有继续去捉恶霸的勇气，一个农会主席说：“一个几十条人命的恶霸，捉回来后，乡里不准打，不准押，送到区里吧，咱还没有回来，人家又跟着屁股回来啦！回来还到你脸前幌幌说：‘咋？也没拔我一根汗毛……’。一次两次，谁还敢惹人家？”

　　轰轰烈烈的反恶霸斗争，便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敌人的残酷，无耻，阴狠，使人到了不能忍耐的程度。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面对着的决不是“失去抵抗”的“俘虏”，而是一群张牙舞爪待机准备扑食我们的野兽。迅速扑灭敌人的反攻，否则我们就要被他们扑过来。这中间，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的。一阵冲锋号，我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恶霸斗争，在这里，我们体会到我们国家机器的威力，也看到了群众的力量，当政府严厉惩办恶霸和不法地主以后，许多地区，农民就自动的把恶霸逮捕起来，后来经过法律手续的判决，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只十几天的战斗，地主阶级的凶焰便打退了，土地改革工作才扫清障碍。

　　在这一阶段里我体验到，阶级感情的确立和巩固，“温情主义”残根的铲断，并不是件说说便能做到的事。在书本上，我们老早便接受了“对敌人仁慈便是对人民残忍”、“不能因为狗的落水便怜而不打”这些道理，但那是从书本上来的，未在斗争的烈火里烧过，锻炼过，只是个空洞的认识。我应该坦白承认，过去我虽然读了一些革命书籍，反对“人道主义”，但我却有严重的“人道主义”的倾向，我是个“心肠软”的书呆子，平常，我禁止我的孩子们无缘无故的伤害一条蝼蚁，在旧社会里，我从不看刑场杀人。但在这一次土地改革中，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特务，不法地主，却锻炼“硬”了我的心肠。有一个姓朱的恶霸，为了抢人家的女儿，把人家的儿子抓去当兵，又暗杀了人家的妈妈，后来还把那老太太的死尸熬成“人油”替他的儿子擦疮；有一个恶霸，在胡匪扫荡时，杀死农会会员，卖了死者的媳妇，抢光了他的财产，还说：“你们下三辈子子子孙孙都不能利落”；有一个恶霸，为了看中了人家的地“风水”好，白白夺了人家的地不算，还强迫人家在五黄六月天把刚埋下的爹娘立刻从地上扒出来,……。自然，他们每一个都不是孤单单的就这一两件罪行,那一个都是满手鲜血。这些“人”，除了一张“人皮”以外，又有那一点是人呢？这是一群毒蛇和蝎子。如果我们不会对臭虫、苍蝇、老鼠、结核病菌怜悯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对这些“人”有任何的怜悯。

　　反恶霸斗争，也不过是打败地主阶级政治上的气焰，打退他们最明显的反攻，在经济上消灭地主，就更不容易。这次下乡，我很希望找到一个“开明地主”研究一下，但是可惜得很，从始至终也没有找到一个。有几个，在划阶级的时候是很“明”的，满承满招他剥削，他有罪，农民说他一句，他自己就说他自己十句，骗得老实的农民头昏眼花，当场给他鼓掌，称他为“开明地主”，叫别的地主也照他学，但是，到了没收的时候，他的“开明”就又不见了。特别是没收地主粮食的时候，更是一场恶战，在我们工作的那个区里，每一乡，从最后的结果看，平均都没收出几十石粮食，最多的到100石以上（每斗大秤50斤），可是，没有一家地主的粮食是顺顺当当拿出来的，几乎全部都是从柴草堆里，夹壁里，小甕里，小罐里，地窖里，粪堆里，月子婆娘的床下面……搜索出来的，有一家地主，几个月前就要饭，没收的时候只有几升粮食，但在茅厕院里，却一排埋了十几口大河北缸，里面尽是细粮，上面都用土封着，再上面是一堆堆的屎尿，一家地主把麦子用黑矾泡过，然后倾到粪堆里沤烂。他们用一切方法，不把粮食交给农民，因为他们有粮食，就有再作战的“资本”，就还有法子收买狗腿，进行破坏，就还有法子拉拢落后群众，钻农民内部的空子，就还可以不从事劳动，我们工作的哪个乡，在刚刚没收征收的时候，干部和农民，结合人民法庭进行了反隐瞒的工作做得不够，因此在经济上也没有把地主依法应被没收的财产全部没收，地主的威风，就仍然不倒：过年的时候，地主们有的照旧去荡秋千，有的照旧拉胡琴唱戏，有的就公开奚落翻身农民：“吃的啥饭？糊涂？……翻身啦还喝糊涂？”“……那里去？走亲戚？为啥还地下走，你们不是都分了牲口么？”一直到后来，又进行了复查，经过群众调查，结合人民法庭判决，找出最大的地主，破坏最凶的地主，用判决赔偿的合法方式，让他们自己从脚底下挖出埋了几百年的大元宝，埋了几十年的银元，从裤腰带上自己解下结在上面的金戒指，抵偿分散变卖的应被没收的财产，这样，又在经济上狠狠打击了一下，他们的腰板才不硬了，才低下头来，开始想劳动生产的门路。洛宁城关一家地主，在没收时早已分散得“荡然无存”，但经过群众调查，算细账，经过法庭判决，他自己掘开地窖，拿出了13个50两1个的大元宝，我经过城里的时候，农民们正冒着大雪，抬着元宝，吹吹打打，送给邻村的农民（我已经40岁了，看见元宝，这还是第一次。）这50两1个的大元宝，不知道是多少农民多少世代的血泪铸成的，每一次灾荒，在农民饿得像蚂蚁一样死去的时候，它却躺在地下一声不响，而且帮助地主更多的吃人，如今它回到农民手里来，立刻便能变成活牛活马，变成发亮的生产工具，谁看见不高兴呢？

　　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的垮台，经济的垮台，在这上面建筑的封建文化也跟着垮台了。洛宁的祠堂之多，祭田之少，神社之多，是很突出的，没有土地改革之前，佃农们除了种地主的地以外，便是种“爷”的地，我工作的一个小村里，便是“马家家庙”“刘家祠堂”“锁氏祠堂”“李氏祠堂”……等，但在土地改革中间，这些祠堂，过去地主藉着死人灵牌统治农民的地方，都变成了公审地主、斗争恶霸的会场。土地改革以后，祠堂里几人合抱的大杨树，很快都变成了识字班冬学的桌凳。“八字”“命运”“茔地风水”，成了笑谈，农民们只用一句话就说明了道理：“地主今天连一个好命的也没有啦？………毛主席一来，咱们每一个人的坏命都变成好命啦。”庙里的神像没有人理了，有些庙塌了，“神”们头上顶块破砖淋在雨里，有些农民自动把它敲碎担走，因为这些老年陈土掺在粪里是最好的肥料。一个唱说书的，因为唱了一段“龙抓熊氏女”，被妇女委员提意见赶走，他们谁也不愿意再听那“小姐”、“相公”、“老爷”、“诰命”一类的玩意。旧的死亡和新的出现，并不是截然两段的。他们经济刚刚翻身，文化要求便紧接着出现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工作的那个村里几个小伙子要求拿几件果实里的衣裳演戏，我们觉得一是穿衣在当时比看戏要紧，二是觉得剧团毫无基础，唱起来怕难有人听，就表示缓缓再谈，但和群众一商量，大家却一齐说：“任凭露着肉也要高兴高兴”。几个人一凑，便唱起来。元宵节就高高地搭起台子，而且把戏台搭到十字街口。唱得当然不熟，有时候在台上简直还转不开圈子，可是，男男女女，都看得到半夜还不肯散，洛河南岸，还有人淌着河水过来看的。全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的大会上，原先只有大鼓、旱船、和小学生的秧歌队，但是，大会以后，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和老头子都加入了秧歌队，不但大扭特扭，而且还用着十分生疏的姿势跟着小学生更换队形……。过年的时候，他们从集上买来新年画，但他们舍不得贴到门上，怕风吹雨打淋坏了。他们几乎家家都要买一张毛主席的像。为了表示尊敬，他们忌讳说“买”，说是“请来了毛主席。”

　　普通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只不过三个月左右。但短短三个月，农村却起着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每一天，每个乡村，每一个农民的脑子里，都在打仗，战争是相当激烈的，战线是鲜明的，经过一场斗争，就出现许多新的变化。拿一个不大恰当的例子来比，像一棵树，在这三个月的风风雨雨里，树上的毛毛虫没有了，缠在它身上的藤葛被折断了，那上面的腐枝和败叶也被摇落了，每一根枝条上，都在抽着新芽。

　　土地改革完成后的农民，再也不是旧的农民了，他们认识了敌人，也认识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眼光，从邻村邻乡“天下农民是一家”，一直扩大到看见祖国的大门以外。一般的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都认识了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蒋介石，和地主恶霸是一伙伙，都是吃人的野兽，都和农民势不两立。他们不是从道理上知道，是从事实上知道。因为日本鬼子的刺刀，蒋介石的刺刀，地主恶霸的刺刀……都对准过他们的胸口，他们刚刚才一步一步从血窝里走出来，所以他们最懂得怎样用一只脚踏住他们已经打倒了的敌人（地主），也最懂得举起拳头迎击大门以外的重想把他们推回地狱的美国鬼子。因之，每一个土地改革后的地区，紧接着都有报名参军的青年，都掀起了互助生产的热潮，都更清楚地知道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他们都懂得了看好国门才能看好家门，懂得了锄头多锄一遍前线就多一分胜利。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也不是“静静的后方”，而是一个“人喊马嘶的战场”，成为我们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胜利的无穷无尽的泉源。

　　来源：原载《长江日报》，转载于《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6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