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北军区党委会关于执行镇压反革命的检查报告

　　（一）一九五零年我们在剿匪并结合反霸、减租、退押等群众运动中，对执行镇压反革命份子活动基本上未出大的偏差。但五月以前“宽大无边”的倾向是存在的，五月会议以後，尤其九月间党代表会议後纠正了这一偏向，因而六月以後进行较稳重。全年捕捉匪首九百九十八名，自新匪首九百九十四名，匪首漏网者一百一十七名；处决匪大队长以上至纵队司令的重要匪首共三百二十八名，处徒刑者仅遂宁、南充两分区即XX名。十二月份管训之主要匪首如川西“反共救国青勇军”总指挥张质俊等XX名，部队内部管训反革命份子共XX名，处决八名，及经审查、教育後分别资遣复员、罚苦役及分配工作者外，馀仍在管训中。

　　（二）执行中右的偏向有如下几方面：

　　（1）五月以前，干部思想上只强调宽大的一面，不敢强调或不敢实行坚决镇压，害怕匪特暴动闹出“乱子”，所杀错了人责任担不起。因而只强调“我们是宽大政策”，甚至在宣传或争取匪首自新时错误的提出“无论过去罪恶多大，只要悔过自新，一律宽大”，歪曲政策，丧失政策，丧失立场。如青川警卫营长与惯匪头子贾银坤的代表举行和平谈，答应我部队撤出贾匪地区并允许计其保持武装与我和平共处，後予纠正，现贾匪已捕获。

　　（2）强调“宽大政策”的右倾偏向，在对部队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亦复如此，干部中存在看“教育万能”，思想上只强调“教育改造”，因而该杀的没杀，放松了对敌人的及时镇压。如剑阁分区战士刘五与排长两人被匪包围後，他投匪并带匪将排长打死，後又接受匪任务归队破坏，发觉後很久不处理，最後只判了半年徒刑。又如伪七兵团连长李满堂起义後带一排人叛变，任匪大队长，杀我工作同志七人，洗烧乡村、抢劫仓库，後被我全部歼灭，李匪无奈，混充一般土匪自新。当时害怕把李匪处决，对已经自新匪有影响，丝毫未加教育即送资遣队，准备资遣回家，经发觉转送军区，当研究处决时，有的仍认为该犯坦白很好，杀了会影响其他匪特份子坦白的错误想法。同时在“教育万能论“的支持下，学校亦发生同样错误，军大川北分校在思想鉴定时，谁坦白了就广播表扬，以致有一些反革命份子在坦白时说：”我过去杀过几个共产党员，现在要有共产党员要我杀，我还敢杀”的狂妄言论，似乎有了罪恶反而成了光荣事。

　　（3）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匪犯处理不及时，不敢坚决处死。如苍溪罪大恶极特务汤柳喧（缺事实）一犯，仅判了三年徒刑，直到十一月才改判死刑；另一惯匪李兰芳仅判徒刑六个月（缺事实）释放，到了九月改判死刑。射洪县捕获一匪首仅问了一下，乡长说是好人就放了，该犯回去重又抢又盗，後经群众控诉，二次捕回才处死；万源县放了匪特赖自成，群众反映说：“政府又把他放回在我们啦”。由於执行中的右倾错误，助长匪焰越剿越多，使匪特无所顾忌，敢为所欲为。同时使群众感受威胁，敢怒不敢言，某些群众对我冷淡不敢接近，明知有匪不敢向我报告。而匪特则谣传说：“解放军宽大怕什么？”以胁迫群众；武胜乐善乡一老婆和她小孩拿着木棒抢人，她说：“政府不杀匪”，在群众中形成一种心理，认为“当匪没事”。

　　（三）六月以後，上述右倾错误得到了纠正，正确执行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而一般都杀得适时、适地、适人。群众反映很好，有不少地方老乡说：“杀得好，过去的坏人硬是未走掉一个”；匪特作恶份子则说：“共产党宽大，现在开刀杀人了”；嫌疑份子有的表现不闻不问，个别表现惊慌的说：“现在可不敢乱动，风气太紧”。尤其看了“川北日报”登载的“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後，一批作恶的人说：“要注意共产党挖掉匪根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宽大了”；有的甚至感到穷途末路而自杀，如南充市中统特务恶霸王公维投河自杀，西充县仅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卅一日就有因怕群众斗争与匪有联系的恶霸六人自杀。

　　（四）执行镇压反革命政策中的另一偏向是乱杀、乱捕，如蓬安县赛金乡一老汉他儿子是坏人，我X团将老汉逮捕，後又释放回家即自杀，原因不明。开江县我部队一排长错杀三人，两个胁从份子一个嫌疑犯。执行政策左右摇摆不稳，但右倾错误是主要的，尤其五月以前。整个说一年来对镇压反革命份子的“宽大无边”倾向，得到了逐渐纠正。

　　来源：《西南工作》 第44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党内刊物发至县团），1951年3月10日。

　　· 来源：

　　四川省某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