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旭旦：我在思想改造学习中的体会

　　<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　李旭旦>

　　我父亲是农村中的中医，是个自由职业者，家无田地，收入很少，省吃俭用，一心供我上学，目的希望我能发扬家声，光宗耀祖；大学毕业后，考取英庚款留英，又受了多年英美资本主义教育的腐蚀，学会了各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庚款留英费用优厚），并盲目的醉心于英美的“个人民主自由”，益发自私自利，追求个人享受与名位；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勤俭朴实的农村生活意识，感染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的思想与作风。

　　我过去一向憧憬着什么“学术自由”，实际上我学的和教的地理，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我把几本英美教科书，东拼西凑，就算教材，人云亦云，把资产阶级的各种地理谬说“兼收并蓄”，像开了一家舶来品的百货商店，美其名曰“学术自由”，实际上是做了英、美、德、法资本主义“学者”在中国的代言人。

　　我在解放前，曾教过人生地理和政治地理，也写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讲人生地理，是抄袭了法国白吕纳的那一套，说什么“天定胜人，人定也能胜天”，“人定胜天又必须适可而止”，“心理因素是人地关系的媒介”等完全唯心的说法。在讲政治地理时，我把德国雷次儿的国家有机说，潘士霍佛的生存空间说，英国麦金德的大陆腹地说和美国范根堡的国命轮回说等荒谬理论，不加批判的拼凑在一起，大吹法螺，来显示我的“兼收并蓄”。如说20世纪的世界已到了空权时代；苏联地处北极圈附近，为世界空中交通的枢纽，又居大陆腹地，所以是“时代英雄”；美国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所以是“天之骄子”，这些都是毫无立场，不合事实的谬说。英美资产阶级地理学者鼓吹其侵略性的“国际分工”论，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大规模工业化的自然条件不够，又说中国人口过剩，所以经济贫困，我也曾随声附和。自己对祖国前途失去信心，陷于消极悲观，并因此毒害了许多青年，削弱了他们的爱国热忱。

　　过去我虽也认识到学校并不是什么顶“清白”的地方，但总觉得一定比旧社会官场中“清白”得多，我因为一直没有离开学校环境，因此也就一直错误的认为要比官场中人清白一些，现在才认识这是完全不对的，国民党许多反动官僚那一个不是从学校出身，甚至有些还俨然挂着“学者”的牌子哩！而他们的反动思想，基本上在学校内就打下了基础，在社会上、官场中的作为，只是学校教育的思想表现而已。以我自己来说，我过去的工作也从没有越出学校范围，还不是一样的做了反动派的帮闲或帮凶，甚至做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我拿了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去英国留学，以达到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目的，还一直认为自己本领强。回国以后，又贩卖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流毒青年，做了多少年人民的敌人还不自觉，无知到吃惊的程度了。这次看了惊心怵目的思想展览会，更增加了我对旧我和旧社会的仇恨，才彻底粉碎了所谓“学术自由”“学府清高”的谎言。

　　在解放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一直以为是我的“中立”时期，强调我曾骂过反动派，也骂过美帝，并热心的做过护校工作，就认为我对人民有些微功劳，现在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我的所谓“中立”，非但是虚伪的、表面的，本质上还是反动的、反人民的。“中立”和“改良”是取消革命、瓦解革命的另一套办法。又因为它是伪善面目，说得好听，就更容易模糊立场，混淆是非，危害性也更大。譬如我在解放前不赞成用高压手段对待学运，主张采用缓和的办法，反对惩罚，主张劝告，结果怎样呢，有一次前中大地理系的学生竟因为“劝告”，而没有罢课，可见高压手段所不能做的事，用缓和办法做到了，以效果来说，用缓和手段破坏学运更为奏效。

　　我过去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地理决定论。凡是外国人的学说，印在书上的，不管它怎样荒谬，还以“新颖有趣”的口气介绍给青年，一向以为这不过是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没有从它腐蚀青年的后果上去深深挖掘。解放以后，知道了这些东西再也拿不出来了，必须换一套，就生硬的搬用马列主义词句，自己思想上没有马列主义，学术上又如何会有马列主义？结果自然是使同学们弄得昏头昏脑，搞不清楚。在地理系的教学方面，始终存在着严重问题，而无法解决，还错怪同学不认真学习，反说同学有思想问题。现在看来，我是不是仍抱有过去的买办意识，来对待马列主义呢？同志们对我提这样一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我主持南大地理系9年，同事们大都是我的同学和学生。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同事间猜忌很多，相互间存在着成见，是不团结的。我虽感觉一些，但从不深究，更没有从我的作风上去检查，万万想不到这些成见，很多是由于我的主观所造成。

　　我虽人生态度消极，却也很爱名位，又不太愿意奋发的切实的做工作，因此就投机取巧，想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工作轻松顺利时，也还相当积极，一遇困难，则心灰意懒。这样，就常发冷热病。如我在解放后，几次以“专家”身份，去北京开会，颇得意洋洋，回校后起劲工作一时，慢慢的又松懈下来了。又如去年10月和南京中苏友协合作举行苏联挂图展览，想趁机会表现一下，筹备时搞得很起劲，等到正式展览开幕，就懒得去向观众讲解，结果使得展览的效果很差。工作开始时还把预算夸大，最后报账时，又虚开发票，一心想敲中苏友协南京分会的竹杠，来替地理系添置一批挂图设备，说起来“为人民服务”，主要的却为自己服务。这一件工作中，我的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思想和投机取巧作风已经发展到十分恶劣的地步。

　　自“三反”运动以来，我思想上一直在痛苦的斗争中，又经过同志们尤其是同学们的热烈帮助，才初步的批判了过去自以为“是”而实际上是极端错误的几种想法。

　　总的说来，我过去确是百无一是，所谓有些“是”处，完全是受了主观的蒙蔽的错觉。

　　可是问题又来了，在我认识了自己百无一是以后，接着就产生了另一个错误的意识：“啊！我完了，我一无所有。”而感到极度的空虚，想到摆在前面的艰巨任务，使我万分惶恐，我拿什么来为人民服务呢？我感到极度空虚的悲哀。

　　这个问题等我听了柯市长的报告，才使我一语惊醒，原来这仍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作祟，我根本上仍没有清楚的看到群众的力量和党的正确伟大的领导作用。个人是渺小的，但群众和正确领导群众的党是伟大的，只要我能努力的老老实实虚心勇敢的从头学起，还是不迟的。何况解放以后3年来，自己在工作锻炼中也有些收获，不是完全没有进步的方面（虽然很不够）。是共产党救了我们，让我也获得了一些“是”处。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在共产党教育下，依靠群众，努力不懈的改造自己，一定能做到像柯市长所说的从“百无一是”变为“混身皆是”。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吧！

　　（根据1952年5月20日南京新华日报所载原稿剪辑而成）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