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

　　<陈鹤琴>

## （一）为什么要进行自我检讨

　　“人民教育”第二卷第六期和第三卷第四、五两期先后发表了张凌光诸先生关于“活教育”的批评文章。我是“活教育”理论的初创人，在今天更愿意深刻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教育思想，以便能更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服务。我细心地读了张凌光等先生的文章，同时也曾向其他一些朋友征求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在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经过一番思想检讨之后，初步地认识到我的“活教育”的主张，原来并不是什么进步的东西，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由于我没有阶级立场，不问政治，幻想用教育来救国拯民，其结果，不但国没有救成，反而为反动派服了务，为反革命统治装饰了门面，因而损害了革命的事业。这正如钱俊瑞副部长在“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政治’‘超阶级’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他们认为阶级是不存在的，或者虽然存在也是不关重要的，政治则是‘肮脏’的。他们只愿意‘清高’和‘自在’地办他们的‘普及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等；并且愿意凭着这个‘教育’之‘万能’来救我们的国家。结果怎样呢？还和他们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这种‘超政治’‘超阶级’的观点和作法，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与麻醉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活教育”也就是这样，在人民中散播了坏影响，帮助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

　　一个人的旧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改造过来的，因此我愿意把自己的初步检讨发表出来，以便在大家的批评和帮助之下，达到彻底肃清自己错误思想的目的。这不仅对我个人而且对一些曾受过我的“活教育”影响的同志们，来清除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遗毒，也将是有利的。

## （二）这不是“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吗？

　　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长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看到的尽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军阀的混战，官僚的贪污腐化，老百姓贫穷如洗。当时我也曾为中国的这种衰亡现象悲愤，我也曾立志要想救国。当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反动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那年，我正在美国读书，那时，我非常的愤慨，为了要报仇，便每逢星期五绝食一顿以效法“卧薪尝胆”。这种天真幼稚的做法，一直继续了半年，自然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我便想中国人为什么不如外国人，受人欺侮，是因为中国人本身“不行”；要是能把中国的“人”教好了，使他们具有健全的身体，创造的能力，合作的态度，世界的眼光，和服务的精神，那么别人也就不会来欺侮我们了。于是，我选定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从来未认识到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老百姓之所以贫弱，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统治的结果，不打倒帝国主义，不推翻反动统治便不可能救国，以致数十年来，陶醉在教育万能的美梦中而不能自拔。

　　很显然的，我过去对“人”的理解也是抽象的。我以为人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因为社会上有坏人，他们好侵略，好压迫人，他们自私，就使得好人吃亏。假使能把坏人感化，变成了好人，社会岂不是就太平了吗？我从这样一种超阶级的观点出发，提出“活教育”的目的论，叫“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日本投降后改为，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满以为人人都抱“假如我是你”的精神，用“照妖镜”（忍耐）“天平秤”（公平）“十字架”（自我牺牲）的办法来处世，“与世无争”，就可以使战争消灭，使流血革命用不着，剥削压迫也就不再发生了；却没有认识到人是有阶级的，剥削阶级为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剥削人，压迫人。不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一切都是幻想。而且统治者剥削阶级是决不可以理喻的，不作流血革命，阶级斗争，武装推翻反动统治，则反动统治是不会自动让位的。因此我的“与世无争”、“假如我是你”等等提法，适足以“削弱人民的战斗意志。”

　　由于我所了解的“人”是抽象的，没有阶级性与政治性，我所培养的“人”在主观愿望上是要他们为老百姓服务，要他们把社会改造好，但是，因为我没有灌输他们以先进的阶级意识，正确的政治目标，在实际上，只不过要他们在反动政权下来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好人”。虽然提出了做“人”！要“爱国家，爱真理，爱人类”，因为缺乏阶级立场和观点，就成为空洞、不明确的教条。骤看起来，好像是标榜爱国，讲求人道，但在反动统治下的旧社会中，国家只不过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屠杀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那时“爱国家”其实质是爱反动阶级的国家，其结果是巩固了反动阶级的统治。

　　这样看来，我提出“活教育”的目的“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或者“做世界人”，表面好像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实际上还是“有阶级”“有政治”。其阶级性则属于剥削阶级，其政治则属于反动政权，因此，今天如果不再从思想上来认清自己“超阶级”“超政治”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本质，是不可能在教育的实际工作方面，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来服务的。

## （三）主观唯心论和狭隘经验主义

　　我过去过分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以为单凭教育的力量就可以改造人，就可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数十年来醉心于这种“教育万能”的梦想，虽然在旧社会中也曾碰过壁，遭到困难，特别是在1948年前后，幼专学生在上海大场办农忙托儿所的时候，反动的上海教育局长李熙谋，曾不止一次地警告我，留难我，而我仍没有因此得到教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却依然继续着为教育而教育的做法。

　　由于我没有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的，而错误地认为旧社会的教育之所以没有办好，是因为旧的传统教育不行，教材不好，教科书错误很多，方法不好，教学法太死板的缘故，认为用自己的“活教育”方法，就能培养出所谓“人”来，这就是所谓“活教育”的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和方法论“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实际上是承袭了杜威的“儿童本位”与“经验论”，接受了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主张。

　　杜威曾经说过，“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要发展儿童的个性，让儿童在“做中学”。杜威办实验学校，提倡打破系统的课程，要根据儿童的需要和兴趣来经常改变课程。他的实验学校中，教师在教学中是站在辅助的、被动的地位。杜威这种唯心的经验论给我以很大的影响，当我主张用“活教育”的课程论与方法论来反对中国旧社会的传统教材教法时，便有意无意地通过自己的主观幻想，给以片面的论证。

　　我常常认为别人的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到的东西，才是可靠的；因此，我否定了人类祖先的经验也否定了客观真理的存在，没有认识到科学在历史阶段中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是有其绝对真理性质的。知识的来源，除了感性的直接知识以外，还有前人的或别人的经过实践考验的科学与文化的间接知识。片面强调感性知识，其结果使认识停留在低级的阶段，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本质。

　　我的这种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多半也是由于我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结果。我孤立地观察儿童心理发展的个别的现象，以为儿童生来时一无所知，通过自己的感觉和活动，逐渐认识了世界；由于摸到火，烫了手指，知道火是热的，摸到木头，知道木头是硬的，片面强调感性，忽视了理性认识的重要作用。却没有通过这些现象，来深刻的理解到儿童心理发展的本质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辩证的过程。

　　“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所谓“活教育”的课程论，就这样的片面强调了自然界、社会生活中个别现象，对于教学的作用，否认系统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于是，在教育方法论上，自然也就陷入经验论的泥沼中去了。我曾经很热情的赞美过“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个口号，也曾经欢迎过陶行知先生根据杜威的“从做中学”所得出来的“教学做合一”的口号。我也曾向往于陶先生创办晓庄师范时，指天空为天花板，指大地为地板，指自然界为课堂的作法。我在江西开始办幼稚师范的时候，也曾经醉心于“寓学于做”的办法，带着学生们开荒筑路，盖房子，种菜养猪，烧饭做菜，并且称心满意于这种鲁滨逊的“变荒山为乐园”。学生们工作了一天之后，同时就来上课，以一天生活为题，学习作文认识自然，教材好像非常丰富，看到学生有了些收获，兴趣很高，就认为这不但是“做中学，做中教”，而且也是“做中求进步”。并且根据这个别的现象，来作为一般原则的根据，提出所谓“活教育”的教学原则“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还以为这种直接经验，就是“使人进步的最大动力”。

　　现在且不说这个“进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因为在检讨“目的论”中已经说过了）仅就强调“做”这一点，在教育实际工作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简单回答，有下面几条：

　　（一）教学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社会意识。

　　（二）不能给儿童以系统的科学知识。

　　（三）使儿童不能得到学习科学知识的基本能力。

　　（四）忽视教师的领导作用，使儿童流于盲目的摸索，尝试错误，浪费时间。

　　（五）忽视教科书的作用，养成儿童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

　　也许会有人以为我这样来否定“活教育”的教材教学法未免过分，或者认为“活教育”的某些教学法也还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我却同意张凌光诸先生所提出的意见：首先用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来克服“活教育”的缺点，改造“活教育”的思想体系，只有当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端正了，才能在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有所贡献。

## （四）“活教育”的坏影响究竟是什么？

　　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长期进行着“超政治”、“超阶级”的改良主义式的教育，其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就现在所记起的举几个事实来说明。

　　抗日战争前，我在上海公共租界为帝国主义办教育，主观上是想“收回教育权”，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服了务。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以后，我从上海到重庆经过江西，反动派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留我在江西办教育。当时我对国民党抗日所采取的两面政策及其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没有认识，一心抱着为教育而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仍保留在“‘活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一文中——见“活教育”5卷2期），以为这是自己实现教育理想的好机会，并没有理会到这个狡猾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熊式辉，是盘算着利用我的教育工作，来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装饰门面，迷惑人民，以掩盖其丑恶的反人民的面目。记得当时反动派原想请陶行知先生去讲学的，后来因看到陶先生的一首诗，认为靠不住，便改变了计划。这就是所谓“不问政治”“自鸣清高”的我，正为反动派所欢迎所满意。很显然的，在他们看来，我的教育主张是对他们的统治有利的。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我长期做教育工作，又研究儿童心理，在美国留过学，在欧洲各国考察过教育，所见所闻，对于教育方面个别事例也很“丰富”，因此，就有可能在我的反传统教育的主张中，补进了许多似乎足以耸人听闻的材料。于是，一些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青年与教师也都觉得我是进步的，愿意到我主持的幼师来工作、来学习，我们办学愈起劲，反动派就愈来喝彩捧场，说我是儿童教育专家，是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在这件改良主义外表下，我们都陶醉在“活教育”乐园之中，革命的青年们虽不只一次劝告我，但都被我的“丰富”的理论挡回去了。于是我的改良主义教育，就这样的在旧社会中迷糊了许多人的战斗意志。直到后来回到上海，青年学生们都在革命运动中前进了。他们又自动地下乡办农村托儿所，而我从教育出发，也鼓励他们去为老百姓服务。这时反动派认为我的改良主义教育已超出了范围，终于二次把我逮捕起来，那时什么儿童教育家，中国的福禄培尔，中国的裴斯泰洛齐都不知哪里去了。为什么开始时要喝彩，来捧场，为什么看到我的学生与老百姓站在一起的时候，参加革命运动的时候，他们就要迫害我呢？回答是很简单的，问题不在别的，而在于我的工作是不是对反动统治有利，现在我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所培养的学生有很多也是为反动派直接服务的。在我所办的鼓楼幼稚园中，教养的很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中上层官僚的子女。数十年来，为他们服务，一直到解放后才有了改变。日本投降后，我还派我的学生到东北沈阳去为反动派办“美龄小学”的，所做的同样是粪堆插上了花朵的工作。

　　在今天我不仅认识到“活教育”理论在旧社会中所起的坏影响，而且我还得要说明在新社会中，当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时候，如果还不从思想上来清算这种改良主义的遗毒，那么，我们就不会很勇敢积极地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我们也不容易站稳人民的立场，来对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国民党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仅如此，如果纵容这种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也同样在教育工作上阻碍我们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与任务。

## （五）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的根源在哪里？

　　现在我打算来说一说我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根源：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我的出身是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一方面感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排斥而日趋没落，对旧社会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又限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而害怕严重的革命，特别是经过一番个人奋斗之后，我又在旧社会中取得了“事业”和地位，更限制了自己向革命靠近的勇气。这样，改良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就在我的身上找到了阶级的基础。

　　其次，我从小所受的是封建的家庭教育和教会的学校教育。我的母亲具有浓厚的封建旧道德，无论是家庭间相处或与邻居发生纠葛的时候，她总是劝我们要忍耐，并且常常说“吃亏就是便宜”、“求人不如求己”。我在教会学校中读书，所受的教育无非是“博爱”、“人道”、“从牺牲中得到快乐”这一套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宗教哲学。长期在这样的教育影响之下，在我的思想上就失去斗争性和革命性。

　　第三、我在美国留学数年，在那里我又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反动教育，受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儿童本位的思想薰染，回国后，又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影响。

　　最后，我想附带声明两件事：

　　第一、我在“新儿童教育”第6卷第12期上用“活教育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敬请读者对‘活教育’展开批评”的文章，这里所说的“活教育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团，只不过是为了出版“活教育”月刊时所用的名称。

　　第二、我所以发表那篇文章，原意想提供一些关于“活教育”的材料，在取得大家的批评之后，帮助我能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以便更好地做个自我批评，并非为“活教育”的错误思想进行辩护。

　　 1951.09.13于北京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宣传委员会编 《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下册），广州：人间书屋，195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