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纯技术观点

　　<中山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副主任、顾德仁>

## 一　清算我的反动的和错误的政治思想

　　日寇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二年春天，我到上海租界读书。我高中毕业的前二个月，太平洋战事爆发了，日寇占领了租界，第二年夏天，我就入伪交通大学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工程”书，大做其“专家”的迷梦。

　　在美国留学的时期，我曾在学校里做过一些研究工作，这是美空军部委托学校办的，当时我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我还在美国，曾有一个同学说我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美空军在朝鲜屠杀，你也有责任”。我听了很不服气。我的纯技术观点使我的敌我不分，直接作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在美国，我曾申请过半年所谓“中国留美学生津贴”，包括回国的路费。这是美国拿来骗取中国学生的好感，使他们回国后能多多为他们宣扬一下“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我当时已有工作，可以维持生活，我也已有足够的回国旅费，但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津贴。“太公钓鱼，原者上钓，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今天因为当时丧失了民族立场而感到十分的痛苦。

　　过去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是很浓厚的。解放前我一直盲目崇拜欧美的物质文明，买起西药来，英美货说是多少国际单位，我就信以为真，对中国的我就不信任。外国杂志或外国报纸所报导的，我就深信不疑，对中国的报章杂志，不分进步的或反动的我都怀疑。我憧憬美国的“民主”，希望中国变成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我的崇美心理，在我出国的时期到达了最高潮。有八个月的时间，我连写日记都用英文。人家说我讲话的语调像美国人，我还沾沾自喜。

　　在美国我亲眼见到了美国式的“民主”是什么一回事。同时接触了一些进步书报，也明白了美帝国主义者是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元凶，我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这时中国大陆已临近全部解放，胜利曙光已在望，我的家乡也成了解放区，我更感觉有投向人民的必要。我看到美国的人种歧视，华侨的受压迫，我感觉我的出路不在美国，我有回国的愿望，但当时船只不通，美帝国主义者造谣说中国闹饥荒，“西姆啥学会”（这是美国自然科学家的一种“荣誉学会”）选我为会员，学校把我的薪金提高到300元，给我全工半读的优待时，我又有些动摇，预备再混一个博士。同学中有人说：“顾德仁不会回去了，要做白华了。”我听了很气愤，感觉名誉给人家破坏了，为了挽救名誉，我不得不回国。加以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被扣，我更感觉自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才毅然归国。

　　在回国的船上，我听到了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当时恐美的心理是严重的。我错误地认为“这一回，可能惹出祸来了，万一美国竟藉口侵入东北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怎么办？美国武器比我们好，又有原子弹，我们跟他们拼，总是吃亏”。在回国的招待会上，听了杜国庠厅长及其他几位首长的报告，认识了中国与朝鲜有唇亡齿寒的关系，知道了抗美援朝的重要，但还觉得说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未免太小看了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节节胜利，证实了美帝是只纸老虎，志愿军归国代表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与鼓舞，再通过报章上的抗美援朝消息，我的恐美病才逐渐减少以至于完全消除。

　　过去我对于政治是淡漠的，我只想做个“专家”“工程师”，过安闲生活，我曾错误地认为“君子群而不党”，尤其在敌伪大学的三年内，更养成我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

　　由于我对政治缺乏认识，我还有一次受了反动派的利用，积极赞成反苏游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污蔑苏联，制造了所谓张莘夫事件，在学生中间煽起了“反苏护权大游行”，我极力赞成，还斥别人“外侮当前，竟熟视无睹”。我所以极力主张参加，一方面由于我的狭隘民族观念，另一方面是看到重庆交通大学也参加，为了表示一致起见，我们应当向他们看齐，实在有一种投机的心理夹杂在内。但为了“不把我们学生带入党派之争”，我认为“应该一致对外，不可涉及内政”，我把反苏反共孤立起来看，以为可以单纯反苏，而不反共。大游行的前夕，我在传单上，发现了他们就在反苏的口号下进行反共的阴谋，结果第二天游行时我才没有参加。今天我才认识那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我却懵懵然受了反动派的利用，间接做了反动派的帮凶。

　　大学毕业后，我在航空公司做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的面貌已逐渐在我眼前暴露出来，但我当时还以为“蒋介石个人不错，只是部下不好”，希望他“励精图治”任用新人。我认为什么社会制度都可以，只在于当政人，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君子当道则天下治，小人当道则天下乱”。我根本不懂得阶级，我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君子与小人。这种封建的、反动的意识，主宰了我的政治思想，使我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所以我相信“好人政府”，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翁文灏做了国民党的官，我以为“这下好了，换个学者来，国家有望了”。我也希望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也曾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方面”，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反动头子李宗仁身上。结果证明都是荒谬的幻想。

　　我也同情过“科学救国论”。我认为中国之弱，是由于贫穷，而贫穷又是由于工业落后，所以根本问题是科学建设与工业化。而要科学建设与工业化，就少不了我这一批“专门人才”。这是我的“救国逻辑”。我今天认识到改良主义不但是幻想，而且常被反动派拿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是反动统治者在革命高涨时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我之主张改良主义也是和我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以后，虽然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逐渐呈现在我眼前，但由于受了反动派的宣传，我错误地以为共产党的一套斗争方式“实在过火”。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在到美国之后才开始的，当时学校图书馆有四份报纸，其中一份是进步的报纸，另外三份是国民党报纸，两相对照之下，国民党的无耻谰言都给戳穿了，我逐渐了解了解放区的真相，了解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1950年回到祖国来，受到了人民政府热忱的招待，尤其是参观南方大学时受到了他们兄弟般热情的欢迎，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我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变了，以后又看到一系列的新事物，更坚定了我对共产党的信仰。

## 二　批判我的腐朽的思想意识和作风

　　我的主导思想，主要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追求名利，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1）向上爬、“名位”思想——我一直希望做个“专家”，因为可以出人头地。我感觉只有读书是向上爬的捷径，可以“光宗耀祖”，也可以“与人无忤”、到处有饭吃。我曾看过什么世界名人成功录，希望学习一些向上爬的技术。在伪交通大学读书，是受了“专家”思想毒害，参加罢课游行是为了“正名实”争个真学生的称号；出国也是为了想做“专家”，向上爬；选读电波学是因为这是新鲜的东西，学这一门，容易出人头地，受人注意；回国则是为了在美国爬不到多高；当教授也是为名誉好。总之一切唯“名”是图。

　　（2）自高自大，而又有自卑感——我在某些方面有些自高自大，但在其他方面又常常有自卑感，这两方面似乎矛盾，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自视很高，又恐怕旁人瞧不起，于是就感觉自卑。特别是自己年纪太轻，负起行政责任，似乎不相称，尤其对于有几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们，感觉不好意思过问他们的事，以致造成我在某些事情上的不负责任。

　　（3）好表现自己，好装饰门面——我始终喜欢在工作上表现自己的能力，所以凡是能使我表现—番的事，我就起劲干，否则就推辞。这样就不能使我从工作的需要出发，尤其是对于我认为可能危及我名誉的事，我一定设法解脱。

　　由于我的个人主义，在进中山大学的最初半年中，我一直有作客思想。其原因是：（一）当时系内纠纷很剧烈，相持不下，使我十分纳闷，我感觉中大“没有一些学术气味”，妨碍了我的前途；（二）当时我叔叔屡次来信，劝我回航空公司，因为那边的薪水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对系里纠纷，因为感觉无法排解，也就不尽主观上的努力，听之任之，采取旁观态度。回国一年半了，我依旧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表面上装着很进步，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 三　我的思想根源、转变经过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我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工商业家，开一个小型织绸厂，我两个叔父都在航空公司做事，也是搞无线电的。父亲认为他们比自己舒服，收入多，所以希望我学技术，他尤其是羡慕我的表伯叔在海关的“金饭碗”，希望我从资产阶级进而入买办阶级，因而造成我的纯技术观点与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

　　我在高中念书时，学校里的课本除国文、本国史地外，都是英文本，教师在教室里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物质文明，更助长了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我对数理科目特别感兴趣，但也喜欢读古文。我那个国文先生是个老冬烘，教的是经史百家杂钞之类，没有一篇现代文学作品。我特别钦佩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使我有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的“清高”思想。我认为“大丈夫在世，应该求个流芳百世，应该立德立言立功”，但立德立言立功都不易，还是在科学上我出路，就这样养成我“好名”“向上爬”和脱离政治的纯技术观点。

　　我从高中起，一直考第一,第二，投考学校也无往不利，亲友捧我，说我“是好孩子”、“争气”，我就更往书本里钻，同时也养成我的自高自大。在美国时期，又一帆风顺，1950年初又得“西姆啥学会”会员籍，使我更骄傲，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回国以后又是很顺利。假使不是今天的思想改造，我的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不知要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

　　由于我一直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使我忽视了劳动人民的力量。解放以前我存在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意识，解放以后，虽然不敢再轻视劳动，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妨碍了我的进步。

　　我出国前，虽已深切痛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贪污腐败，但也不知道解放区的真相，所以对美国式的“民主”很向往。及至到了美国，我才发现事物不如我理想，被操纵的“民主选举”，国会议员猪猡式的叫嚣、独占资本的猖獗……使我对美国的“民主”，开始有了怀疑，加以接触到一些进步书报与进步同学，使我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了解到解放区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市那种严明的纪律，连美帝国主义的报纸也不得不赞叹，使我更认识到解放军的确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一个月后，我接到叔父从香港寄去的大公报，读到上海解放前夕刽子手毛森大肆屠杀进步青年的新闻，使我发指，更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狰狞面目；而解放后物价的空前稳定，更使我感觉共产党有办法。

　　1949年,我曾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这样使我思想上逐步接近了人民。

　　使我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胜利，它把我从改良主义与“中国路线”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今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更认识我自己的丑恶的面貌，我决心要在这次运动中彻底洗一个澡，把旧社会遗留给我的污毒洗去。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4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