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人楩：跟农民学习以后

　　<北京大学教授　杨人楩>

　　“参观一次土地改革，胜过两年的学习；”——若干参观过土地改革的人都有此感觉。理由很简单；阅读不如耳闻，耳闻不如目睹。事实呈现在眼前，不说而可使我们信服，不容我们诡辩。知识分子对于实际政治可能有其一套自信是正确的看法，参观土地改革以后，立即证明这一套看法毕竟错误；才了解知识分子的自信心是一个如何阻碍他进步的顽强力量。走出书斋，走出都市，走向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农村，接触了农民，接触了广大的实际，广大的眼界，使我不再受自信心的支配，于是我才逐渐向农民学习。学习到些什么呢？

## 第一、从土地改革认识了革命

　　我曾经想：革命的目的在于夺取政权，人民政权既已巩固，就可顺利地推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这无异是说：土地改革是革命之果；不需激烈斗争的所谓“和平土改”，是可以行得通的。接触实际以后，我才逐渐了解我是不曾透彻认识革命，因而也就不曾透彻了解土地改革政策。

　　人民政权的基础诚然是巩固了，可是土改政策并非单凭政府的法令和干部的执行便可完成的。在解放不到两年的地区中，有些农村的政权仍不免为反革命分子所左右，他们是为地主服务的，不能希望他们来彻底执行土地改革政策。我们到达衡山县石山乡以后，负责同志在报告中说明最先到乡了解情况的干部曾被这一批人包围，因而工作队到乡进行工作时，遭遇到一些不当遭遇的困难，以致发动群众的工作比不上我们业经看过的松坳乡。土地改革的目地在于消灭地主阶级。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地主阶级是决不甘心被消灭的：他们曾以反革命的活动，甚至组织武装暴动，来破坏人民政权；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来分化农民；他们组织帮会来压迫农民；他们根据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经验制造变天思想来吓唬农民；利诱和谣言更是他们常用的斗争武器。分散财产之彻底和破坏财产之利害，几乎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参观过三个恶霸地主的住宅，那种残破狼狈的情况，使我们不敢相信在不久以前这就是地主的家。我们曾看见斗争三个地主，他们一致的态度是抵赖，欺骗与硬挺。其中一个已经斗争过9次，却始终斗不出果实。地主之所以要犯法，要以顽固态度来应付斗争，只因为这是一个阶级斗争。他们下决心抵抗，宁死不肯把果实交给农民。据说，某地主听见另一个地主惧罪自缢以后，冷笑地说：“自杀才不值得；”这就充分表现出阶级斗争中地主的顽固。地主既是如此，那么，那些世代受其压迫受其剥削而不得温饱的农民，一经发动、觉悟、而自信有力量斗争以后，又将如何呢？他们的斗争精神是不难想象的。实地参观以后，我才深深地体验到土地改革确乎是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我才了然所谓“和平土地改革”根本是不可能的，假使要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话。土地改革既是尖锐而激烈的阶级斗争，那么，土地改革就是革命，而不是革命的结果；反之，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没有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就没有完成。

　　革命的任务，不但要完成土改，而且要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的果实。反革命的地主阶级诚然被打垮了，未必就肯死心塌地接受劳动改造，仍不免有些梦想死灰复燃。否则，在人民政权业经普遍巩固的都市中，不当再有反革命的特务活动。地主在待机而动，农民也在随时警惕。我们从政治学习中理解到反帝反封建的关系，却不如农民了解得那么具体而干脆。他们说：地主希望蒋介石回来，蒋介石靠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要利用蒋介石，蒋介石要利用地主。他们现在只能支持特务在国内进行反革命活动。农民要保证翻身，不但要打垮地主，同时要解放台湾，要打倒美帝国主义，镇压反革命。这个逻辑是何等简单明了，根据这个逻辑来讲，农村中的斗争是要打倒封建，同时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这无异是说：一个战场，两个敌人。在朝鲜战场上也同样是打倒这两个敌人，这又无异是说：战场虽不同，而敌人相同。

　　土地改革是和每个中国人民的利害有间接和直接关系的。因为自己既非地主又非农人而认为自己就和土地改革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只是一种极肤浅的错觉。错觉之所以发生，因为我们生活在都市里，不了解农村的实际。农人是不会到城市里来宣传的。关于地主阶级的罪行，非经过实地观察是不会透彻了解的，因而也就不能了解他们的罪恶是怎样一个足以阻碍持/着中国发展的力量。反之，地主不但能够逃避到城市来宣传，他们又有若干义务宣传员。阶级立场自然会使他们夸大土地改革中的过左偏差；这些恶意的夸大往往很容易传到知识分子耳中，因为我们所接触的人物有不少是地主阶级或与地主阶级有关的。于是，我们的阶级立场就容易模糊起来。土地改革既是农民和地主算总账的斗争，那么，偏差原是难免的，即使不是可以鼓励的，至少是可以原谅的。刚参加土地改革时，我曾懊悔选择到中南区去参观，因为我知道我们“湖南蛮子”是敢于斗争的，何况又有1927年的血债；我担心遇到过左的偏差更会模糊我的阶级立场。已有心理准备的我，看过热烈的斗争场面以后，大出望外。这时，我佩服干部掌握纠偏指示的能力，同时我又觉得进行斗争时不免过于温和。（据若干朋友——其中也有地主——的报道，现在已经普遍没有偏差；已往假使有偏差，公道往往是站在农民一边的。）“过于温和”的感觉当然是错误的，然而表示出我们已开始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农民的诉苦博得我们的同情，地主的硬挺换得我们的憎恨……这还只是感情上的。可是，农民的诉苦使我们更了解封建剥削的残酷，了解封建生产的落后性；地主的破坏与顽固使我们更了解阶级斗争必然是尖锐的；于是引导我们到理智的考虑：假使认定土地改革是建设新中国的必需条件，则地主阶级是必须打垮的；假使新中国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休戚相关，我们就必须站在农民的一面，不能旁观。当我们看见地主在斗争中硬挺到底时，我们不但每个人在情绪上支持农民，同时也认定有应该如何帮他们一点忙的责任。我们讨论出一些“秀才”方法，当然无补于实际，然而这已说明了我们不单是来参观的，实际已具有参加斗争的意义。此后，我们碰到其他问题时，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一致站在农民的一面，希望尽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我们团体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仍然不曾放弃这样的努力。思想上这么逐步发展的结果，使我放弃了“土地改革直接与我无关”的错觉，并且使我答复了为什么要一边倒的问题——两年来在思想上一直搞不通的一个问题。

　　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这么认识了革命。这种认识不是从阅读和讨论中得来的，而是农民教给我的。同时，我还得向农民学习如何实践，因为，这种理论认识在我看来仍然是水准很高的，离实践还有相当距离。

## 第二、从土地改革体验了实践

　　参观土改以后，我才懂得土改不是一个刻板式的工作。政策和步骤固然是一致的，但在处理个别问题时，并非到处一律；就是县与县之间，甚至乡与乡之间也可能彼此不同。这就是实践的结果。因为要针对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所以不能是机械的，而必然是辩证的。我曾经想：土地改革既是从少数人阶级手里把土地拿出来分给为数最多的阶级，是个何等重大而细密的工作；关于田亩丈量，土性的鉴别、户口调查，都是事先必得制定方案动员专家去完成的。这是多么机械的书生之见！

　　喜欢说俏皮话的政论家，曾经把中国农民称为四万万阿斗；除了愚昧之外，他们还要担当自私的罪名。在进行土地改革时，他们不再是阿斗，反而是若干集体诸葛亮；至于不自私一点，至少表现得要比知识分子强。所以能够如此，由于有正确的群众路线。关于群众路线，在这里我只想指明，只有群众路线才能产生可以实践的集体智慧，才能产生可以实践的忘我精神。群众是由干部发动，干部领导的。如果干部牵着群众的鼻子走，群众就变成阿斗；如果他做了群众的尾巴，说不定就要出偏差。群众之所以能实践，由于干部也能实践，干部相信群众，与群众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如我们所想像的站在群众头上；是这样，才能够使群众产生实践所必需的智慧与忘我精神。

　　农民的文化水平是不高的，且看他们如何发挥集体智慧来解决一些困难。听说在所谓“和平土地改革”时期，地主对土地改革的条文背得比干部还熟，在划阶级时手里拿着土地改革法来吓唬农民。在斗争恶霸和划分阶级的时候，却看不见农民拿着土地改革法，听不见那一个农民引用土地改革法条文。他们学完划阶级以后，只归纳成几条每一个农民都能运用的原则来对付地主；这么几条简单的原则就可以使地主辞穷理屈。划其他阶级，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划分阶级这么一个复杂的工作，就这么在短短十几天之内完成。知识分子不免要批评他们“不科学”，然而，他们竟划得如此准确。（正因为考虑到可能不准确，所以在划分阶级以后仍须上级批准。）其次是“勘田”。丈量田亩应当是一个更繁杂的工作；湖南丘陵地带的水田高低不一，田的形状大小是应有尽有，就是使用科学工具的测量专家也会感觉工作不是容易的。农民却连皮尺也不用。他们相信正直老农的经验与判断；在讨论会上推出了几位这样的老农去担任这个工作。我所看见的一组是五个。他们到了每一丘田里，站在不同的地位，用眼一瞄，脑子里一捉摸，胸中就有数；几个人当面一对，就决定每一丘田的产量是多少（因为田的产量不同，所以湖南一般论产量而不论面积）。在他们看过较大的一丘田以后，我曾分别去问过他们估计的结果，其中四位估计8石5，一位估计8石，可见其估计是相当准确的。估计出一个数目以后，就在写明原有业主佃户自报产数的标帜上，再添一项数字，以凭公断。分田也是依照这样的方法，由几位公正老农依照会上决定的原则去分配。分配以后，一方面登记在簿册上，同时把标帜上业主的名字佃户一项用刀削去，换上分得土地的农民的名字。这样的办法可能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不科学”，然而在基本上已解决了问题，不曾引起严重的争执。在旁听准备生产的小组会上，特别使我注意的是讨论水利问题的结果。在已往，为着争水可以打架至打官司。今后要在原灌溉系统之下合理地解决水源问题，当然更困难。他们在否定若干行不通的办法之后，决定了这么一个办法：由原灌溉系统所及的田亩之新业主共推一人“看水”；他所费的劳力，由其他农人在另外的劳作上来补偿。这是何等干脆而能实践的办法！

　　集体智慧虽然解决了不少与农民切身利害有关的问题，但不足以说明农民之不自私。农民的自私原不亚于知识分子的自私；只因他们在土地改革过程中教育了自己，认识了团结的力量，因而就真正减轻了个人主义的自私心。勘田和分田并非绝对准确的，然而农民都高兴接受，一致表示：“那里能够一点不差？”因此，因斗争而退出的押金并非全数还给原来付出押金的佃户；分配家具时几乎办到各取所需的原则，而不斤斤较量家具的金钱价值；分配房屋时也只照顾各人需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代工队之组织，这是生产小组会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除决定轮流代孤寡及参军家族劳动以外，更议定了“先人后我”的原则，怪不得农村青年会那样踊跃参军。

　　农民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保守而反对科学。相反的，只要你能说服他们，他们很愿接受科学：在生产小组会上，他们就多数赞成选用称为“胜利秈”的新种。他们不反对科学，但不因嚷着科学而违反实际。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很高，然而他们能实践，说到那里，做到那里。在农村中看不见形式主义。自私心可能是免不了的，但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克服一分，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一分。嘴里只唱高调而行为仍然落后的人物，在农村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我想，知识分子要学习《实践论》，不妨向农民看齐，先且别嚷嚷，一点一滴地从实践上做起。

　　农民的实践精神，也启发我去解决学问上的问题。读了二十多年的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时的土地政策何以会失败，直到参观土改以后我才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关于这个问题，牵涉太多，只好另写专文来讨论；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结论。素来对于这次失败的解释是：罗伯斯庇尔派的政敌破坏这个政策之进行；农民不觉悟，不曾起来支持这个政策；罗伯斯庇尔派失败，土地政策也就跟着失败。法国革命史的一代权威马迪厄和最前进的专家，都不曾提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现在我才明白罗伯斯庇尔派只是机械唯物论者，不懂得辩证法，因而不懂得实践论。书斋中拟出的政策，老是在议会和衙门里兜圈子；于是本可起大作用的政策就等于空文。由此可见参观土地改革对于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业务可能有所启发，其作用不限于使我们认识现实及改造思想而已。

## 第三、从土地改革预见新中国的前途

　　参观过土改的人，都能预见到土地改革后的新中国会有一个史无前例的繁荣。

　　一、政治：土地改革建政后的农村，人人劳动，不劳动而又破坏秩序的分子，在农村中将不能生存。在参观没收果实的时候，沿途看见少年儿童队在警戒着；我当时想，这么一个热闹的场面正是孩子们嬉弄捣乱的机会，经过组织以后，他们不但不会阻碍工作，反而能起积极作用。于是我进一步认识组织的力量，同时也认识到有关老解放区儿童队的故事之真实性。复次，在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把有关土地分配的资料结集起来，不难得出一个相当正确的人口总数和田亩总数；土地改革就这么附带地完成一个历史上所从不曾完成过的行政任务——全国人口调查和田籍调查。这于新中国的发展，将会有何等巨大的意义。

　　二、经济：农人分得土地不受削剥以后，由于生产情绪高，合作精神强，加以政府的帮助和科学的指示，生产增加之速是毫无疑问的。粮食的增产，农村购买力的增大和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发展工业解决了一半问题；而土改政策极力保护工商业，又为工商业发展留下了一个基础。我们不难预料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繁荣，同时，也可预料到农村面貌的加速进步。在已往，我曾设想到由小土地所有制过渡到集体农场制将是很困难的一着，因为我曾认定农民的土地占有欲和保守性很强；从农民的实践精神看来，我这种看法又是过虑、只要条件具备了，过渡到集体农场将是很自然的。

　　三、国防：政治和经济向前发展，国防当然也跟着向前发展；在这里，我只想指出兵源的问题。农村秩序好，已为国家节省了不知若干兵力，因为再不需要驻军。在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号召之下，农村参军之热烈，又是我们所不能想像的，几乎每一个乡都超出了牠所预期的数目。当我们在长沙黄花乡参观区人民法庭时，正是各乡陆续欢送参军到区上的时候，使我们有机会和多数参军青年接触。“打倒地主就要打倒美帝国主义”的认识，造成了若干争先参军的动人故事；在这么一种认识与热情之下，我们的国家将是一个再不会被人欺侮的国家。

　　四、文化：农民容易接受文化。翻身的农民马上就能接受政治教育，就能理解相当高度水准的政治理论。能够想，想得很好；能够说，说得不错。他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入情入理，在使用新名辞时不犯错误；因此我们再无须过虑农民不懂知识分子的谈话，只要没有口音的隔阂。我们参观团中有一位语言学家说：“我已经动摇了农民不易认识汉字的看法”；汉字如何改良是另一问题，农民容易接受文化，却是铁一般的事实。同时，农民也在热烈地要求文化。不能读，不能写，没有文化，是他们的苦恼，他们要摆脱这些苦恼。我们看见了农民识字班和黑板报，据参观过江西土地改革的朋友说，他已看见到由小学教师领导的农民读报小组。消灭农村文盲是指日可待的事；他们的要求，却不仅在识字而已。农民说：“土地房屋可以分，文化不能分！”又说：“以前只有地主送孩子读书，现在我们也该送孩子读书。”在经济条件许可之下，他们将大批送子弟进学校。所以我们的中学大学要向工农开门，否则他们会自动跑来敲门。农民教育了我，同时我也体验到农民要求我们去教育他们。在向同学们报告土地改革观感时，我曾强调这一点：农民在期待你们的帮助，不管你是学那一门的。现在，我仍想强调这一点：农民在期待每一个学术工作者的努力与帮助，不管你是学什么的。我想，农民既已教育我认识了革命，体验到实践；假使这点教育应起作用的话，我便该在本岗位工作上努力，依着思想水平的提高，逐步实践，以便在建设人民文化的工作上尽我的一点力量来报答农民。

　　最后，我想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结束我在参观土地改革中的观感和这一篇文章：土地改革以后，新中国是有前途的，每个愿为人民而劳动的人也是有前途的。

　　来源：《光明日报》1951年4月16日；《人民日报》1951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