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开儒： 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　夏开儒>

　　我生在地主家庭，自小过着剥削生活，喜欢安闲，喜欢享受。在求学时代，受了教员们宣传欧美文化的毒害，又使我产生了崇外思想。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教书，因为生活困难，精神上感到空虚，对於美国人美国货非常羡慕和崇拜，一心想到美国留学，以为能到美国，就进了天堂，中国一团糟的情形也可以不闻不问了。一九四六年，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给我奖学金，约我去研究地形学，到了美国，觉得处处“都合胃口”，心里非常“感激”那个美国教授，以为美国人真够“朋友”。那时候我只为个人利益打算，一点也不了解美帝国主义多年来侵略中国，是祖国人民的死敌！相反地，因为整天和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在一起，不知不觉中了他们的毒，做了他们的俘虏。我不了解美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黑人被资本家剥削压榨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情形，见了黑人，我竟然和帝国主义分子一样的嫌他们“肮脏迟笨！”

　　在美国住了几年，对於所谓“美国生活方式”，开始有些厌倦了，也正在这个时候，由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帝国主义分子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一天一天变坏，使我忏悔到归根到底还是祖国好。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一方面焦虑，怕自己被祖国遗弃，将永远地飘泊在美国做一个“白华”；另一方面又抱着观望的态度，看共产党是不是能把中国搞好，看政府是不是还用留学生。后来，从华侨日报及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通讯中，知道新中国逐步走上了轨道，共产党有决心要把中国搞好。但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好，我是不知道的。一九五○年暑期，我原没有回国的计划和准备，但凑巧有货船直开天津，以为机会难得，便决定回国了。分析当时回国的动机，完全是从个人出发。由科学工作者协会的通讯中，知道政府号召留学生回国，在北京设立招待所，并分派工作，这消息鼓舞了许多留学英、美的中国同学。我当时想：政府居然很重视留学生，和谣言完全不同，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服务，迟回国不如早回国。又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希望中国留学生不要回国，准备在侵略中国时为他们作军事工作，我想：假使这一次不回国，将来免不了要当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我能够伤天害理地这样做吗？路只有两条，究竟应该走那一条呢？经过思想斗争，我选择了回国的道路。

　　（回国以前，我的政治水平低得可怕，我想共产党就是要共产吧？但又想：回国后我照旧可以在大学当教授，照旧可以“自由自在”地个人享受，看我的美国书籍，按我个人的兴趣来“孤芳自赏”，有什么不好呢？当我初抵达祖国的广州，见到市面有些冷落，感到失望，认为共产党在“开倒车”。我不知道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怎样搜括人民财产，把祖国弄得残破不全，而当时的广州，又是解放不久，工商业还没有正常恢复。可是我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为没有资本主义式的繁荣，就是所谓“开倒车”了。我更没有体会到，人民大众是不需要那些灯红酒绿只为少数人享受的畸形繁荣的。）

　　初来西北大学，生活上很不习惯，整天闹情绪，报纸读不进，宁愿闷在房里睡觉，也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又因为家庭出身和长期经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不曾和劳动人民建立过亲密的感情，所以听不进人民大众的音乐，看不惯扭秧歌和打腰鼓，觉得美国音乐十分“柔和”、“甜蜜”，美国舞蹈十分“妩媚”、“动人”。坐在房间里，仍旧幻想着在美国的研究室、阅书馆、教室里、足球场里、电影院里……。总之，身体是在中国，而心仍在美国，精神上极端痛苦！那时候，我对於政治学习和听大报告都不感兴趣，我错误地以为应该是“技术第一”、“研究第一”。因此，我更无条件的崇拜英文书，常常怀念美国的“地形学”和“地质学”杂志，大有“几月不见英文杂志，如丧考妣”之感，以为有几篇论文没有见到，我的“技术”和“业务”一天天地落伍了。我不仅轻视祖国的科学，又因为不懂俄文，也怀疑苏联的科学是否有美国的那样高明。记得曾和一位同学谈起电影时，我说：苏联电影教育意义虽大，但就“纯艺术”而言，还是美国电影比较好。这种“超政治”的看法，今天检讨起来，是根本错了。美国的电影艺术是为大资本家战争贩子们宣传服务的，制片商们用尽心机编造出许多离奇、怪诞、荒淫的故事，藉以麻痹和毒害广大的人民群众。像这样卑鄙可耻的“艺术”，还说得上好吗？还值得崇拜吗？

　　不久，志愿军赴朝鲜作战，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开展，我又产生了恐美的思想。我看见过美帝国主义“强大”的海空军和大批的炮火、坦克，可是我不了解人民的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基本原因。於是，我心里感到不安：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什么不从事建设而要打仗呢？志愿军是不是真有把握能够取得胜利呢？为什么共产党不走“中间路线”呢？我虽然也参加游行举手呼口号，但是，抗美，内心里抗不起来；仇美，内心里仇不起来；蔑美，内心里蔑不起来。精神上痛苦达於极点！最初，有些同志忠告我说：“你的思想问题严重”，我还觉得太刺耳，一个人的思想上成了问题，岂不是笑话！后来，我看见同志们对於抗美援朝的信心很高，都在积极地参加着各项活助，感觉长久痛苦下去不是办法。这时候又有同志和我谈起，“咱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人，你又在美国住了几年，能说你的思想都是正确的么？”我听了觉得有些道理，就开始问自己：是不是爱祖国？既然爱祖国是不是希望祖国好呢？既然希望祖国好，那么现在共产党决心要把中国搞好，而且新中国也正在飞跃地进步着，这样的领袖，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我还不应该热诚地跟着前进吗？

　　反之，如果中国走美国的路线，中国将永远不能富强，依靠美国就必然要沦为殖民地！这样，坚决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和平进行抗美援朝，不都是完全正确的么？我想通了，卸去沉重的思想包袱，心情也逐渐愉快起来。接着，志愿军在朝鲜前线连战连捷，更击破了我的恐美思想。从志愿军归国代表和志愿军伤员历次的动人报告里，激起了我对志愿军的敬爱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恨。最近，美帝国主义灭绝人性地用狼犬残杀中朝被俘人员，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大量撒布毒菌，更增加了我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我想起当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美国教授竟一变昔日“友好”的态度，露出帝国主义分子的本来面目，检查了我研究室里所有的航空地图，把我看成他们的敌人；后来我在太平洋上漂流了一个多月，被软禁在船上，到处不准登岸；到九龙又被和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的英帝国主义，用军警押解我们出境，旧仇新恨，一幕一幕地使我明白了：美帝国主义本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一九五一年暑期，我参加中国科学院黄泛区考察队，获得了深刻的教育和启示。抗战期间蒋匪不积极抗日，反将黄河大堤炸开，淹没了几百万人民的田园，死伤损失不可以数计；解放后，逃亡在外的农民都回到了家乡，重整家园，经过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社会秩序非常安定，农村逐渐繁荣了起来，许多农民都给我诉说了蒋匪带给他们的灾难，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我又亲眼看见了根治淮河的伟大工程。在反动政权时代，淮河是一条害河，但是到了人民政权手中，很快地就兴建了许多水闸水库，要使淮河变成一条有利的河流。象这样大的工程，在从前是非请美国专家一手包办不可的，美国的所谓“专家”们一来就骑在中国工程师的头上，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事情还没做，先做一笔生意，让中国购买美国的器材。治淮治了许多年，结果一无成就。今天的治淮工程，是由我们自己的工程师集体计划，用我们自己的器材，由劳动人民双手建造起来的。过去认为决不可能的事，今天都办到了，使我更进一步体会到共产党的伟大。我又知道了帮助我们工作的苏联专家布可夫以谦虚、坦白、诚恳的态度和中国的工程师合作，他建议怎样用中国自己的器材、人力来建设中国自己的工程，他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和美国的那些“专家”根本不能相提并论。考察期间，我接触到许许多多的各级干部，他们的态度总是那样谦虚那样诚恳，沉着的细致的分析问题，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困难。他们的待遇，出於我意料的菲薄，生活虽很清苦，但并无任何怨言，只是愉快积极地进行工作。这些情形，怎不使我感动泪下！有些乡级干部问我“参加革命多久”，教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我简直不敢告诉他们我是刚由美国回来的，不敢告诉他们我一个月要拿几多斤小米。

　　考察归来，我便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希望通过组织生活，更好地改造思想。经过整党学习、“三反”运动，我在政治理论方面有了一些提高，我深切地感到共产党和毛主席真是伟大，也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旧社会的污毒才能彻底洗净；我知道了过去的崇美思想，不仅极不应该，而且是十分丑恶和错误的。

　　再说美国的“民主”、“自由”吧，那更是欺世之谈。劳动人民处在剥削制度底下，长久抬不起头来，谈得上什么“自由”什么“民主”？选举什么总统什么市长都用贿赂，就是大学学生会选举代表时，也是如此（在学生会的一次投票时，我就曾受了贿）。相反地，去年我参加西北大学选举出席西安市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时，每个师生都认识到自己的光荣任务，选举了最能代表大家的人。这样，谁是真民主，谁是假民主，难道还不明显吗？所谓“美国生活方式”，是把少数人的享乐建筑在多数人的受苦上。美国政府时常夸耀说：他们全国所有的汽车可以装载全国所有的人口奔驰在公路之上，实际上美国广大的劳动人民都没有汽车可坐。谁的汽车愿意让劳动人民免费乘坐呢？谁的汽车愿意载着黑人去游览风景呢？就是付钱也不可能。这样极端卑鄙无耻的“生活方式”，还值得我去崇拜留恋么？我更想起了“赏赐”我奖学金的那位美国教授，不过表面上伪装慈善的样子，骨子里是在利用我帮助解决一些中国地理上的问题，并让我回国以后，替他扬名，帮他散布那套含有毒素的学说，这也是文化侵略的另一方式啊！我在留美期间，一直是半工半读，所谓奖学金就是这“半工”的薪资，以我的劳力换取些许的报酬，这又算得是什么小“惠”呢？又怎么值得我去感“恩”呢？可恨我以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地形学和地质学的“学者”，被他迷惑得五体投地，还把他学说中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空洞理论保留下来，毒害新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生！所有这些，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更深一步地认识到它是错了！我现在要痛下决心，划清敌我，誓与美帝国主义割断任何思想上的联系，为做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而努力。

　　（原载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西安群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