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铨：批判我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言行

　　<同济大学外语组主任　陈铨>

## 一、反动政治思想的形式

　　我出身于一个药材商人的家庭。初期的教育，完全是封建的教育，我父亲请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读古书。五四运动，我正在成都省立第一中学读书，那时的中学，本质上还是封建，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国文，而国文课的内容，还是古书。认为自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从小就种下了根。

　　1921年我考上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8年到美先后受了9年的奴化教育，我自己更觉得我属于统治阶级。所以在1930年到德国，我觉得德国的唯心论一套哲学思想，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唯心论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在我留德期间，1930年到1934年，正是希特勒上台的前后，我亲眼看见他把战败的德国组织起来，在国际上耀武扬威，我更深信德国的哲学和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就一心一意要想把德国这一套搬回中国。记得当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他是文人出身，我对他特别佩服，我就幻想，将来回国，有一天要做中国的戈培尔。

　　1934年回国，一直到1940年，先后在武汉、清华、西南联大教书，虽然我脑子里充满了德国法西斯的思想，时时刻刻想把它表现出来，想把它运用到中国政治上去，但是我的地位不高，名誉不大，政治上没有提拔的力量，等了6年多没有机会。一直到1940年，因为“战国策”上介绍尼采的文章，引人注意，我就开始有政治企图，逐渐公开宣传我的反动政治思想。

## 二、我的反动文艺作品

　　在我所有的文艺作品中间，影响我最大的两个德国哲学家，就是叔本华和尼采。从1927年到1940年前期的作品中间，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是我的主导思想。从1940年到1946年后期的作品中间，尼采的超人主义是我的主导思想。但是他们两人都崇拜天才，轻视女性，反对革命，一贯地支持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

　　1927年春天，我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这本书虽然是在1927年底写成，却在1934年出版。那个时候，正是蒋匪帮4次“围剿”江西红军，青年人遭其屠杀，革命情绪高涨的时候，我发表这部小说，使青年人看了意志颓废，不肯参加革命，因而有利于反革命的统治阶级。

　　1928年，我写成第二部长篇小说“天问”，新月书店出版。我既然不同情革命，而同情统治阶级，所以我的小说自然要麻醉青年，使他们为女人而奋斗，不为革命而奋斗。而且我教他们为了女人可以不择手段，作一切凶残谋杀压迫人民的坏事情。“天问”当时销行很广，青年人中毒的也特别地多。

　　我第三部中篇小说“冲突”，是1929年在美国写成，寄回中国出版的。我利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来冲淡了青年人的革命情绪。我不但教他们鬼混，而且教他们做坏事情，因为我狂妄地说：“只要他有超人的聪明才力，他一定可以找理由来辩护自己的罪恶。”

　　我第四部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1933年在德国脱稿，1935年在上海出版。真正的主题是在写一个两男三女的五角恋爱故事。1935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既侵占东北，又想侵占华北，反动头子蒋介石不肯抗日，专事反共的时候。我出版这样的东西，使青年人对人生世界，一切怀疑，还狂妄地自以为伟大，像哈孟雷特那样的伟大。而且他还那样幸福，在恋爱场中，有3位绝世美人倾心于他。这种小说，最足使青年人堕落腐化。

　　我第五部中篇小说“再见，冷荇！”，是1934年在清华写的，1935年在天津大公报逐日发表，原名“死灰”，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主要的情节是萧华亭和他德国女朋友冷荇的色情关系，但书中危害性最大的还是尼采的思想，也就是法西斯思想。我还替希特勒宣传，德国民族一定会起来，同时我明白地反对共产主义。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文艺作品中公开传播德国法西斯思想。这一部小说，当时在销路甚广的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影响甚大，我宣传法西斯思想，危害革命，利用黄色毒素腐化青年，我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狂飙”是1942年出版的。写作的动机，是想用一部曲折离奇的爱情小说，来宣传我的法西斯思想。在这中间，我已经把德国的法西斯思想，转变成为中国的法西斯思想了。“狂飙”中间反苏反共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黄鹤楼”是1940年在昆明写成的，1942年在香港出版。内容一方面赞扬反动派的空军，最主要的还是在写男女关系。“金指环”是1941年在昆明写的，1942年在重庆出版。我想宣传当时汉奸曲线救国论，同时加上序幕和尾声，来公开捧蒋。“蓝蝴蝶”是1942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写的。这3个剧本都一贯地包含黄色毒素，一贯地拥护不抗日的反动派国民党，把抗日功劳归于它，一贯地提倡恋爱至上，毒害青年，歪曲事实，破坏革命，对祖国对人民的危害，都是很大的。

　　“无情女”写得很糟，1943年在青年书店出版，销路不好，上演机会也不多。内容替特务宣传，他们在北京如何对付汉奸日本人，赞扬他们抗日的工作。

　　我所有的文艺作品中，以“野玫瑰”的毒素为最大，实际上发生的影响也最大，后来又经屠光启改编为电影“天字第一号”，传播毒素尤为广泛。

　　“野玫瑰”是1941年在昆明写的，在重庆“文史杂志”上发表，顾颉刚先生把“野玫瑰”在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1946年6月到上海，“野玫瑰”已被中电导演屠光启改编成为“天字第一号”。后来中电答应给我300万元作为稿费。

　　我为什么写“野玫瑰”呢？因为当时军事间谍剧本，如像“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都非常受人欢迎。我下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当时我已经在“战国策”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尼采哲学的文章，我的法西斯思想逐渐系统化，所以我最后决定，利用“野玫瑰”来宣传我的法西斯思想，藉宣传我的法西斯思想来拉拢蒋介石。

　　第一、它宣传了尼采的超人主义，鼓励英雄崇拜，捧反动头子蒋介石。剧中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夏艳华和王立民，都是超群绝类的天才。使观众感觉抗日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战争，完全操纵在夏艳华一人手里，一切的胜利都要归功于她个人。夏艳华已经超过一个特务的身份，而成为一个领导抗日战争的英雄，是法西斯政治的领袖，就是反动头子蒋介石。

　　第二、把汉奸写成英雄。这是最荒谬的思想，而且还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其毒害的严重是不能想像的。

　　第三、赞扬特务。“野玫瑰”的正派英雄都是特务。刘云樵、王安、夏艳华三人，把王立民玩弄于股掌之上，打得他落花流水。我赞扬三人，还不仅赞扬三人，而且赞扬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蒋介石。使青年人看完这本戏，觉得当特务又英雄又舒服，又可以得美人，他们自然会崇拜特务，这是多么大的毒素！

　　第四、轻视女性。我把夏艳华的身世，写成一个舞女。我在“野玫瑰”里宣传轻视女性的思想，就是轻视妇女的人格，反对妇女解放。

　　第五、散播黄色毒素麻痹青年。我利用夏艳华的淫荡，散布舞台上黄色的气氛，还有一些爱情场面。青年人看了这些场面，自然会麻痹、堕落。

　　第六、暗示蒋匪帮收买知识分子。目的是在劝告反动头子蒋介石，利用金钱和地位，来尽量收编知识分子，他的政权就可以稳固。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批判我过去的文艺作品，真是篇篇反动，本本反动。它们一贯地用恋爱和色情来麻醉青年，破坏革命；它们一贯地轻视女性，反对妇女解放；它们一贯地反苏反共反人民，宣传反动的政治思想，一贯地支持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服务。在最坏的时候，它们甚至赞扬汉奸特务，把他们写成英雄。它们对青年的毒害，对革命的阻阨，是无法估计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我一切错误的根源，就是由于我阶级的成见。我自己觉得属于统治阶级，不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老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立场一错，所以一切都错。

## 三、我参加反动政治活动的事实

　　我同反动派国民党实际上发生政治关系，开始在1942年。我离开昆明西南联大，跑到重庆，主要动机是想去帮助反动头子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我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培尔。

　　我的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写戏剧建设我的名誉。那时联大学生有一个联大剧团，我导演过他们一个抗战戏，是阳翰笙先生的“前夜”，到昆明后他们推我作名誉团长。我同他们先演出了一个戏剧叫“祖国”，是马彦祥先生由一个德国剧本改编的，在昆明上演，果然轰动一时。于是我自己开始写第一个剧本“黄鹤楼”，由我自己导演。“黄鹤楼”公开捧国民党匪帮的空军，我又利用剧中的黄色成份来吸引观众。这个戏演出后，我又写“野玫瑰”公开捧蒋，我的政治投机通过“野玫瑰”获得初步成功，因为该剧在重庆获得上演的机会，反动派政府甚为欣赏，反动教育部给我三等奖金。我开始戴上了戏剧专家的头衔，我的政治野心，更急于要想得到满足。

　　第二个准备工作，就是介绍尼采的哲学，借尼采的哲学来宣传我法西斯的主张。我只痴心妄想，想做秦孝公的商鞅，想做希特勒的戈培尔。我以为尼采一套法西斯学说必然切合蒋介石独裁专制的企图，这是我当时公开介绍尼采哲学的主要动机。我还怕尼采的文章，不能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我又写“论英雄崇拜”和“再论英雄崇拜”两篇文章公开捧蒋。

　　第三个准备工作，就是接洽人事关系。我凭“野玫瑰”和“尼采”骗得了戏剧家和哲学家的头衔来作我的政治资本，我就想向重庆接洽人事关系，想来想去，只想出能够出死力帮我忙的两个人来，一个是蒋复聰，一个是向理润，他们同我已经有19年的交情。向理润在中央军校作政治教官，那时张治中是军校教育长，后在重庆做政治部长，向为第三厅副厅长，我打算通过向理润来认识张治中。蒋复聰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当时组织部长朱家骅的亲信，朱家骅常常通过他来拉拢留德的学生。

　　我曾写信给向理润。他很想拉一个同伴靠近张治中，做他的帮手。他回信力劝我到重庆，答应先介绍我做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委员。中国电影制片厂直属于政治部第三厅，那时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史东山，向理润的计划是先让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去作编导委员，先上演一个戏，来建设我在厂里的名誉地位，然后设法挤倒史东山。这样一来，前进的演员们就无法怠工罢工，电影制片厂就可以真正成为国民党的反动文化宣传机构。

　　本来想在电影制片厂上演我的剧本来提高我的声价，我连夜写成“蓝蝴蝶”。内容是写一个法官的妻子，因为爱上了他的情人，殉情自杀，又加上一对实行买卖式婚姻的滑稽角色，来增加噱头。并且我还利用剧中一个特务秦有章来暗示观众，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作抗日工作，把抗日工作归功于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

　　我的“蓝蝴蝶”上演是很困难的，我把剧本交给厂长吴树勋，他答应考虑，留了一个多月，没有答应我。我想假如朱家骅能够帮助我，在张治中面前提一句，只要张治中答应，“蓝蝴蝶”上演是不成问题的。朱家骅在他家里接见我，我略谈一些电影制片厂的话，告诉他厂内前进工作人员怎样封锁我，我的剧本不能上演。他说：“没有关系，总有办法，你可以安心工作。”我见朱家骅后一个多月，忽然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吴树勋叫我去，告诉我，他决定上演“蓝蝴蝶”，我大为高兴，知道我的活动获得成功。那知厂长召集演员宣布上演“蓝蝴蝶”，演员一致反对。演员一定不演，我一定要演，完全是一种斗争的形式。我知道反动政治部支持我，演员不演，可以开除他们，他们熬不过我，但是他们用种种方法来抵制我。

　　戏本来演得坏，再加上内容太不道德，连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敢再支持我。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法官协会。他们认为把法官老婆写得不贞节，侮辱了他们。第二个提出抗议的，就是反动头子潘公展的老婆，她强迫潘公展由审查委员会下令禁演。上演第3场时，审查委员会已经命令我，把女主角自杀改为出走。到14场，因为观众纷纷反对，反动派因为面子关系，不得不颁发禁演的命令。

　　“蓝蝴蝶”上演失败后，使我同向理润对电影制片厂的阴谋，完全失败。我在电影制片厂先后约两年半，从1942年秋天到1945年春天。

　　戏剧的路走不通，我再同向理润商量，他说最好到中央政治学校去教书。我去政校的动机，是因为该校是蒋匪帮训练干部的学校，我进去假如有表现，可能引起陈果夫的注意。我在政校3年，一直到抗战结束，除掉拉拢学生，拉拢同事，替学生公开演讲，教学生英文而外，最重要的我还向反动头子陈果夫上了最反动最毒辣的条陈。第一个条陈，就是把政校的毕业生，不让他们挤在重庆各部，挤在四川省政府。国民党要巩固政权，必须要有计划地掌握地方政权，那才是真正掌握民众。派遣毕业生到各县的方式，应当用“蚕食”的方式，就是一个县一个县地搞。每一个县派30人40人去，从县长到乡长，都布满政校的学生，一个县搞好了，再搞第二个县。第二个条陈，就是把政校“学术化”。用最高的薪水，把全国各大学最有名的教授，都请到政校教书，利用他们学术的名誉，使政校成为全国最高的学府。在我去政校前一年，陈果夫早请冯友兰、贺麟来政校讲学，我说单是讲学不够，必须专任，一二人不够，必须大批。

　　我在电影制片厂失败，在政校又没有机会靠近陈果夫。我仍留在政校，同时我又有机会，兼任青年书店的总编辑，一直到复员那一年。

　　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想办青年书店。我从向理润那儿得着消息，我心里又活动起来。我托向理润从侧面在张治中那儿关说，结果经过我各方面活动之后，我作了青年书店的总编辑。我进青年书店的主要动机，仍然是想藉此靠近张治中；可以利用青年书店的书籍刊物，发表文章，传播法西斯思想，以引起反动头子蒋介石的注意。

　　我替青年书店创办了3个刊物，一个是“民族文学”，一个是“青年科学”，一个是“新少年”。我还替反动派陶百川编的“中央周刊”写一批戏剧理论的文章，替反动头子张道藩办的“文化先锋”写了一些文艺论文，替陈铭德办的“新民报”写了几篇“星期论文”，在我自己编的“民族文学”上写得更多。虽然这些文章都在谈文学哲学，实际上是藉文学哲学来散布我的法西斯思想。还有一次在1943年，我到南岸贸易委员会去拜访一位朋友徐敦璋，贸易委员会有一位研究员章友江请我给该会同人做一次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我把德国文化捧得非常厉害，变相捧希特勒，后来新华日报上登载我的演讲笔记，并且有社论“申斥陈铨教授的谬论”。我当时只想，我的法西斯思想，和反动头子蒋介石的法西斯作风，精神上是一致的，他总有一天会赏识我。但是，我的政治投机始终没有成功。在青年书店，我同总经理俞树立的关系，也没有闹好。后来，青年团忽然下令，解散我的编辑部。

　　1945年春天，我那时已经离开青年书店，外事局局长何浩若，要在重庆开办译员训练班，训练为美国在华服务的人员。他请向理润主办。向理润在各大学拉了30多位英文教员，里面有5个美国教员，以毕范宇为领导人，由他们编讲义。我教了半年，日本投降，该班立即结束。这种工作完全是替美帝训练奴才，替蒋匪训练帮凶。

　　1946年6月，我决心离开中央政治学院，先到上海，我来上海，就住在大东书局，从事编中学英文教本的工作。后我打听出新闻报是上海销路最大的报，里面有陈布雷的势力，以程沧波、赵敏恒为代表。我对于陈布雷是有幻想的，我想：如果我通过程沧波靠近了他，我还有做大官的希望。我打定了主意，立刻去找赵敏恒，我写了一篇社评“国内停战不容易”，被程沧波采用，赵敏恒才介绍我做试用职员。一个月以后，我正式做了新闻报资料室主任。

　　当时新闻报的政策，是反共反苏，拥护国民党，不过是以假商业报纸的姿态出现。我写了好些社评，有时被采用，我还翻译一些英美杂志上的文章，来污蔑苏联。我还利用资料，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其他反动刊物上，发表反苏反共的文章。从1946年起，在新闻报1年零8个月中间，我写政治文章的动机，主要是想改用直线的方式正面的方式来捧国民党，以图能够迅速地有效地获得反动派的赏识。

　　1948年4月，我因为同总编辑赵敏恒发生冲突，赵敏恒命令我立刻辞职，在一小时以内，我检点行李，就离开了新闻报。我离开新闻报主要的原因，是我阴谋挤倒赵敏恒，被赵发觉，因此本来帮助我的人，一下变成了打击我的人。

　　我在上海除开新闻报的工作而外，最主要的就是在同济大学做德文系主任教授。

　　到今天来分析批判，我在重庆和上海从1942年起同反动派发生的政治关系，我应当确定下面3件事实和责任：

　　第一、我参加这些反动文化机构，想通过这些文化机构来传播和实现我的法西斯思想，不是偶然的，乃是必然的。

　　第二、我的文章反苏亲美反共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既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我就和人民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因为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反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我就反对共产党。因为美国支持中国统治阶级，她自身的利益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致，所以我就亲美。因为苏联反对美国的侵略，苏联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所以我就反苏。

　　第三、我决不是第三者，更不仅只是帮凶。我从前总以为我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任何组织和派系，没有做过国民党的行政官吏，我不过是做他们的帮凶。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生长在生活优裕的家庭，出洋有足够的官费，回国后在大学教书，没有失过业，生活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问题。所以谋生决不是我参加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主要动机。并且我去重庆前两年，早就作好准备工作，布置一切，写戏剧文章，公开捧蒋，接洽人事关系，订好计划，准备去帮助蒋介石成为中国的希特勒，自己成为中国的戈培尔，这已经不是第三者了。

　　从上面的分析批判看来，我的反动罪行是严重的。

　　（本文系根据陈铨的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删节而成）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