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以升: 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　茅以升>

　　我出身于旧社会的一个所谓“寒士”的家庭，幼时家中生活清苦。在学校里，看见同学中有的是家里做官的，有的是有钱的，他们都有“势派”，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免自惭形秽。然而听了家人们时常鼓励我的话，说只要将书读好，必然“出人头地”，就暗中立下志愿：“今天我不如你们，将来看罢！”看什么？就看我读书的效果。后来果然因书读得“好”而为人看重起来，于是再想将书读得更好。那时也看了些“维新”书籍，懂得些“优胜劣败”、“天演竞争”的说法，尤其佩服“英雄造时势”的那句话，觉得自己别的不如人，不见得头脑也如此，于是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读书上面，拿读书来和人竞争。后来考上唐山的工学院，读书更勤，最后果因此而派往美国留学，便不由地满足起来，竟有“英雄”之感。并且以为这就是将来“造时势”的开始。至于造什么“时势”，如何造法，当时实是黑漆一团。那时读书，只是为了“扬眉吐气”，为了“远大”前程，而这前程完全是指个人利益，因而那时我心中所谓造“时势”，完全是指个人的“时势”。我在学生时代就这样地种下了后来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种子。

　　在美国三年半，也和在唐山一样，自觉出足了“风头”。美国社会是最鼓励人出风头的，如果自己名字登在报上，成为新闻人物，那便可轰动一时。我因报上也登过我的名字和照片，觉得非常高兴，于是联想到在唐山读书时，看到科学里某一公式或定理，附上一个私人名字，就异常羡慕，正是这个心理作祟。加以在美国看到汽车叫“福特”，柴油机叫“狄赛尔”（皆人名）都很眼热，想到如能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个公式或一样东西联起来，使人提到它便想起我，提到我便想起它，这有多好，自己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奋斗目标，于是我就费尽气力，去“发明”些公式和定理，也不管它们的效用和与实际的联系。

　　在美国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出名的方法，便是一个没没无闻的企业家，因为赚了大钱，也可出名。其实他们之所以能赚大钱，都是由于剥削，但报上却恭维他们，说是由于“科学管理”。于是我就信以为真，觉得这门科学，大可介绍到中国，来扬我自己的名。因而我在读学位选科时，除了桥梁主科外，选了两个性质特殊的副科，一为高等数学，一为企业工程，表面上是为了学术和企业，其实都是为了出名的工具。

　　美国是个广告世界，到处看见人和东西的广告。既是广告，当然说好不说坏，于是个人标榜或为他人捧场，都不足为奇，并且认为隐恶扬善，也是社会道德。从美国的广告技术里，我学会不少求名的方法。

　　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继续不断约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的期间，我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教育界的时间最长，其次工程界，再其次行政界，最短的是企业界。我所以常换工作岗位，一是由于个人兴趣，一是由于却不过朋友的“情”，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多方活动，藉此出名。那时是军阀混战的反动时期，所谓“政府”工作，都是朝不保夕，但我却自认是个专门技术人才，各方都需要，不但不感觉有失业的威胁，相反地还想在那样纷乱局面中，树立起个人的“声誉”。

　　我那时是怎样争抢这“声誉”呢？

　　我回国后第一件工作是教书，就想将书教“好”来自炫，不但搬演在国外所学得的一套，而且还独出心裁，故作新奇，以期博得学生们的欢心。学生们受了我的麻醉，跟我学得愈逼真，愈脱离实际，也就是愈益美国化。然而当时学生是不知道的，而我则因此反而声名雀起，渐渐露出头角，于是很快地便兼了学校的行政工作。在这里我又拿出我的“科学管理”，以显示我的与众不同，果然我的“才能”就慢慢传闻出去，于是其他学校也来争先延揽，因之，我在教育界的地位，也就逐渐巩固。那时一贯作风，都是刻意求名，自己学术上的创获少，就改头换面，介绍些别人的著作；学术上没得说了，就侈谈工业建设。总之是用各种方法做广告，不论专题演讲，学术论文或工程计划，只要有人来请，从不拒绝，目的是藉此扬名，而不问所讲的效果。在所有我那些广告里，我不曾提过关于政治主张的话。这样纯技术的宣传，就无异对那时的反动统治表示，又多我这样一个人，可供他们驱使了。

　　我的职位渐高，事务越来越多，便非一人精力所能济，而且也非一人知识所能办，因之要靠别人帮助，才能撑持“门面”。在这里，我那“科学管理”，又得到更大的发挥。我随时随地组成班底，使得受我支配的人，尽力为我效劳，我更滥用职权随心所欲地“提拔”他们，换取他们的“欢心”。于是他们的劳绩，便都为我剥夺，为我做出名气。他们的劳绩愈多，我的名气也愈大，譬如那时用我个人名义发表的文件，往往内里精华都是众人的心血，而我独占了他们共同辛苦造成的果实。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随着个人名位的发展，交游日见广阔，就逐渐引起了我对那时的反动统治者的权势的倾慕。我既小有声名，反动统治阶级也正在标榜“招贤”，我就慢慢爬上了能与蒋匪帮“四大家族”往来的地位。人民公敌蒋介石，为了笼络“专家”“学者”，对那时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评议员，特别表示“看重”，我就凭这个“专家”的资格，被他招待过几次，当时觉得非常“荣耀”。榨取人民血汗的孔祥熙和宋子文，操纵官僚资本，为害国家，而我只看到他们的“声势显赫”，就不惜奔走其门下。尤其难堪的是因为他们曾对我表示过好感，我更企图仰其鼻息，从事实业，引起了我创办桥梁公司的念头，“趋炎附势”，唯恐不及，今日想来，实不可恕。特务头子陈立夫和朱家骅，都曾把持垄断过教育界。我因唐山和北洋两校的关系，和他们都有过经常的接触。他们两派倾轧暗斗，甚为激烈，我因两边敷衍，于是两边都不敢引我为心腹。但他们知道我和教育界的渊源，都来设法利用，表示特别“看重”我，使得当时的所谓学术界拿我当做个代表人物，好为他们代通声气。而我只主观地认为于“公”有益的就去做（如陈要我为“总理实业计划研究会”拉人做计划：朱要我做筹备北洋大学的秘书，我都慨然接受），有害的便不理会，以为是个显露才能的机会，而不知这个“公”是个什么“公”，不知我如此作法已十足地为反动派做了工具。因此表面上，我虽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而实质上，我竟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得用的工具。

　　我同时迷惑于“美国生活方式”中的所谓“公众服务”的作用，认为这是宣扬和巩固个人名位的最妙方法。我认为：官场中的地位，最不可靠，惟有将学术上的“资望”，建筑在对于社会的“贡献”上，才是长久之计。因此，我最喜组织工程团体，而美其名为学术研究，或参加既有团体，如同学会之类，而在那里面操纵，以建立自己的名位。同时，我对于朋友，也最好“帮忙”。我的朋友多而且不限于一行，朋友中有派别或小集团的，我都不作左右袒，到处一团和气。由此我便落得一个“滥好人”的称号。所以这样，也是希望不得罪人，以利于我个人的名位的巩固。

　　我在教育界，工程界有了点基础以后，就想转向工程企业的方面去发展，一因学术上成名不易，二因做官无保障，爬得高，跌得肿，三因我在中学时读过商科，而且在美国时就曾欣慕过他们赤手起家的企业家。于是在我那为反动派服务期间的最后6年中，就做了伪交通部的中国桥梁公司的总经理。（又曾做过桥梁公司和重庆市政府合办的重庆缆车公司总经理两个月）心想在一个新兴的企业里做创始人，将来在国内就有独占垄断的资格，或可做到中国的“桥梁大王”，不是可同世界上的什么“钢铁大王”“火柴大王”媲美吗？那时我一面出场与铁路、公路做桥梁生意，一面还在家中做“土壤力学”的研究，表示我能文能武，也就是用学者的外表，掩盖经商的丑态，而不知事实上我已加速地走上了资产阶级的道路。

　　30年中，我就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在勾结官府上，在社会活动上，无时无地不设法制造名气，抬高自己。其初还有些实在东西，不愧辛苦一场，后来便忘其所以，逐渐空虚，然而这个虚名，依然传扬出去。于是不论知与不知，道听途说，也都信以为真，认我该是个“专家”了，因而便常有较大的工程计划，要我去参加，更有各种委员会，给我空头名义。加以报纸的不时渲染，我都受之无愧，俨然不可一世。而不知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结果。今天看来，我在那30年中，除去参加修建一座桥梁外，其余几乎什么好事都未做，只是大量地耗费了人民的血汗而已！

　　在我那忙名的长期过程中，我思想里是存在着矛盾的。首先是名与利的冲突。在旧社会里，名与利本是不可分割的，有名即有利，而有利者亦易得名。然对我说来，名之可贵却远甚于利。一因名是累积而来，有增无减，二因名是绝对独占，他人无法分润，三因名要宣传，而利怕人知。这种精神上的享受，较之得利者的物质享受，似乎要高出一筹。因此我在多年工作中，从不敢谋非法之利，并非对利的深恶痛绝，而是恐怕妨碍了名的发展。即在办理桥梁公司时，虽然对利的看法，比前重得多，然而还认为公司之利，即我个人之名。因之在名与利的矛盾中，名总是在胜过利的一面。

　　其次，是关于是非和善恶的标准问题。在我那30年中，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时不在激烈的动荡之中，我为了好名心的驱使，只知逢迎反动统治阶级中之有力者，还自以为随机应变，迎合潮流，从不知道怎样判别其善恶与是非。小而言之，对于工作岗位，只问个人兴趣与待遇，而不管其实际效果。大而言之，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此皆是为了求名而不计其是非或善恶。这里的矛盾，竟然“非”的“恶”占了上风，以致虚名上更带了玷辱。

　　由此可见，我在那30年中的工作表现，虽是主要地一意为名，然在思想上，还夹杂有利和权势的成份。名利和权势，本是互为因果的，不论为名或为利，究其终极，实皆争夺权势的手段，既是为了私欲而争夺，当然不顾一切，无所不为。这在资本家的唯利是图的目标上，就表现出剥削作风，在我的唯名是图的目标上，因是同样争夺的本质，也就表现出同一作风。这样剥削作风，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奖励“自由竞争”（实即掠夺）的后果，在封建社会，是倡导“飞黄腾达”（实即升官发财）的后果。我从幼年种下的封建意识的个人主义，发展到留学时代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然后在长期工作中反动统治下更形成为个人英雄主义。因之，我的一贯作风，也就由浅而深地反映出其中的思想根源，这就是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剥削群众，坐享其成的腐化堕落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今天看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便是我30年来在一切工作生活中的主导思想！我便是受这个思想统制了30年！在这样思想指导下，我在那30年中的立场、观点，不是模糊不清，而是同化于资产阶级了。在开始思想改造的学习时，我总自认为小资产阶级，因而只看出过去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缺点，心想我既未做过资本家，就不会有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现在挖到思想根源，才发现我竟是一个带着小资产阶级面貌而具有资产阶级实质的知识分子。

　　我就是在那样思想基础上，抱着那样的立场观点，来迎接解放，迎接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参加了新政府的工作。

　　解放后，我的心情，是万分高兴的。我看到人民政府各种惊人的成就，全国上下的学习热潮，累次政治运动的辉煌胜利，以及“三反”“五反”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功，我感觉到在世界和平阵营里面，做个中国人民，是无限光荣。中国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压迫，如今巍然起立为巨人，不再受任何方面的欺凌，是如何值得骄傲而欢呼！

　　然而在同一时期内，我工作的效果，与我兴奋心情，是不成比例的。我只觉到愧对我的光荣职位，愧对祖国和人民。由于对新事物的了解不够，思想不能与环境结合，小我不能与大我结合，我就往往处于被动，因而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这样的做客思想，与我在过去的作风，是分不开的。这个思想，正是那旧作风的反映。怕犯错误，即是错误的思想根源犹在。以前恃强好胜的动力，今天是抑制住了，然而又不免形成退缩，在每一具体问题上，就不能充分表现积极性。所有这些患得患失的思虑，都是说明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浓厚。

　　我在解放后的工作中，虽已认识到一切要求与前不同，眼见各种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之成功，皆由于群众的伟大力量，但在自己岗位上，反而不善联系群众，其病根即在个人主义之障碍。我身为国家的工作干部，本应有无产阶级立场，而欲站稳立场，必须抛弃个人主义，如不能抛弃，或抛弃而仍有留恋，即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梗，无怪我的进步，是那样地迟缓。

　　我尤其要痛自谴责的是：在我过去30年的工作中，我虽从未与美帝国主义者有过较密的交往，我的美国朋友，也非常之少，然而对于美国技术，却是盲目崇拜。我6个子女，就有5个是留学美国的，可见我崇美之深。解放后逐渐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里，惊醒了多年来的迷梦，完全感觉到崇美的可耻。美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对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侵略，其中对我们知识分子最刻毒的手段，便是用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美名作掩护，使我们成为他们的思想俘虏。思想界限不清，敌我就难划分。我过去之所以不能深切地仇恨美帝国主义，正是思想有病。我必须克服这个思想障碍，方能鼓起斗争勇气。这个思想，即是资产阶级思想。

　　在思想改造学习的初期，我对新旧思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首先认为旧思想是旧社会所造成，其咎并不在我，因而原谅有余，痛恨不足。然而同一旧社会，何以有革命先进，而我则相反，这便表明我在思想上根本缺乏革命意识，以致畏惧革命。及至认识了旧思想的错误以后，又拿爱面子的观点来粉饰，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吧，而不愿深刻检查。再后来知道了这是欺人之谈，才了解到思想改造中改造两字之意义，但又偏重实践而忽略理论，认为莫若在新社会中多多锻炼，“潜移默化”地逐渐改造。直至三反运动，方才恍然大悟思想改造，即是治病救人。表面上好像身体还好，不知潜伏之病症已深。以前传染来的毒菌，早在血液里猖獗不堪，幸而有许多同志，给以友谊帮助才使我一些健康的细胞，经常与之抵抗。现在思想改造，正是病急求医。而求医即必须详说病历，毫无隐讳，方能诊断下药，早复健康。这就说明了新旧思想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则，旧思想经常蒙蔽了新认识，旧的不去，新的无法生根。在我的思想中的黑暗一面，就是旧我的一个堡垒，随时跃跃欲逞，伺机触发，无形中抗拒了新思想的吸收，和新事物的认识，因而大大地阻碍了我的进步。必须将此攻破，才有巩固地建立新我的可能。进攻堡垒，消灭毒菌，必须武器，这武装即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使我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机会来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我了解到像我这样学过技术并且有过些经验的人，正是祖国建设所需要。然而不经改造，是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这个运动，在我一生，是个重大的转折点。我决心要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在技术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决心将旧我，经过实践，改造成新我。我决心建立起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指针。

　　来源：原载1952年8月13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