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端升：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

　　从解放到现在，时间过得不算短，但是我的进步是很小很慢的。我现在体会到，这是由於我对学习不够重视，而且还采取了不正确、不虚心的态度。

　　我有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至於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影响，对於我可能比一般旧知识分子更要大些。但在不久以前，我是麻痹的。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解放以后，我自以为一心一意地在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我所需要的只是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多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学习共产党员的作风而已。於是解放之初，我单单想读新书，以后工作影响了我的读书时，则单单想从工作中求进步。我满以为这样做便可稳步前进地自我改造。

　　可是我错了，我大大地错了。像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什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认识不清的。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实践中作了比较深刻的反省后，我才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解放以前我犯过的错误，和解放以后仍然遗留着的缺点。这种错误是不应当以“环境使然”或“动机良好”等等没出息的理由来自宥的；这种缺点也是不应当被自以为正在进步的错觉所蒙蔽，而不及时发掘并迅速纠正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愈勤反省，愈多发觉，愈增惭愧，但对於很多缺点，我自己是常常感觉不到的。到了土地改革工作将要结束，在批评自我批评中，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缺点。举一个例子：我向来自以为是一个责任心很重而并不主观的人，但很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公开地批评了我的主观时，我就感觉到我有好坚持己见的严重毛病。我体验到批评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锐利后，我懊悔我未能及早地学会使用这一武器。我更恍然大悟，不但单单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学院式的，脱离实际的；单单想从工作中改善作风也是不能成功的，两者都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有效的学习方法。必须读书而能联系自己，联系实际，又采用了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求暴露缺点，才能真正分辨新旧，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才能真正改造自己。

　　我是在这样一个可说是初步觉悟的基础之上来欢迎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的。我衷心地接受了周总理给我们所作报告中的一切指示，尤其是关於批评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使用。

　　应当承认：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

　　作为人民教师的最起码条件之一是认真教课，但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解放以来，我教过“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中国政府”（应当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等课。我没有尽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实，没有以大力帮助学生自学，也没有严格地执行预定的教学计划。我是不够对学生、对人民负责的。

　　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我和同学同仁间的联系都是很不够的；对於他们的思想情况，我的了解是间接的，也往往是片面的。同学们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要求，我是不够了解的；同事们对工作上的需要，无论在图书设备方面，或和政府业务部门的联系方面，我或者是不了解，即使有些了解，也从没有积极地、澈底地为他们解决问题。既然脱离了群众，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

　　我没有好好地团结同仁。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三个系——法律、政治、经济，个个系内部闹不团结，系与系之间也缺乏联系和互相照顾。我经常觉得这些不团结对於我是一种麻烦，因此对於团结的工作，总是采取一曝十寒的态度，缺乏耐心，更不坚持原则。有时我内心上还会自高自大，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瞧不起人家的闹不团结。在有一个时期，我自己和经济系樊弘主任之间也闹意见。我认为他的固执和本位主义是不和洽的原因，我从不反躬自省，问一问我自己是否也有态度不好或者主张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是处处合理（当然决不能是这样），我也从没有耐心地去说服樊弘主任。

　　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不干也近一年之久。尽管我当时提出种种自以为是充分的理由，要求学校和教育部允许我离职，但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以前，我从没有问过自己，是不是个人的兴趣这一老家伙又在作祟，我自以为自从前年夏天有一位朋友严正地批评了我的“退让”后，我已经能够不考虑兴趣而接受上级所交给我的或是人民团体所要我担任的一切职务了。但是，在土地改革期中我既已发觉我有着许许多多思想上虽然坚决要改掉而行动上又往往表现仍然存在的缺点，我就不能不连想到个人兴趣问题可能就是我要辞去法学院院长的真实原因。关於这一点，我自己至今尚不能分辨清楚，我要求我的同事们对我提出严正的批评。不管我的动机是怎样，因为我坚持辞职，在一年中，即使是在京的时候，也不过问院务，忍令法学院招政工作上的损失，是我的不可宽宥的错误。

　　从我对於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的思想和作风。在今夏以前，校务委员会是负责领导校务的，而我是常务委员之一。我不是一阵热，便是一阵冷；不是急躁，便是消极。我暴露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我不联系群众，我不坚持真理，以致对校务的稳步改进没有起应起的作用。

　　在这里，也应当指出，比我负有更大的责任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汤先生自任副校长以来，作风已有些改善，但也还不够。我如果一向真正能对人民负责，我早应当面或公开地批评他，指出他的缺点，要求他加强领导，使得校务的改进可以多些快些。但是为了面子，为了顾虑私人情感，在此以前，我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也说明了我是怎样一个旧的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的老一辈的教师们之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人民的思想和学术是应当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长校的时候，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是“兼容并包”，更具体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统治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大学中，如果有人企图以当年占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分庭抗礼，是不是可以的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至於“学术自由”，不但一开始就和实际脱离，以后更演变为院系各自为政，以及学术与政治对立，技术与政治对立，为学术而学术等种种严重的而且至今还没有肃清的错误思想。

　　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们和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的人们容易为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所迷惑。应当问，除了“五四”以外，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究竟在那里？是的，在“一二九”、“一二一”和一九四六年底的反抗美军暴行运动中，以及在其他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站在战斗的前列的。但是，其他一些学校的同学难道不是同样站在前列的么？即以“五四”来说，它诚然是在北京大学首先发动的，北京大学领导或参加的师生也特别多，但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从上面所指出的我在解放后在北京大学的工作中所已发现的缺点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我的旧作风是怎样严重地存在着，也可以充分说明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旧思想是怎样在作祟。当然，这些缺点只是存在着的缺点中的一部分。更深刻的自我检讨和个人的批评将会揭发更多的更严重的缺点。我要不顾面子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不但检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中的缺点，更进而检讨我在解放以前所犯过的严重错误。我应当欢迎别人对我提出无情的尖锐的批评。我并希望能够同样地批评别人。我深信相互批评就是相互帮助，也就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