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汉：“武训传”使我猛醒

　　<田汉>

　　从朝鲜回到天津，就逢祖国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多年来以为不错的人物，和看过去还颇受感动的影片，一旦经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耀，便原身毕露、无所通形。各方检讨文字，单就我所看到的，已经有数十篇之多。通过这一具体问题上的深入考察，寻根究底，的确把我们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了一步。

　　首先是谁代表了“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最高典型”的问题。那样几乎一切靠“磕头”来解决问题的武训能代表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品质吗?倘使武训传值得那样的赞词，那又何以处今天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呢?今天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所表现的精神品质，与所谓“武训精神”实际就是“奴才精神”，不正是恰恰相反的吗?只有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勤劳、英勇、智慧的最高典型!我们迄今还没有能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十分生动有力地刻划和歌颂这样的战斗的典型，却浪费我们的笔墨，歌颂了那些不应该歌颂的对象，传播极端有害的影响，真是应该痛自悔改的事!

　　武训之所以一度被人重视，甚至被人当作孔子以后的人物看待，是由于他从小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以致备受欺骗践踏，因而一朝发愤，行乞兴学，彷佛单凭他个人这种可怜的努力就可改善穷孩子们的运命，正是在这一点上，投合了那些“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者的可怜的幻想。这里便涉及一个已经十分陈旧的政治路线问题:还是‘教育救国’呢?还是通过革命斗争来根本解决教育问题呢?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幻想，在中国早已破产了；在朝鲜也有过同样的情形。朝鲜在解放前由于日帝广施奴化教育，限制朝鲜人民享受初等教育权利，以致失学者达其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文盲二百五十六万人之多。当时朝鲜的一些民族改良主义者也曾提出“普及教育”等口号来代替独立运动，企图在日本统治者所允许的可怜的限度内来从事普及教育。在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三、一”暴动之后，日益醒觉的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作不断的残酷斗争的年月，这些民族改良主义者不敢去触动日本罪恶统治的毫发，而用各种欺骗的花样来模糊、削弱朝鲜人民的民族觉悟与反帝情绪。这些“朝鲜的武训”们除起了上述的可耻作用之外，对朝鲜文化教育状态的改善没有任何贡献。他的主子们决意不让朝鲜人民真能获得知识进步。直到“八、一五”北朝鲜人民解放以后，才结束了这种黑暗的日子；开始有了可能与条件来解决人民教育的问题。

　　首先从思想上大力肃清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残余，提倡新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肃清文盲委员会，朝鲜语文学校、成人学校，遍布各地方的工厂、农庄和渔村。北朝鲜的文盲已基本肃清。教育经费提高到占国家整个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三(日本统治时期只占百分之一、三)。原来一个大学也没有的北朝鲜，短短五年间，出现了规模壮大的金日成大学以下十五个大学，五十五个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十四个师范学校，二十四个初级技术学校。初级中学比解放前多二十倍，高中一百七十多个，增建校舍共达四千多所，训练出教育干部三万三千余名。这样迅速而辉煌的成就，岂是向帝国主义统治者磕头所能获得的?

　　这是我现在的认识和看法。过去我也曾经错误地写过一首歌颂武训的题诗。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对于他所支持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一样支持；他曾经赞扬过武训，我也就盲目地跟着赞扬一番而不甚深考，这都足以说明我当时甚至今日还严重存在的自由主义和不严肃作风。我应该深自愧悔，深自警惕。

　　武训这个人物，由其长年苦行，极容易迷惑人，使人只同情其行之苦，而忘了他为谁辛苦!这正是武训这个人物的可怕处。“武训传”电影的制作者们又把他的苦行大大加以美化，并加上“革命”的色彩，这就越发容易迷惑人了。但这一种对历史人物的不适当的歌颂与艺术创作上的不老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作者警惕的，我们得深刻记住这个教训!

　　最后我想到如何正确地认识与表现历史人物在艺术创作上，特别在戏曲创作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旧戏曲中有不少表扬与歌颂封建奴才的，如“黄天霸”之类。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们重视并且积极参加“武训传”的讨论，根据不久以前政务院颁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于旧有戏曲节目及表演方法联系自己思想，进行认真的深刻的检查。这样，就一定能使我们戏曲界在这次“武训传”讨论中，在思想上提高一步。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文汇报》1951年6月 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