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长刘鼎所犯错误的通报

　　前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现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由于缺乏政治责任心和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前重工业部工作领导兵工工作期间，曾犯有严重错误。经本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已查明其错误事实。兹根据其所犯错误程度，决定给予撤职和降级使用的处分，并将其错误事实通报如下：

　　一、在执行兵工建设方针中，表现有严重消极思想，妨害了兵工建设。一九五零年兵工办公室成立后，强调不集中统一不能工作，消极情绪严重，只是拨款分配任务，没有利用机会深入瞭解各区兵工工厂情况，为兵工总局之成立及以后发展进行充分准备。刘曾不负责任地对干部讲：“兵办兵办，有事就办，无事不办，”造成干部极不安心。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虽研究制定了调整与建设方案，但认为工厂只有经过彻底调整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故消极等待调整与建设方案的批准，很多应做与可能做的工作，有意识地放松了。中财委领导同志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兵工会议上曾有若干重要指示，并未切实讨论贯彻。调整前的准备工作，如了解各地工厂情况、机器修理、查定机器、经济核算、训练技术人员，有的做的很差，有的根本没做。一九五二年六月，调整与建设方案批准后，没有及时充实设计机构，因而对各地送来的设计计划审查缓慢，很多机器亦未修理和及时调整，拖延了调整时间，使兵工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二、对抗美援朝任务不负责任。在接受生产任务时，满足落后定额，强调困难，不积极发挥企业潜力，讨价还价。例如：在签订一九五三年计划时，军队要求订做两批武器，刘强调困难，只保证完成百分之二十三与百分之三十，但经工人研究，原订任务均可保证完成。另一批弹品任务，刘又强调困难，只接受百分之五十，经领导同志与苏联专家及职工研究，可超额完成百分之十。刘在接受生产任务时，一贯采取投机取巧态度，稍有困难的产品，不去设法克服困难，讨价还价，但容易做的则要求多做。一九五一年有些主要产品未完成任务，却以超过生产总值去搪塞。有时又言过其实，好大喜功，事前对困难估计不足，事后又不积极克服困难。如一九五一年承做一批武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材料即轻易接受，而事后又不积极调整购买，拖到了一九五二年夏天始将材料凑齐。又如某种武器只看了看样子即承做，结果只完成了百分之十。

　　在军火质量上，刘同样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工作生产能力本来很高，但刘在订合同时却故意压低质量。生产管理上，则忽视质量，缺乏严格的检验制度，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急谋改进，因而造成很大损失。如某种弹药，由于少烧一次口，形成大批裂口，经抽查严重的竟达百分之九十点五。又如一九五一年生产的某种武器，有许多弹膛不合格，直到同年十二月六日始发现。军械部发现某种武器质量有问题，拒不验收，兵工总局还认为问题小，不积极解决，使验收时间拖延了三、四个月，影响了前方及时使用。

　　三、本位主义，缺乏国家整体观念。军工订货包价，历年虽然有所降低，但刘鼎仍有意抬高，如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成本只为包价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从中获取了超额利润，使国家兵工预算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严重影响了部队装备。客观原因对包价提高固有很大影响，但由于刘鼎的官僚主义与本位主义，使各地区工厂得以讨价还价，抬高成本，则起着重大作用。如某两地区明知国库存的材料调拨价格低，亦按天津市价计算，因而获得了原材料差价两千余亿元。很多厂子不实行退料制，表报的用料数超过实际用料数，甚至有些局、厂不从改进生产上用工夫，而在订合同时，故意伪造成本，对付国家订货。因而从国家预算中取得了大批超额利润。

　　四、在工作领导与工厂管理上表现有严重官僚主义与保守思想。刘对下级报告看得很少，对上级指示也不好好研究。对兵工家务、设备与生产能力了解极差。全部工厂机器长期没有一个正确统计，刘说某厂某种机器很少，而且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坏的，但经中财委领导同志派人调查，该厂此种机器竟超过刘所说数量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全是好的。兵工总局对下级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大包工头，只给任务，不交办法，不解决问题，既不检查，亦不总结，将兵工总局变成付款催货的机关，未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生产管理上，骄傲自大，固步自封，满足于过去经验及成绩，不接受先进经验，一些工厂的先进经验在兵工系统中并未推广，对兵工厂的很多老干部，没有培养与提高。兵工系统机器多、技术好、资金雄厚，但由于刘鼎的官僚主义、保守自满，并利用兵工优先、不计工本的条件，以及漠视先进经验的推广和潜在能力的发挥，严重地影响了兵工生产的发展。

　　五、单纯技术观点，不依靠党和群众，忽视政治。刘在干部问题上，重才轻德，忽视思想与政治领导，认为干部政治上、业务上的提高不是领导责任，认为工业部门中的干部主要是靠技术吃饭，因此在兵工系统中，政治空气薄弱，造成不少新知识分子单凭技术吃饭，老干部中也有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的倾向。刘谈起技术问题津津有味，谈工作或政治问题往往表现不耐烦。认为工人打百锤不如技术人员打一锤。刘一贯无视党、政工作，说“机关等于汽车，领导人等于司机，汽车中途坏了，是等汽车修理好再走，还是丢掉汽车先走，我是要丢掉汽车先走”。因此兵工总局干部普遍感到无事做，六个处长五个不安心，许多干部每天只是“吸烟、喝水、看报”。一九五二年研究调整与建设方案，三个局长根据落后定额，闭门编制方案，忙忙碌碌几经修改计划，仍很不切实际。对工会和青年团工作既不扶持亦不依靠，对他们的工作从不过问，工作中从未指示如何依靠党和群众力量完成各项任务。认为技术干部是一等干部，党与工会干部是二、三等干部，因此很多党与工会干部工作不安心，对工人福利很不关心，华北不少老干部因劳致病，长期没有具体措施来解决，有些工厂连饭厅也没有，许多工人冬天还在露天吃饭，对此极表不满。兵工生产危险性很大，中央曾一再指示安全生产，各地曾一再发生事故，但兵工系统对此长期忽视，一九五二年冬东北某厂即因此发生重大失火事故。

　　六、骄傲自大，强调特殊，目无组织。对上级采取不正确态度，不按组织办事，认为中财委解决问题不及时，不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常常采取消极对立态度。强调兵工保密是对的，但刘常以保密为名，强调兵工特殊，中财委规定的表报制度，兵工总局则以不适合兵工部门为藉口，拖延执行。刘鼎骄傲自大，缺乏民主作风，与同级干部一贯不团结，听取干部意见很不耐烦，因而很多干部有意见不向他反映，有问题也不敢找他解决，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一贯对别人批评很少考虑，刚愎自恃。在去年第二次兵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很不虚心，第一次作了检讨，第二次又推翻。

　　综上所述，刘鼎的错误是极严重的，这主要是由于刘鼎政治落后、缺乏政治责任心和严重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所造成的。但刘在被检查之后，尚能听取批评进行检讨，几年来在兵工工作中也作了一些工作，技术上尚肯钻研，曾试制了一些新式武器，同时，过去在重工业部曾兼管其他工作。因此决定给以撤职处分，降级使用，以观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