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日报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经验教训

　　<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

　　解放日报在过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有过几个效果好、影响较大、受到欢迎的批评。如：“三反”中的路星元事件、第一仓库事件、华东局处分7个高级干部的事件；新“三反”中的黄逸峰事件。这些都是经过大张旗鼓地连续宣传，宣传得较深、较透的。此外还有些不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只是批评了一次或几次，也收到较好效果的，如新“三反”开始前的对若干单位不顾国家建设整个需要、不愿调出干部的本位主义的批评，1953年对江苏省如东地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泛滥的批评，总路线宣传中的“草籽事件”及最近某些小品文的批评等。

　　这些批评对教育群众、改进工作的作用很大，报纸也通过这些批评在群众中提高了威信。也正是“三反”、“五反”以后，解放日报的发行额达到最高峰——16万多份。路星元、黄逸峰事件，对推动“三反”与新“三反”斗争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凡是起了作用的批评，经验证明都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亲自布置下获得的；凡是错误的批评，都是离开党委，自以为是搞出来的。

　　解放日报在过去批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是：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经常，不广泛、不充分。

　　解放日报的批评，经常性很差，上述影响较大的批评，是屈指可数的。很长时候（如新“三反”以后）报上很少批评。当然，这些时候不是没有可批评的，而是我们没有去积极地争取，如资产阶级思想对上海及华东各地工人的侵蚀，是很严重的。在华东地区的党内，如四中全会指出的那些错误的思想行为，如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也是存在的。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批评得太少了。我们批评的面也不够广泛，对中心工作以外的重要问题，批评得太少，到最近才略有改变。

　　这种批评不够的现象，应是我们基本的缺点和错误，是我们党性不强的表现，是一种失职行为，按错误的性质说，是一种右倾的错误。

　　（二）少数的批评，主要是新“三反”中的批评，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偏向，即“左”的错误，影响极坏。

　　这种“左”的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针。正确的方针应是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但我们由于头脑发热，失掉冷静，忘了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忘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应当达到的目的，因而不管错误性质如何，一律戴上一个“官僚主义严重”或“压制批评”的帽子，而要求“严肃处理”。这样不分错误的性质、程度、轻重，“一鞭子赶”的作法，就使有些不应受到批评的同志也被批评了，有些虽应受到批评，但我们批评的太重了，过份了。

　　更严重的是，个别的批评不仅观点错误，而且事实也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如对大鑫机器厂的批评本来不完全真实，因为该厂党委没有完全按照记者的不真实批评作检讨，新“三反”时就有意再去批评一下，使该厂党委受到报纸连续数次批评，削弱了党委威信，形成极端民主的倾向，厂长不敢管工人，而我们却还批评他民主生活不够。这种失实现象，在内部刊物上更为严重。

　　以上是属于政治性的错误。

　　其次是组织上的错误。我们在新“三反”中及其他个别地方，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散主义，首先是某些地方没有遵照党委意图办事，如新“三反”时华东局明确提出以“抓住典型，搞深搞透”作为报道的方针，我们却不分轻重，“一鞭子往下赶”。华东局也曾指示批评要慎重，实事求是，我们也未认真研究，坚决执行。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同志利用内部刊物与党委对立。如陈展事件，谭震林同志已提出批评，我们仍在内部刊物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错误的相反的意见。

　　错误产生了巨大的危害，那就是：削弱了党委的领导作用（许多党委缩手缩脚不敢领导），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团结，模糊了党的正确方针，鼓励了分散主义与极端民主倾向（如批评安徽日报不敢批评同级党委等），伤害了好人，造成了应有的紧张局面，并支持少数坏分子得以兴风作浪。

　　检查我们以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发生上诉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报纸编辑部的领导者党性不纯。如：

　　我们对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批评以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读者来信飞速增加，显然当时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的。但是报社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保持清醒的头脑，相反地滋长了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情绪。在这种错误情绪的支配下，我们对党委就不够尊重，对华东局关于新“三反”斗争报道的指示，因我们骄傲自满而产生抵触情绪，就没有在实际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执行。由于骄傲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主观、片面，不能冷静的考察问题，不同的意见听不入耳。与市委的关系更值得检讨。平素我们对市委就不够尊重，心目中认为解放日报是华东局的机关报，而忽视了同时也是市委的机关报。有时遇到我们的意见与市委的意见有出入时，不是很好的听取市委的指示，而是采取分庭抗礼的态度。甚至认为市委右倾，要批评一下市委的个别委员。由于对党委不尊重，使我们不能很好的依靠党委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我们的工作，发生了许多原可避免的错误。而在新“三反”后期受到党委正确的批评以后，又未坚决执行华东局“不要偃旗息鼓”的指示，放松了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组织与领导，致报纸长期缺乏批评，也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我们的原则性不强，不坚定。当新“三反”斗争开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空气空前活跃，随之而来的是四面八方的压力，纷纭的意见。由于我们原则性不强，怕戴“压制批评”的帽子，不敢大胆地根据党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因而放松了对稿件的严格控制，允许一部分不健康的批评出现在报纸上。）

　　我们领导作风上存在着分散主义与官僚主义。没有发挥编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在运动开始前，我们没有尽主观力量向编辑部全体同志交代政策，交代办法，做全面的布置，使编辑部全体同志在工作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又没有及时地讨论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及时地分析社内社外的思想情况，防止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如编辑部内部的许多不健康情绪，我们不是发现了没有及时制止，就是根本不了解。

　　（二）由于领导上的骄傲自满情绪，影响了编辑部一般同志，不去分清是非的界限，具体表现在我们不能很好地区别对待各种犯错误的同志。如有的组在任务下达后，由于平时没有准备，就乱扑乱抓，把平时了解的那些生活上有缺点的人，不加分析地列入报道计划。又如我们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如“严重的官僚主义”、“胡作非为”、“杀人凶犯”，或是“非常恶劣”、“十分严重”、“不能容忍”等等。结果，当然帽子扣得不完全适当，甚至扣错了，伤害了一部份同志。当时大家的错误看法是批评只要基本正确，即可发表，被批评对象如有意见，可以在报上申辩，忘记了我们是党的机关报，是代表党委发言的，必须坚持报道完全正确的原则。

　　我们编辑部的部份同志中，还存在着一些个人主义情绪，这些错误情绪，影响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开展。如我们有些同志平素对上海市人民法院的领导者不满，就企图在报上“整”它一“整”。个别同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团结，帮助家人改正缺点，搞好工作，而是为了自己在报道中能一鸣惊人。如原工业组副组长沈涯夫同志在处理工人管有利检举案中，就是从这种错误思想出发，想一鸣惊人，表现自己是最能坚持真理的，从而发展到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的同志好大喜功，所谓要“抓大牛”（批评高级干部），要打“活老虎”（批评党委没有发现或处理的事情），对“小牛”、“死老虎”不感兴趣。当然，批评对象不论其职位高低，职位高的犯了错误照样要批评，这是对的，能够发现党委所没有发现的恶劣分子，也未始不可，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从好大喜功出发，以致批评失实。如对华东司法部副部长陈时夫同志的批评失实，就是在“抓大牛”思想支配下造成的。为了“打活老虎”，就发展到不择手段。如对大鑫机器厂党委书记高延山的批评，批评他压制批评，打击通讯员，编辑部个别同志明知批评错了，但还是硬要人家检讨，说什么“报纸不能打败仗”。结果党委书记高延山说：“让报社派人来当党委书记吧。”该厂厂长说：“党委书记都撑不住，我们有什么办法。”许多干部怕把党籍搞掉，不敢发言。

　　个人主义情绪还表现在批评稿写好后没有通过即表示不满，把人家自我批评稿件斩头去尾变成揭发性的稿件；为了稿件“生动有力”，在原稿上添上许多编辑的意见，歪曲了事实；对组织处理特别感兴趣等等，甚至以华东局自居（尽管口头上没有这样讲），随便要人家写检讨等。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当受到党委批评或舆论指责后，患得患失，不积极地进行批评。这些，都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造成了不应有的紧张局面。

　　（三）我们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没有做正确的估计，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我们通讯员和读者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报纸编辑部成份不纯、思想不纯、水平不高的情况也估计不足。由于中国现在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即使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有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这一情况，必然反映到我们的通讯工作上。每次大的政治运动，如“镇反”、“三反”、“五反”等，我们的通讯员总要被抓一批。但我们的警惕性是很不够的，相反，我们编辑部有这样一种论调，即所谓“不因人废言”，即不管批评者本人品质如何，都要听取甚至信任他们的意见，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这种对社会情况估计不足，以及“不因人废言”的思想发展的结果，就是偏听偏信，进而与党委对立。如我们过去认为上钢三厂通讯员贺敏华很积极，能够大胆地揭露党委的“错误”，是个好通讯员，不断地给以鼓励和支持，其实这个人劳动纪律不好，是一个作风品质都很恶劣的工人，而且敌我不分，将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直到新“三反”后期我们才取消了他的通讯员资格。

　　我们不仅对通讯员偏听偏信，而且有时对读者来信也是如此，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或引起党委的被动。最典型的如批评吴淞区人民法院田金坤的读者来信。来信的作者原是个二流子，为了打击被批评者，请黑讼师撰写来信，而我们居然不经调查，冒失发表，引起了很不好的后果。又如无锡读者韦俊批评无锡煤建公司经理景明礼压制批评的来信，批评虽然属实，但事后知道韦俊系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我们发表了他的来信后，使他身价百倍，俨然成为反官僚主义的“英雄”，引起党委处理上的被动，这样的例子不止几个。

　　从上述错误中我们应该接受一些什么教训呢？主要的教训是：

　　（一）要加强党性锻炼，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争取党委的领导，不得闹独立性，不得滥用职权。对党委指示必须认真的研究，坚决的贯彻。使报纸的每一批评，都与党的政策、意图相吻合。重要稿件事前必须送党委审查。使报纸成为党委最驯服因而也是最有力的工具。对各级党委和各业务部门党的组织也应主动的尊重他们的意见，征询他们的意见，越是上级党委的报纸，越应尊重下级党委与党报的意见，越应谦虚。但对自己正确的意见，亦需坚持，不得无原则的迁就。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斗争中，必须冷静坚定，具有高度的原则性。

　　（二）必须研究干部与群众的思想情况，加以分析，必须明确批评的目的，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批评态度，因为错误的性质、背景、程度以及人们对错误的认识，都有很多差别，像黄逸峰那样恶劣的行为是不多的。当然，如果认为只有像黄逸峰那样的错误才值得批评，一般的缺点和错误一律“内部解决”，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必须将一般的缺点和错误与黄逸峰之类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后者应作为特殊事件作特殊处理。对一般缺点与错误，必须采取“与人为善”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这些同志的批评，就不是热中于他的组织处理，而应是满怀热情地欢迎他改正错误的决心与行动。为此，必须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各种错误进行客观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必须认真进行调查工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和通讯员不纯情况的存在。任何稿件（包括读者来信在内）必须深入调查，核对事实，查清作者政治面目，方可发表。据过去的统计，我们的读者来信，有将近一半是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所以，我们应当比苏联的报纸工作同志更为谨慎，更要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

　　（四）为了保证事实的正确，必须整顿编辑部的队伍，纯洁组织，学好政策，端正思想，克服各色各样的骄傲情绪与个人主义的情绪，深入领导，克服官僚主义，这样才能指挥作战。“己不正焉能正人”，批评的武器是不能也不应该掌握在组织不纯、党性不纯、思想不纯、骄傲自满者的手里的。

　　（五）必须按照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时机进行有分寸的适当的批评。在批评中，不应轻率的下结论，给家人戴帽子，或者向各级党委乱下命令，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处理”、“彻查处理”等。批评的形式也应是多样的，我们对黄逸峰等的批评，是采取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连续揭露、控诉、批判等形式，搞的比较深、比较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很大，这种好的经验应当发扬。但这不是批评的唯一的形式，也不应是通常的形式，这只是对待特殊事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对一般错误的批评，应更多采取社论、专论、短论、小品文等文章形式，因为这些形式更易于说理，易于从具体到原则把道理说透，以扩大对群众教育的作用。

　　（六）对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要进行系统地、反复地、深入地宣传，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是不够的，因而不仅群众，就是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理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

　　过去的批评只集中的进行揭发，揭发后必加以处分，造成好人有错误有缺点不能登报，怕受处分的错觉。今后除了在报纸进行批评时注意避免产生这种副作用之外，还应将中央决定的精神多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但对三种不同的人应有三种不同的教育：对群众应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勇敢揭露，不要有顾虑；对被批评者应宣传批评5%的正确也应接受；对编辑部应强调批评必须完全正确。

　　（七）批评要防止“左”的情绪，也要防止右的倾向。报纸在批评中遇到困难就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是不对的。新“三反”后，对待揭发缺点的读者来信，不很热情，记者对工作的缺点也不感兴趣，订计划也没有批评的内容，对报纸上长期没有批评，似乎也可以过得下去。报纸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时感到调查困难、通过困难、掌握分寸困难，有不愿意得罪人与怕受批评的情绪，另外，有些同志批评时以人为中心，要搞人就是坏人；不是经常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展开对工作中缺点的经常斗争。对典型的理解也有片面性，以为典型就是恶劣的、严重的，而不是理解为有代表性的，因而认为要搞典型就只有少数，就不能经常。应当认识：像新“三反”时那样批评的不真实，不正确，固是严重的错误；报纸长期不批评或很少批评，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必须认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本身，就是一个艰苦复杂的斗争，想一帆风顺地、不触怒任何人，不受任何阻碍，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自然而然的展开了，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应该受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浪，不但批评工作顺利时应当积极地、正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使因批评出了错误，受到严厉的指责时，也不应当就因之偃旗息鼓，放下武器；而应当是改正错误，更积极地正确地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批评即使是正确的，也可能有人不满，对此，更应看成是前进中的暂时的现象而处之泰然，并积极地进行宣传教育，消除批评与自我批评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关键仍然是一个：只要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从亲身的经验中体会到这次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决议规定了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党委的意图办事，做到实事求是；规定了进行批评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机，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这就防止了来自“左”的错误；规定了要热烈欢迎与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这就防止了来自右的错误；规定报纸编辑部必须严格地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保证了报纸能克服一切困难，经常地、健康地、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将中央决议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4年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