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邮电部总支关于开除戴孝忠党籍的决定

　　戴孝忠，男，四十七岁，浙江定海人，上海澄衷中学毕业，家庭成份商业资本家，本人出身职员，现任邮电部办公厅副主任（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邮政总局邮票处工作）。

## （一）工作简历及入党经过

　　戴于一九二六年考入伪上海邮局历任挂号组翻译、监理员、稽核、公众服务组组长等职，解放后提升为上海邮局总务科长，一九四九年调邮电部提为办公厅副主任。在伪邮局工作期间——一九三七年抗战发生后戴开始在邮局地下党领导下的互助社、邮工补习夜校工作（夜校一九三二年停止，一九四六年恢复不久又停止），一九四九年一月经王关昶同志介绍入党，一九五零年七月转为正式党员。

## （二）家庭经济情况

　　戴父为一进口商人（现养老居家），弟戴孝悌在上海、天津、厦门等地与友人合营烟厂、药材出口及海味杂货店，是一较大的资本家（五反当中查出漏税七、八亿。逃避资金至香港五亿多）。一九三七年戴与弟弟戴孝悌接受岳父（兄弟二人同为一个岳父）遗产白洋各二千五百元。戴孝忠接受遗产后其中一部分投资福义蛋厂、通利商行等厂商。一九四八年退股得黄金二十两贴补家用；另一部分存入银行生息，并曾放高利贷，后于一九四一年折成伪储备票八百元转入其弟经营之大昌兴烟厂入股，大昌兴后改为康乐，资金未动，该厂后有很大扩充（从一台机器增至八台）。

## （三）几个主要问题

　　1、隐瞒资产阶级身份问题：

　　戴不但在上述烟厂内拥有股份并自接受了岳父的遗产后，与戴孝悌的经济生活即未分清，其间戴与其弟曾两度同居，而生活费大部由其弟开支，仅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戴调邮电部工作以后至三反运动以前只现款一项即接受其弟寄来人民币二千余万元。根据计算其弟寄给他的款项已超过本人工资百分之五十。其他衣物、食物、钢笔、表、及其两个女孩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因此戴孝忠不但身为烟厂的股东并自一九三七年开始十五年以来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即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充分说明戴孝忠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戴入党、转党时对本人投资问题始终未向党交代清楚。三反追查此问题时，戴支吾推托，前后所述自相矛盾，开始说三反中已经退了股，只是没有办理正式退股手续。组织上曾派人进行了调查，据调查结果他的股票根本没有退出，只是在解放后把他原有股票的股东姓名改为其子戴可光的姓名。而本人发现组织上对其股票进行调查无可隐瞒时，则于八月向党表示入股退股根本没有手续，本未有退股手续，而诡称这笔股票是戴孝悌以戴可光的名义入的股，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号将股票交出，交出之股票，除有一九四八年以前由本人名义入股并已作废的股票外，还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其子戴可光的康乐烟厂股票3,430股。

　　查戴与其弟戴孝悌除有上述经济关系之外，兄弟间感情甚好。且康乐厂日益扩大，戴于解放后又亲自参与他弟弟的迁厂工作。因此从各方面的事实证明，戴对党是不老实的，是有意的隐瞒其资产阶级身份。

　　2、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与立场。

　　（1）利用职位之便，给资产阶级办事：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期，上海郊区公安部队为工作需要曾欲借住其弟的一部分房子，其弟不同意，写信给戴，戴当即利用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给华东邮电管理局曹局长写信，要曹局长通过上海公安局杨局长解决，后来公安部队再未去借该房子，并曾对其弟提出“为什么把问题反映到中央”；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封锁时海运不通，其弟为了他厦门烟厂的原料运输问题，曾要求上海邮局通福建的邮路给他优先减价运输，因与我们的政策不符，上海局未允，其弟又写信给戴，戴曾找到本部主管单位，同时又写信给华东邮电管理局荣局长要求协助解决（遭到拒绝）。其次为了保持其个人利益，在其他问题上也充分的表现出来，例如为了拒绝驻军借用其老家（定海）的房子，曾以本部办公厅名义写信给定海军管会借口“三楼有危险，不能住人”并要军管会把借去的家具发还，否则就要好好保护他的家具财物。又如为了照顾其儿媳的生活以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亲自到外交部要求将其儿媳由南京外国语学校调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

　　（2）同情剥削阶级叫嚣：由于戴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一贯的表现了同情剥削阶级甚至同情反动分子。例如：对于他资产阶级的弟弟反映的政府公债政策对资本家“过重”和地主亲戚的喊叫农民“过火了”的叫嚣，他都无条件的同情，他非常焦急的关心的向党“反映”；在镇反运动中组织上提出将反动分子王仲闻送新生公校，他在党的会议及群众会议上公开反对，说甚么“处理过重”等等，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他常个人夸赞他弟弟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如何进步“捐”公债“捐”的最多（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口气），甚至竟公开在群众大会上宣传他弟弟剥削的“合理”。他把失掉民族气节的弟弟在敌伪时期的剥削发家说成是“在敌伪时期只要一动脑筋就可发财”，说他弟弟的发财是“生产生产再生产”。这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宣扬资产阶级的言论均受到群众的批评与驳斥。

　　3、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拒绝执行党的决议：

　　不参加土改：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政务院号召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土改，党为了给戴以锻炼机会，决定派他参加。但由于戴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竟公开的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因为看着他爱讲卫生，故意叫他到脏的地方去脏一脏”。他认为农民“脏”而不接受党给他的任务。经同志们的解释与帮助，他表面上虽接受了，但又借口有病要求人事部把“参加”改为“参观”，因而未去。

　　觉得参加组织生活是个负担：自称对党没有亲切感，对同志们在讨论其转党时所提意见有反感，开小组会觉得是个负担，讨论问题不感兴趣，故对党疏远，对党有距离。

　　党内外不分：向来把党的意见不分场合随意广播，尤其突出地是转党时小组对他提了很多意见他回去就告诉了他的妻子，因此他妻就去质问申光同志，无理吵闹。

　　隐瞒“一社”问题：戴不但始终没有把他和他弟弟的经济关系交代清楚，并且从入党到转党一直隐瞒了加入“一社”问题，直至三反普查交代关系时组织指出之后，才向党作了交代。

　　这些事实不但说明他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并且说明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四）结论

　　戴孝忠为混入我党的阶级异己分子，从他一贯的思想行动来看，从他牢固的资产阶级立场来看，从他爱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对党疏远来看，均可证明这一点。入党后一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完全不具备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业经总支委员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