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祝封：清算我的名利思想

　　<东北农学院兽医系主任、黄祝封>

　　我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来，虽然受到党与人民的不断教育，但一直进步很慢。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我才逐渐认识到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也才感觉到自己的思想与立场有严重问题。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我进行了初步的思想检查，认识到三年来我虽然身为人民教师，参加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但是在思想上依旧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统治着我。一直在支配着我的行动的主导思想，就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名利思想。

　　一九五○年二月我来到哈尔滨农学院，行政上令我代理兽医系主任的职务，我内心是很高兴的，工作也很努力，因为这正符合了我想藉此成名，抬高身价的愿望。同年十月底，沈阳与哈尔滨两农学院合并，兽医系的人数突然增加一倍，工作也繁重了，我担心系主任作不稳，常在心里盘算如何巩固我的名誉地位。第一次学校号召精简机构的时候，我认为机会到了，便把原来哈尔滨农学院的助教“团结”起来，作为我的“基本群众”，形成一个宗派，我自任这个宗派的领导者。而对於外来的助教，我认为那些工作较久的老助教会看不起我这年轻的系主任，将来不好领导，就乐於听到他们的缺点，以此作为我向组织上提出调动他们工作的把柄。将近寒假时，组织上将准备精简的人员的初步名单提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一看多是原哈尔滨农学院的助教，大吃一惊，心想：这样一来，我的小集团不是垮台了吗？我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要挟行政，说我们兽医系实验多而且繁，这样精简，将来实验会搞不开，行政上要负责任。我并且把这个初步名单宣布出来，有意激起原哈尔滨农学院的助教们的不满，使他们仇视组织，谩骂组织，造成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局面，以图挽回我的“名誉”、“地位”所遭到的“危局”。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丑恶的行为！除此之外，我对於系内同志，感到某位先生个性倔强，不好领导，便随时随地抓住机会打击他，因而我们之间的关系愈弄愈坏。我这样无原则地对人处事，使我们系里空气紧张，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要各奔前途，有的想回关内，有的要去长春，虽然组织上没有同意他们走，但是他们在工作上是不安心的。全系每人一条心，当然就谈不到团结，上级指示我们的教学方针和教学任务也当然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完成。例如我们的教学研究组，仅是徒具形式，例行公事，从未审查过教材内容，怕彼此提了意见会节外生枝，影响“感情”。这给同学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这就是由於我有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一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工作上造成的严重恶果！

　　在上面说到的那些无原则的人事纠纷之后，我还没有深刻反省，相反的，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不再遭“挫折”，以后就放弃领导，听其自流。我认为给谁提了意见，谁就会对我不满，於我不利，因此一直保持一团和气两面光滑，以无原则的团结维持系务。例如兽医系有的工作人员不团结，争工薪，闹情绪，我不及时去纠正这些错误，完全听之任之，放弃了领导，使兽医系两年来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又如在实验室方面，为了不“得罪”人，对於他们提出的预算，我从不考虑是否合乎实际需要，数字是否庞大，而是原封不动地往上送。我这样做的结果，在全校内兽医系表现了最严重的本位主义，系内各实验室也都发展了本位主义。例如病理室已有一台幻灯机，可供全系使用，但组织室为了自己方便，又花四百五十万元买了一台；系内已有电动离心机四台（如统一使用，两台就够），但寄生虫室为了不“受气”，又买了一台……诸如此类的现象，据“三反”时检查的结果，我们兽医系浪费国家财产即达八千余万元之钜。这样惊人的浪费，一方面是由於缺乏爱护国家财产的品德，但从领导责任上检查，则是我的名利思想造成的恶果。

　　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还表现在教学方面。关於高等学校的教育方针，中央明确规定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等建设人才，学校领导上也再三强调此点。但是由於我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个方针到了我们系里就变了质。例如在每次迎接新生的大会上和日常谈话中，我都强调学兽医的出路广阔，灌输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由於系的领导放弃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又存在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就影响一部分学生专搞业务，不问政治，想将来当专家当教授，却极少愿意到农村去为农民解决兽医问题的。这显然与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为什么我有这样严重的名利思想呢？这与我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有极大关系。我祖父是前清武进士，我的哥哥大学毕业后生活很好，家中常以此来鼓励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我也就抱定决心，要好好读书，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我从学校毕业后，从兰州、重庆、昆明而至上海，都一直以追求名誉地位为目标。我进到大学后，看到学校中有金大、中大的派系斗争，又了解到个人利益必须寄托在派系利益之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因而又产生了严重的宗派观念。我在兰州某学校时就曾搞宗派斗争，到了东北农学院，又闹出沈哈两校派系的纠纷，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我十余年在旧社会工作，名利思想是日益发展的。尤其是抗战后期在昆明时达到了高峰。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由於奸商投机倒把，呈现了一片虚假的繁荣，我当时为了追求私利，完全忘记了日寇的侵略火焰，国民党的反动黑暗统治，也看不见处於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自己兼营买卖，亦官亦商，生活腐化，享乐至上。可见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根子是很深的。

　　总结我十余年来所作所为，全是以追求个人名利为目的；而在农学院工作期间，又以从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领导人民大学的兽医系，给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我怎能对得起党和人民，更怎能对得起为保卫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志愿军将士们！今天检查起来，我感到十分痛心！现在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才找到了病根，我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把陷在资产阶级思想泥坑中的我救了出来，我已经痛下决心，洗清混身的肮脏思想，从头学起。我还年轻，我有勇气在新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和祖国人民一道前进。我今后一定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准绳，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建立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活，忠实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完成为祖国培养全意全心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兽医人才的任务！

　　（原载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东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