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心煊：清算我的亲美崇美思想

　　<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钟心煊>

　　由于深受资本主义的教育，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是很浓厚的。这主要的表现在业务上面：甲、教学设备：一切仪器，都用美货或美国人所推荐的，德国制的干燥器，要从美国仪器公司购买，成为一个美货推销员。乙、教学方面：盲目崇拜美国，模仿美国的作风，以胞子植物学一课为例，第一、讲课方式和内容，全由美国哈佛大学抄来，教材内容和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少有关系。不编讲义，有时指定参考书一大堆，但是和讲课材料少有联系，只是表示我的“渊博”，对同学实无益处。第二、实验时采取一部份美国教授所标榜的“启发式”，所谓“启发”，就是要同学自学，自己摸索前进，不事先讲解明白，也不直接答复同学的问题。一种水绵的形态，要同学耗费四个星期的时间去摸索清楚，我的理由（也就是我的美国老师的理由）是：这是训练显微镜下观察能力的良好方法，实际上是与实际脱节的，只能养成同学钻牛角尖的习惯。实验指南用英文，同学要花很多时间去翻字典，因而使实际观察时间大大打折扣。丙、对同学的影响：我一生从事科学教育的事业，也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我的教学方法是“斯巴达式”的，要同学自己“孤立奋斗”，摸索前进，这是冷酷无情的，同学在学习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和帮助，就引不起兴趣。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用来教育少数“超阶级”“超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特殊人物的工具，多数人则任其“自然淘汰”，是将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学说，搬到教学上来。我常说：“要走米邱林路线。”而实际上是在走达尔文优胜劣败的庸俗的反动路线，这与新中国的教育目标，是不相容的。它的危害性让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生物系1950年级同学孙继仁，因为他的父亲和我同学的关系，和我特别接近，解放前我曾告诉他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他在四年级时，我竭力鼓舞他做论文（选课），藉此得到一些研究的经验，为他日做科学专家打下基础。因为我的影响，孙同学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政治学习很不积极，幸而后来他自己有所转变，政治学习兴趣提高，参加群众活动，思想也有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我灌输给他的纯技术观点、做专家的思想毕业时仍很严重，这表现在他没有服从组织分配。丁、对助教的态度：我对待助教，也是和对待同学一样的态度，我认为他们的前途，应该由他们自己奋斗出来。他们找到我，我当然竭力帮助他们，但是我很少主动的找他们谈话，没有热诚地鼓舞他们进修。我有时也劝他们做一点研究工作，目的是为了升等加薪和准备出洋留学。我这种作风，不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来培养下一代的青年师资，而是从个人利益来考虑问题，结果是助长了他们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为个人打算的思想，同时也宣传了崇美亲美和轻视祖国的思想。戊、研究工作：我的研究工作也被资产阶级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所支配，我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同时也表现了浓厚的崇美、亲美思想。让我用采集植物标本一事来说明：本来调查祖国的植物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研究植物应该先从最普通的、分布最广的、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着手。但我的工作完全是从满足个人兴趣出发，想多发现几个新种，出出风头。所以计划采集工作的时候，总是想到偏僻荒野的地方去，寻找稀奇名贵的新种。所谓稀奇，就是数量很少，因此对广大人民生活无关；植物生在高山原野或水滨，原无所谓贵贱之分，只有到了剥削阶级的花园里，才被品题作名贵。所以这种“新种观念”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复次因为受了资产阶级科学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我把植物和生存的环境割开来看，不注意观察它的环境，所研究的不过是个光杆植物，纵使它有经济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它。在采集工作中，我的崇美、亲美、轻视祖国的思想，表现突出的有下列几点：第一、植物标本的标签，完全用英文写，本国的人名，地名，也用英文拼音。对外国人确实方便，但是完全忘记了祖国人民的需要。我把中国标本送到美国去，有两个用意：鉴定名称和交换标本。学术上交流经验，互换标本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苏联科学院现在就在和武大及其他大学交换标本；我从前选择美国为交换的对象则是极端错误的。至于鉴定名称，是为专家思想支配，我把不同类的标本，分送到不同的专家手里去鉴定，我认为专家应不厌其烦，牛角尖越钻得深越好。这一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崇拜外国“权威”，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相信中国人所作的鉴定。

　　我在厦门大学时，曾经接受过美国哈佛大学好几次津贴，代它采集植物标本，一切工作计划都是依照它的意旨行事。我又代美国农林部，做过一些零星工作，主要是代它采集经济植物的种子和研究材料，以接受它们的植物病理学研究报告为交换条件。我忽视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侵略时，植物资源也是重要对象之一，我替帝国主义服务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对美帝国主义几点错误看法：这些都是我崇美亲美思想的根源，所以必须提出来，加以批判。

　　（甲）我从前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没有租界。现在我认识到侵略我国的台湾，和以前利用青岛为它们的海军根据地，都是美帝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铁证。至于租界问题，许多人都为它的狡猾诡计所蒙蔽。从前上海虹口黄浦江边有很大一片土地划为美国租界，但是因为不是商业中心，它就串通英国，把英美两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乘机扩展范围，直至滬西梵王渡兆丰公园以外。美帝国主义和英国就是这样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名义，统治着上海最重要的一部份。美帝国主义在厦门鼓浪屿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诡计，更加巧妙，连租界之名都避而不用，它只拉拢些仆从国家，组织一个所谓外人居留地的工部局，统治着厦门港一个长约一公里的风景优美的海岛——鼓浪屿。

　　（乙）我从前认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事业是慈善性质的，对中国是有益处的。但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自供，使我认识到美国文化宗教事业的本质，他在他的臭名远扬的白皮书中说：“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宗教事业，是一笔价值三亿美元以上的巨大投资”。既然承认是投资，目的就一定是要榨取利润，它的利润是什么？我因之回忆到：从前和我在厦门大学同事的美籍动物学“教授”来特，他是一个打着为科学而科学的招牌的“动物学家”，但是他经常要向美国领事做报告。他告诉我，凡是在远东工作的美国公民，都要定期向美国领事报告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交通等等情况。这位来特教授是一个研究白蚁的“专家”，但是他能够指出，厦门港口炮台地位如何不合军事上的需要，港内那里海水有多深，可以停泊多少吨位的船只，那里有煤铁和军需工业上重要的锰矿。让我再举一个例：广州解放的前夕，岭南大学有位美籍名为霍夫孟的昆虫学“教授”，把它的工作放在私人住宅内，宅外围以刺铁丝，到晚来通上电流，守门的人暗藏枪枝，并养几只凶恶的狼犬，以资保卫。我们根据霍夫孟在岭南科学杂志所发表的昆虫研究报告，他所需要的设备，不过两三种显微镜、毒瓶、捕虫网和标本盒等等，这些东西，是决不需要用武器来保护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怀疑霍夫孟在解放前夕所做的事，必是不可告人的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这两个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在中国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巨额投资，不但负有文化侵略的使命，背后还暗藏着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的企图，过去它们之所以得逞一时，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思想上被它解除了武装，松懈、麻痹，以致不少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敌我不分，为它服务而不自觉，我现在才感到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之深。

　　我的崇美亲美思想，在解放后仍然相当浓厚，在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学习中，用上述回忆对比的方法，将我的思想重加检讨，才开始转变。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一系列的敌对行为，使我认识到它的狰狞面目。但是最初还有一点恐美病，还慑于它所夸张的装备优势。人民志愿军的辉煌战绩，扫除了我的恐美病，进而使我轻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一系列的残暴行为，轰炸我国东北，发动细菌战，和最近在朝鲜俘虏营中屠杀战俘的事实，使我感觉到美帝国主义残暴无耻的行为，确实可恨！我的崇美亲美思想真是完全肃清了吗?还没有。下面让我报告我在思想改造中，一般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经过：

　　（丙）解放以前我总以为我个人从美国得了一些好处；但在解放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经过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而在思想改造中，仍然发现这些思想残余在我头脑中，这使我不得不深自反省，进一步作更严格的自我检讨。

　　（我是一个清华留美学生。我首先要认识清楚：我在美国留学的费用，每一文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是义和团起义时，美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用武力榨取去的。）

　　其次，有人会说，美国总算给了大批的清华学生留美求学的机会，不错，是一个机会，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向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经济的利益跟着文化的旗帜后面走，比跟着枪炮的后面走要容易得多，收获也更要大得多。”原来这个机会，就是替美帝国主义散布思想细菌毒素，给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打先锋的机会。这个校长思想行动是一致的，我在美国所进的大学第一个就是他的伊利诺大学。我在中国没有在任何一个大学毕业，若是要经过正常的入学考试，我是不能及格入学的，但是这位校长慨然对我免去入学考试，马马虎虎把我编入大学正式生第一年级；很显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替中国教育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是要替美国训练一批经济侵略的前哨兵。

　　再次，有人又会说：你在美国总算是拿了一套本领回来。不错，我是带了一套东西回来，但是好是坏，我们先要看看带回来的货色怎样，是否对人民有利。我在美国学了五年植物学，同时我也得到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纯技术观点，“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追求物质享受的那一大套。我这一套美国本领，对我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一问题，曾经给了我极大的苦闷，思想上引起激烈的斗争。这是我崇美亲美的根源，并且是一个不易击破的顽固堡垒。正在苦闷的时候，我的女儿回来了，她问我：“爸爸在解放前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那几年，你为什么老要我吃青菜下饭呢？那时候你不是有一套美国本领吗？为什么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这几句话使我想到：不错，从前我凭着美国哈佛大学的金字招牌，一回国就当南开大学教授，清华给我一个副教授我还看不起它，这不是明明白白美国对我有好处吗？但是在解放前两年大多数人民都很贫困的时候，我的金字招牌也黯然无光变成没有用了，女儿只有青菜下饭了。反过来，现在在人民政府、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家中也有肉吃，并且可以添置新衣服了。这说明我过去学的美国一套本领和由此养成的那种“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不但于群众不利，最后对我自己也没好处。只有大家都好，我自己也自然会和大家一起好起来。我体会到，我从前对这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是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立场，把个人的利益和大众利益对立起来看的，所以问题闹不清，思想上许多矛盾无法解决。现在我把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思想就澄清起来，我那一套美国本领不但不见得那样神奇宝贵，而且变为腐朽可鄙了。

　　我在前面检讨崇美亲美思想的部分，指出了它在业务上对青年的危害性。我在这里可提出植物学来谈，如果把美国学的那一套仍旧原封不动的传给同学，就必定要与实际脱节，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只有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米邱林理论彻底把它改造过来，成为中国的植物学，然后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9日“新武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