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牧：关于我抗拒批评的再检讨

　　<秦牧>

　　关于我抗拒「人民教育」批评的严重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好些同志给我很多帮助，督促我再作检讨，我决定接纳这些意见，再作反省如下：

　　首先谈到我的阶级出身，我生长于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在新加坡长大。父亲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物，晚年因开锡矿一败涂地，他对我们的教育采取放任态度，这对我的习性颇有相当影响。我一共有三个母亲，生母出身丫头，一生被辗转贩卖了两次，到夫家时曾好几次被大妇欧打，由于一生太过忧劳的缘故，一直患着肺病，后来死在新加坡。她生前曾因不堪疾苦自杀过，给我们兄弟姊妹很惨痛的印象。唯其如此，我从少就有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渴望改变人骑人，人欺人的社会。这种身世使我从小同情劳苦者和长大后易于接受好些革命道理，另一方面，却也使我跌入很深的自由主义的泥坑。

　　学童时代我是著名顽皮的学生，在学校和家庭常被打得遍体流血，这种次数不胜枚举的酷刑反使我获得顽强的性格，常常觉得在权力面前低头是极大的恥辱，这种性格溶入逐渐长成起来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更助长了自由主义的倾向。

　　其次要谈一谈我的写作生活，我回国就学后，过的学校生活本来已经够自由散漫了！而以后的写作生活又使这种倾向更加严重。我踏入社会十三四年，前后算起来，完全靠稿费生活的倒有五、六年，就是做事，也大半干的是编辑、教书之类的所谓自由职业。

　　起初从事写作，是因为不愿入国民党，失业、潦倒，没辨法；硬着头皮写几笔解决生活，一方面也说些自己认为正义的话。这种生活起初过得极坏，有时简直要饿肚子，但后来，却也逐渐成为一种稳定的职业了。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劳协」在上海被迫害，我们随着这机构迁到香港以后，我连续过了三年相当安定的职业作者生活，在这期间，除了使自己养成一种书本兴趣外，坏影响可真多：一来因为写了些东西，多少有点小影响，就滋长了一些盲目的自满情绪，并且自私地想以这种有名誉、生活过得去，自由自在，也不能说没意识的工作方式终其生了。二来加重了自由主义的倾向，因为远离集体经营独立精神劳动的生活是最自由的，可以一天做到晚，也可以整整几天不动笔，因而对于受管束、有纪律的生活愈不习惯了。三来是长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从不知寂寞为何物，爱静恶烦，因而滋长了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认识人虽然不少，有时也参加一些集会社团的活动，但那种关系只像是蜻蜓点水罢了。四来是这种生活方式又养成了更多的主观主义，易于孤立和静止地看问题，而且还常常固执地自以为是。五来是斗室而居的生活也养成了自己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保守性。我渐渐也知道自己有好些小资产阶级毛病。但却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我竭力使自己不沾染任何物质嗜好，以为这样何来「玩物丧志」？不回避任何倒粪，劈柴，洗碗之类的工作，以为这样何来「轻视劳动」？又竭力使自己平素对人永无疾言厉色，以为这样何来骄傲？但这种不从立场彻底解决问题而从「自我完成」上着想的改革方法，实际上很少改变自己的本质，甚至还因而进一步滋长了十分可恥的清高情绪。

　　这些以个人主义为根源，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滋长的自由主义毛病到解放后第一次露骨表现就是两年前负气离开文艺处。（离开的原因，经过和报上讲的虽不很相符，但请辞不准就离开确是事实。离开后曾到香港辨理家事十余日后即行回来。这儿想解释的一点是：在情理上，公私上我都不会住香港，况且华南解放前当地警探驱逐某些同志出境时已开始向他们盘查了我。）接着，极端民主化思想，个人主义继续使我发生许多苦恼；听到有人作威作福，情绪很坏；看到报上某些同志摆官僚架子下级忍气吞声的事迹，更加气恼。老是想：「我碰到这些人就拚一拚。」这种想法当然是带着逞情任性不以工作为重的个人主义性质的。还有对严格的纪律生活，也常常感到束缚，尤其是开长会，情绪更是波动（年来经过学习后已克服了一些）。开会时我虽尽量准时到达，但却经常怀着一种准备四个钟头持久战的病态心理，如果集会一个钟头结束，反而觉得意外了。又因为念念不忘那种沉缅书本，自由自在的生活，对工作有时便有一种不得已「顶下去」的心理。虽然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后，那种恢复原来生活方式的个人打算已经基本上打消了。

　　这就正是我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崇，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任情逞性……就产生了抗拒批评的错误行动。（当时心理状态，上次检讨已讲过。）

　　就因为我出身于一个华侨商人破落户，从小生长在帝国主义殖民地，一方面有强烈的反帝情绪，一方面也受到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教养，长大后又在工作环境和经济地位上加深了这些思想倾向。解放前，这些缺点还不怎样暴露，但今天，当新社会的组织性、计划性一步步提高的时候，要使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但在经济地位上而且从思想感情上转移到工人阶级地位上去的时候，自己的个人主义（「面子」、自由、兴趣、利益等等）被碰痛了！因此，就不愉快，就抗拒。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私，想发财、想享乐固然是自私，想出名、想无拘无束、想「多做学问功夫」又何曾不是自私？归根究底，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一个为个人还是为集体的问题。假如我每逢一事当前，立刻想起群众，想起人民利益，那么对于批评，就是不抗拒，而是倾听并吸取其有益部分了。即有解释，也决不会采取一种报复和抗拒的态度了。对于若干自己不满的人物和事象，就不是徒然讨厌而是热情关切和诚恳纠正了。所以剥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画皮，里面不外是一个「私」字。这样试行分析的结果使我自己相当吃惊，但无论如何，脑子里有这么一团龌龊东西是无可否认的。

　　虽然，一向内心也有阶级斗争，集体主义也取得了一些滩头阵地，常工作吃力时，想到「这是人民交代的工作」，也颇能生长一些责任感和勇气，但在克服旧思想旧习惯时，总是进步很慢，因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和保守性，常常使自己有意无意地曲谅自己。「猿进化到人的阶段还有尻骨，免不了有些残余啦！」「一部急驶的车当然不容易一一下子就转大弯啦！」每每就在这些可笑的遁词之下使自己故步自封；又常常不以那些最完美的，而以那些有缺点的同志来和自己比擬，觉得自己「还不太差」这就更大大地妨碍了真正的改造。

　　当这次对我的批评展开时，我虽然衷心承认抗拒批评是错误的，但心里面仍有疙瘩：「承认了错识还要怎样呢？」往后经过思想斗争，反复寻思，觉察到只承认错误，如果不挖根，不彻底用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仍只是一种过批评关的态度。结合批评文章检查自己的历史，觉得自己过去虽参加过反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活动，在重庆、上海「劳协」工作时，也有一些不大怕死的激情，但自己除了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外，并无明确的阶级立场（客观上就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参加革命）。就因为不能彻底抛弃这种小资产阶级立场，所以学习理论时每有教条主义的偏向（如学习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件而不能联系实际）。滋长了许多狂妄的无纪律行为（如这次的抗拒批评事件）。产生许多错误的见解，陷自己于无知和偏见（如年前竟仍把辞职转移岗位当做合理的事）。当小资产阶级必须不断转化的今天，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落后性和反动性更显著了！它已经是阻碍历史进步的东西，对集体事业起着对抗、腐蚀的作用。而极端民主化思想，本质上正是导向自由放任，它是属于旧民主义范畴的东西，腐蚀着革命的高度组织性，是集体主义的大敌。自己如果不痛切认识这些思想对革命的危害性，洗心革面改除老毛病，还在那里「独往独来」，就势必有蜕化掉队的危险。通过这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受了很大的教育，决心努力改造自己，时时警惕到「凡事当前，首先为人民利益着想」今后要尽量做到虚心倾听批评，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集体生活的锻炼，来彻底完成自己思想上和感情上的阶级转化，使自己无愧于在集体事业中做一枚螺丝钉。同志们！同志们！感谢你们的帮助和督责。

　　来源：《思想改造文集》（第三集），北京：光明日报社，195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