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坚如：检查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教学观点

　　<安徽大学教务长　齐坚如>

## 一、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名位思想

　　我一向存在着极端的名位观念。在安徽几个中学教书时，就时时刻刻甚至在梦中都想到美国去留学。认为要做官、要做一个有名的“学者”，非“镀金”不可。我又认为，光有外国学问，不会写中国文章，也不能出名。所以，又读了一些旧书，幻想将来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才”。见了人家做校长和林场场长，更非常羡慕，懊恼自己在政治上无援引。因此，我就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去结识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1928年春，我到中山大学帮助德籍教授芬次尔教书。当时，校长是戴匪季陶，副校长是朱匪家骅。但他们常年不在校，校务实际上由沈鹏飞主持。一天，芬次尔到戴季陶处谈飞机训量事，约我去翻译。我当时想：如果戴季陶能对我有个好的印象，就有办法了。为着结识戴季陶，一定要把翻译搞好。在他们谈话中，我一边口译，一边笔记，谈话终了以后，我把译文送给戴季陶，他看了说我中文很好，我感到十分得意。我又遵照朱家骅的意图，翻译学校与芬次尔之间的来往公文。由于殷勤从事，又曾得到朱家骅对我汉文的“夸奖”。这样，在中山大学派选青年教师到德、法两国留学的制度下，由戴季陶、朱家骅把我派到德国去留学。这时我幻想将来回国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一定会派我做官或做大学校长。

　　我于1933年秋天回国。在南京会见戴季陶和朱家骅，他们说芬次尔在西北，叫我到陕西去教书和造林。我当时想：东南人物荟萃，自己不易出名。“山中无大树，茅草亦为尊”，不如到那里开辟新园地，比较容易出名，故去武功“西北农专”工作。

　　1934年春，戴季陶去青海，道经西安，我曾往见。当时，他曾写一封对联给我，并托我代买房基地一块。当时，我对这种家奴式的待遇，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戴季陶信任我，把我当成亲信，那么，杨虎城、邵力子两先生更要看得起我了。

　　1934年秋，蒋匪介石到西安。一天，杨虎城将军派人送来一信，说蒋匪要“召见”我。我接到信后，认为蒋匪是反动政府的头子，如果他对我有好感，我就再不愁没有“前途”了。于是欣然往见。见面后，他假惺惺地同我说：“周陵六陵是我们祖宗文化发祥之地，在上头造林，是件重要工作，不可忽视。”谈话后，要我们带他们去咸阳周陵一行。到后，蒋匪曾与宋匪美龄、杨匪永泰、邵力子夫妇、杨虎城将军、张学良先生等照像，也请我参加。事后，杨虎城将军把照片送我一张，我得照片后，细心装框挂在家里，以便叫人知道我与蒋匪有关系，借此炫耀。1934年秋天，兼任西北农专筹备会常委的于右任、张继两匪到西北农专，我又请他们写对联，挂在堂前，以装门面。

　　我还曾为当时伪兵工署长俞匪大维，拟定了一个军事的培植核桃木营材三年计划。并由辛校长写信给俞匪大维，与伪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我当时的心理是：与伪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可以成为核桃木专家。为此，我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利害、荒谬地在“国防用材核桃木”一书中，称赞俞匪是了不起的人物，说什么：“其热心国防林业，至深钦佩。眼光之远大，识见之高超，尤非常人所能及！”1944年夏秋之交，当我想出版“国防用材核桃木”一书时，还请戴匪季陶作序，朱匪家骅题签，认为我的著作若经他们一捧，一定可以“洛阳纸贵”，身价十倍了。1946年底到1949年春，当我在旧安大农学院时，也还曾为伪国防科学委员会研究“核桃木代替木材”。这时，我虽已被戴季陶、朱家骅一脚踢开了，但对“名位”尚未死心，仍想独创一番“事业”，因此，竟为反动派研究军用木材。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这种名位思想严重到什么程度，其危害性又多么大。为了向上爬，竟不惜把自己打扮成反动头子的家奴，把人民公敌看成我的后台，而为了投靠他们，又不择手段地巴结他们，为他们做计划，甚至与他们合办“国防”林场，代他们研究“核桃木代替木材”。如果不是以后林场被夺走，如果不是“核桃木代替木材”的研究尚未成功，而反动政府即行垮台，那么，反动政府就一定要以我的研究成果来反人民、反和平了。

## 二、教学上的唯心观点和买办思想

　　在我的教学当中，存在着极严重的唯心观点。我在解放前曾吹嘘过“森林万能”，把森林的作用说成决定自然，决定人生，决定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因素，完全忽视了劳动人民的作用和建立人民政权的重要意义，以为这样才可以抬高“森林”这门科学，并藉它来抬高自己。显然，这种论调是片面的错误的，自然是一种唯心的观点。又如我于1947年3月10日，对旧安大同学演讲“森林为宇宙生命网络中主要的一环”的一题中，除了反复说出“森林万能”的论调外，更其露骨地说：“现时的中国，天然环境太坏，到处都是穷山恶水，看了就叫人讨厌，精神没法调剂，人也就容易动气，胸襟狭窄，不能彼此包容，以致弄的糟糕。我们还常常的看见，许多人为一点小事，也会吵嘴打架，一触即发，不可收拾。这就必须使天然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其中，不会苦闷，脑筋就自然会澄清起来，胸襟也自然的会开阔起来，人们心平气和，就不会打起来，吵起来，而消弭战争于无形。”显然，这完全是唯心的论调。

　　在我的教学观点当中，除了极端的唯心观点而外，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浓厚的买办思想。我在教材配备上是德国式的，讲课时有时先说德文，然后才说中文。在课堂中，也常常替法西斯德国吹嘘。我以前买图书仪器不看规格与性能，只看那国出品。在我，首先是德国，其次是英美，再次是日本，最后才是中国。例如，上年林业部所出的测树高器，我还说不好，不经用。

　　由于这些错误的观点的存在，使我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毒害了很多青年，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 三、家长式的统治作风

　　我的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一向非常严重。我常说：“德国学生见了教授，就非常害怕。因为教授不肯考他那门课，他就无成绩，就不得毕业。”我又曾说：“德国总工程师常常打工程师。林场场长时常骂他的助手。”我常常介绍这些作风，也就常常以这些作风为“榜样”。比如：解放前，我在农学院任院长时，常骂同事。我认为：他们不对我服服帖帖，就该加以谴责。解放后，我还大骂同事，认为我是教务长，他们一切应该听我的话，不然，就是不服从命令，就应当管教他。平时，我也总是一副十足的架子，比如，上课时要工友送茶，助教挂图表，同学拿粉笔，被人家称之为“三部曲”。在西北农学院时，曾叫学生到我家里去上课；解放后，我住在汪家花园代理园艺系场主任时，也叫同学到那里去上课。这些作风，都是跟法西斯德国教授学来的，当时以为，不这个样子，就不能像德国教授那样的威武和气派。

　　我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作风，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我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心理，使我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应有的帮助，因此也影响了自己的进步。于今想来，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作风，无论对工作或对个人进步，都造成了极端严重的损失！

　　上述不择手段向上爬，及教学上的唯心观点和买办思想、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以及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和统治作风，这种思想作风是有历史根源的。

　　我生长在封建的宗法社会中，从小到大读过孔孟的书，也读过黄老的书，读过宋明理学的书，读过佛家的书，读过医卜星相的书，也读过历代的稗官野史。我不加批判地把这些东西装满脑子，思想上自然不能不混乱。以致在解放前，自命渊博，自命不凡。这一堆龌龊不堪的腐朽的东西，自然要弄成我政治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立场以及学术上的唯心观点。

　　过去，我所读的萃文中学、金陵中学、金陵大学都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而实行文化侵略的英美传教士所办的。后来留学德国，那时正当希特勒疯狂时代，亲眼看见那些教授搞学派，争权威，互相谩骂。我的名位思想本来很重，岂能不会学法西斯德国教授的那一套。因之，我责骂助教、学生，摆架子，完全是跟法西斯德国教授学来的。加之，我在德国曾做了一个树木育种的试验，因而得到森林科学博士的头衔，这一下我更得意忘形，忘其所以。为着抬高我自己的身价，我曾无耻地说德国这样好，那样好。这种“唯德主义”，又把我由英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一变而为德帝国主义的文化帮凶。

　　由于旧社会的这种影响，主观主义一直醉心名位，巴结权贵，不择手段，因而使自己长期敌我不分，思想落后，作风恶劣，脱离群众，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和如何为人民服务。幸亏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才把这些错误的思想作风揭发出来，并初步得到批判。今后我决心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虚心诚恳地对待同事和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原载于1952年8月30日安徽日报）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