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伯克同志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的自我检查 　　<郑伯克> ## 第一部分：我所犯的严重错误 ## 一、犯严重错误的开始——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 　　一九四四年、四五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党中央代表在重庆公开提出了这个号召，在南方局领导之下，党员干部执行了党的方针，蒋管区工作克服消极隐蔽倾向，民主运动有新的高涨，云南工作因此有所转变。我当时没有体会党长期埋伏、深入群众的方针，从个人主义出发，学生运动没有和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作中好搞铺张表面的热闹场面；这些缺点和错误没有检查，反而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生长骄傲自满情绪，犯错误由此开始。 ## 二、严重的地方主义发展顶点——滇桂黔区党委成立前后 　　一九四八年全国胜利形势之下，我更骄傲自满，好大喜功，对当时云南仍处于敌强我弱情况及敌人最后挣扎、残酷性均缺乏认识，对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估计过高，因此不是十分谨慎地根据党在敌人统治区斗争方针并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而是以左倾冒进形式发动六月十八日“反美扶日”游行，以致造成“七、一五”学生运动的失败。以党当时给与我的工作任务，一旦犯错误，涉及全省，一千多干部与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昆明被捕，惨重的失败，不啻重重地向我敲了警钟，理应痛定思痛地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我犹掩饰错误，不承认失败，以致继续错误，给党与人民事业造成更为严重的痛心的损失！ 　　由于我骄傲自满，对胜利形势下阶级敌人可能以隐蔽方式从革命内部进攻，失去警惕；思想上放下武器，更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农村斗争中开始曾经考虑过利用阶级敌人矛盾，但由于麻痹轻敌，再加以我以投机商人的想法，政治上进行投机赌博，想一旦机投准了，就可成为暴发户；因此敌我不分地和投机官僚地主妥协以扩充武装，利用变成依靠；在城市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中，满足于资产阶级分子阿谀逢迎，不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资产阶级不分彼此；这样不依靠工人和农民，违反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政治路线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建军建党等工作均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我只满足于游击区域的扩大，游击队番号的增加，党员数目的增多，而这些政权武装及党的组织，在党的手里还是在敌人手里，那些在党的手里那些在敌人手里，就未去研究和仔细考虑。并以错误思想来指导工作，不少阶级敌人因此混进来篡夺领导，错误已很严重，我反而认为功劳，背上包袱，向党要求权位。 　　思想上既向阶级敌人缴械，和阶级敌人不分彼此，感情上和党和无产阶级就日益疏远，并以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争权夺利。 　　一九四八年秋，曾在两广坚持游击战争的边纵准备进入云南；云南地下党及游击队组织不纯，党的领导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工作经验又极其缺乏；边纵进入云南正加强了党的工作；而我把党的工作没有看成党中央领导的一部分，而看成我争权夺利的资本，对边纵不是欢迎态度。一九四八年上级对云南工作提出三个方案要省工委考虑，我对第一、二个滇工委与桂滇边工委合并，归华南分局领导的方案，认为我个人就不能独霸党的功劳，地位也不会高，因此不愿接受。从利害关系出发，经南方局指示，被迫接受第三个方案，即把滇东南游击队及工作交边工委领导；而在这个方案中也还有损人利己的打算。党的任何一部分工作之发展，皆是党的整体中之一部分的发展，这发展有利于党的整体事业；但我只要我发展，而不愿党的其他工作之发展，想把边工委及边纵工作局限在滇东南难于发展，在云南其他一百二十市县地区，我仍可大大地发展。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央批准分局决定成立滇桂黔边区党委，对统一领导云南工作，团结全党展开对敌斗争以迎接解放来说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站在党的立场，我应热忱拥护这个决定，并率领原滇工委领导的干部坚决团结在区党委之下工作；但我却采取相反的立场与态度，当时云南游击队数量更大了，实质上我错误也更严重了，我把错误当成功劳，把党分配我做的工作当成争权夺利的资本，对党更加骄横跋扈，不听招呼；我不把区党委看成执行中央与分局决定的唯一合法领导机关，反抗区党委就是反抗中央反抗党，而是把中央统一领导的整体的党看成有广东党与云南党之分，把区党委的成立看成广东党夺取云南党的领导；这样对待组织，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看法，而和卢汉看法一致，卢汉就这样讲的：李明、庄田都是广人，还是云南人办云南的事才好。李明同志是分局派来负责领导工作的，服从党应具体体现在服从代表党的负责干部的领导上，而我却把李明同志看成广东党的代表，我向党比本钱，比力量，认为云南游击队人数多，区党委就应该以我为主，党不会迁就个人主义，我想副书记也可，到滇东南去看看行情，如果能争取更多的干部支持我，事实上地位高就可满足，因此才到滇东南参加区党委成立扩大会。区党委成立后，我认为我权利有限，兼组织部长也不便在干部中拉拉扯扯，为满足个人权位野心，便不惜破坏党的团结，实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我受过党多年教育培养，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参加过反国焘路线斗争，我当时没有联系到自己组织观念不强，反省自己，警惕自己，而是认为我的工作岗位低，没有条件犯那么大的错误；但我个人主义不克服，小个人主义就发展到大个人主义，到一定条件时，我所犯错误，其严重性和国焘路线分裂党罪恶活动已有类似之处。我在东南分局工作过，项英、袁国平的错误我曾听过党的传达，但也未联系到自己思想进行检查。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我利禄熏心，竟见利忘义地抛弃党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我认为前桂滇边工委在广西边境依靠和发动贫雇农路线不适合于云南，在云南应以主要和地主搞统一战线来开展工作，而我所谓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和地主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我以个人名义代替区党委发号施令，不经请示报告，擅自任免干部，建立地县机关，擅自设电台。以对待敌人方法来对待党，夸大区党委某些领导干部的缺点在干部中广播，以削弱党的威信来抬高自己，以隔绝区党委和广大干部间之联系，除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文山、宜良地区外，已把云南党的组织从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分裂出来。由于党中央号召，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逼境，卢汉才被迫起义投降，我却贪污这笔账算在我功劳簿上，更目中无党，和党的距离日远，和敌人距离就日近，军事上想把游击支队主力直接指挥以个人代替区党委；组织上不愿甚至拒绝与区党委联系，实质上是割断与中央的联系。当时亟须游击队配合解放军消灭残敌之际，卢汉找地下党负责人联系，我还考虑一下，区党委有同志打电话来找我，我竟毫不犹豫地置之不理，以致游击队与解放军发生误会自己打自己，残敌因此钻了空子逃窜国外，在国防上留下长期祸患，在全省到处接收，甚至还想过接收昆明，心目中已没有中央，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末在昆明举行一次游击队会师仪式，经区党委通知后才撤出昆明；昆明这样大城市，竟有两次入城式（一次解放军正式入城，一次游击队入城），反党反中央已到极其严重地步，从敌人心目中看来有两个共产党，有两个解放军，敌人正乘机钻空子，拍掌欢迎共产党内的分裂，卢汉送游击队枪，资产阶级分子送钱，卢汉想邀游击队负责人参加其临时军政委员会，以此来抵抗宋、陈进入云南，我已为敌人利用而犹不自觉，还得意忘形地擅自出版“云南人民日报”，在发刊词中宣传大云南主义，把云南看成中央统一领导的化外之地。当一九四九年九月骗取了区党委的批准到昆明以后，还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我行我是，工作做出成绩，将来应以功过定是非。回头来看，很明显，组织上既分裂党，根本破坏了党的纪律，政治上既离开了党的路线，实际上就帮助敌人来危害党，做了资产阶级代理人，不是有功于党，而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我权位思想也表现在生活上堕落腐化，当“七、一五”斗争到危急关头时，我束手无策，政治上右倾与动摇，利用党的关系，损人利己地派干部冒万分危险把温宗姜接出来，利用干部对党的威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我给党的严重危害是从组织上根本破坏了党的团结就帮助了敌人来危害党，我思想上既向阶级敌人缴械，亦以此教育干部，不少干部因此对敌人失去警惕，或敌我不分。我以搞好投机地主上层关系，教育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所谓搞好，是放弃原则的妥协，我一再交代楚雄区干部要和投机恶霸李鉴舟的关系妥协好，虽遭干部反对，我仍坚持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并分化地主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我不明确，授敌以柄，重用仅有旧的军事技术与行政能力的不纯分子，以未经改造的国民党军官负责游击队指挥，以国民党守法官吏做专员，敌人就利用这空子打进来，并从这些组织与思想不纯分子中挪些人出去。以我当时工作岗位，其为害之深之广就涉及全省，解放以前及以后，剿匪征粮中一千多干部惨痛牺牲，其中不少牺牲在对敌人失去警惕或敌人从内部来破坏的；以我直接领导过的玉溪区及新平县受害最深，损失尤为严重。由于党中央完整无缺的领导，全国胜利形势的决定作用，人民解放军及时进军云南，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在党教育与影响之下努力，这就使得云南工作获得成绩，我严重错误没有使党的事业遭受失败与根本破坏；而我给党的危害是极端使人痛心的，这段时间工作，说明我不忠于党，不忠于革命，是革命事业的罪人。 ## 三、解放以后 　　（一）初步整党前 　　当解放军兼程进军云南之际，我到处铺摊子，搭架子，抢地盘，卢汉已从反动阵营分化出来表示投降，蒋匪军准备和正向国外逃窜，我向谁抢地盘？实质上是向中央抢地盘；是抵抗中央解放云南。对区党委会师指示中地方干部任副职或降级使用这点我有抵触情绪，因此对这一正确的及时的很重要的指示，我不愿执行；我认为仅游击队即可解放云南（当然游击队永久也不能解放云南）。当宋、陈率领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后，我才被迫退步，为保持权位，表面上服从中央及执行中央路线的省委，但在组织上仍然抵抗中央，集中在干部问题上。党对本地干部的培养与选拔，一向是重视的，外来干部经过中央直接教育，对中央路线在思想上体会得多；只有以外来为主，云南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不致走弯路，只有以外来为主，地方干部在带动之下才能获得提高；因此地方干部必须向外来干部学习，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是欢迎与尊重中央路线的问题。省委贯彻中央路线，在外来干部带动之下耐心热情培养教育地方干部；我却采取相反立场，由于我不把地方干部当着党的干部，而是当着我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满足于干部的落后与盲目，脱离群众，不正派的甚至资产阶级分子如李勃生、韩进之等人也挪来占领阵地，我抵抗中央对新区以外来干部为主的方针，抵抗中央整党以提高干部的方针，对整党以拖延办法进行抵抗，同时包庇干部地富立场与敌我不分的错误，也包庇混入党内阶级敌人。利用省委团结第一方针，以打击坚持党的原则的外来干部，藉口这些干部不讲方式，破坏团结，我到处宣传河西事件说陈博文同志不讲团结，其实陈博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上是对的，我向西南局汇报工作，对昭通有地方干部包庇地富，我不认为是问题，反而怪四十三师张显扬同志不讲究方式，曾经西南局严格指出连立场与方式都分不清楚的错误；当刘有光、张子明同志向省委反映地方组织严重不纯后，我文过饰非地认为仅个别现象。到不能掩饰，不能包庇，西南局一再指示，整党已刻不容缓的时候，为逃避整党，藉口参加减租退押，对组织工作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这段时间为巩固与争夺权位，对省委甚至有些骄横跋扈。 　　总结这段时期：客观条件比区党委时有了不利于地方主义发展的变化，我为了退守地方主义阵地与保持“股票”，不愿及时提高本地干部，不惜损害地方干部，抵抗中央新区以外来为主及整党方针，以致本地干部在镇反减退征粮等工作犯错误；我包庇混入党内阶级敌人，以致许多干部在剿匪征粮中惨痛牺牲。由于这样，我对当时云南正在和亟须进行的社会民主改革，起了破坏、妨碍和延误的罪恶作用；但由于省委坚持和贯彻了中央路线，云南解放以后，剿匪征粮镇反等工作皆取得胜利，这是基本的主要方面，我对党的危害就只能起一定限度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是够严重的。 　　（二）初步整党 　　我严重的地方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表现在镇反混乱，到处先斩后奏，斩而不奏，边斩边奏，中央政策不能贯彻，省委无法控制，土改被迫推迟的严重地步。一九五一年全国组工会议中央对云南整党问题直接指示，少奇同志讲了话以后，整党势在必行，我才被迫参加整党工作。整党为了克服地方主义，为了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我对自己严重错误，却讳疾忌医，不愿检讨，错误思想就继续活动，实质上且退且战地对中央整党方针有抵抗，在整党中我有过利用整党来保持我地方主义“股票”的想法，大小山头都消灭后，只要干部对我个人还有好感，权位仍可保持的想法。再加以从我的错误上集中地高度地表现了地方主义的罪恶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而不少地方干部的错误或由于有一定的盲目性，或与我错误有关，由于我既不深刻地沉痛地反省自己，地方主义思想还在活动，这就影响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对错误有顾虑，不敢大胆揭发与暴露，因此对地方主义克服就有局限性。自己对待错误既不敢坚持原则，帮助他人也就轻弱无力，也怕他人挖我的疮疤，对我个人特别有意见的就用了些挪挪扯扯的办法，例如思想斗争上有意放松对其帮助来缓和之，甚至对个别长期地对我有意见的也想挪，也想打击一下，因此采取消极放任态度。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干部地方主义个人主义的打滥整透，损害了干部。其次，对有些或与我不分彼此，或对我阿谀逢迎的阶级敌人，不愿按照党的原则进行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组织处理，总不愿处分面宽，这在一定程度上包庇了坏分子。 　　由于省委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南局指示，直接掌握与领导整党，因此才基本上克服了地方主义，初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干部，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使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央路线之下；然而我以不纯动机参加这一工作，就损害着中央整党精神，使地方主义不能彻底肃清。 　　“三反”中关于地下党经费处理贪污问题，向中央报告后，对中央宽大处理，我仅从个人主义出发有过感动，但对中央提醒我并促使我自觉地认识错误的对干部关切爱护，我却未体会，对中央不老实，仍未沉痛地深自反省。 　　（三）整党以后 　　初步整党后，我把省委领导整党所取得的成绩窃为己功，并夸大整党成绩，有些得意忘形，在第一次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利用盐兴事件、泸西事件打击一些干部，挪拢一些干部，干部普遍有意见，连党校参加整党干部在内，我个人主义碰了这次钉子后，日益感到孤立。事实上整党以后，干部提高了，整个土壤气候更不利于我地方主义的发展了，由于我思想未解决，活动就未停止，有空子可钻仍钻空子，在少数干部中散布地方主义情绪，同情和支持有些干部地方主义情绪，例如有个地方干部在党委内部搞不团结，我和他谈话中，不能不讲几句任务繁重搞好团结的话，因为破坏团结是组织问题，我不能不冠冕堂皇地讲几句，但谈到具体问题时，我却同情他地方主义情绪，我叫他忍耐，现在闹起不好，弦外之音，将来有条件时还可闹一下。其次，以青年团为我最后阵地，四年来我对团一直抓得很紧，尤以一九五〇年为最，但在当时团的问题并不突出，整党以后就突出了，我利用省委反分散主义打击团的负责干部田桐生同志，田感到受限制，不安心，要求调工作，我就一举两得地（第一掌握阵地，第二做个顺手人情）向省委建议把他调走，从此以后，团省委干部对我便战战兢兢，唯命是从。省委曾经指示：工厂团的口号贯彻总路线要依靠青年工人是错误的，我为了讨好干部，没有坚决支持省委指示，而是向团省委干部说：这种提法不策略，不要在公开口号上提。我为制造个人威信，在讲话中哗众取宠地以迎合团员中小资产阶级情调；省委在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上报告，团的干部就不好生学习，我怕涉及组织问题和我有关，因此不能不讲几句不好生体会党委指示不对头，而团的干部为什么这样，显然是我制造个人威信的结果，凡有尖锐批评盲目崇拜个人的错误，才能树立党的威信，但我对这点只字不提，讲几句尊重党的话，也不过洗清卖白的手法而已。为要保持这块阵地，我不愿调走干部，也不愿派干部来，团西南工委准备调个老区干部换团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我不好正面拒绝，却提出另一方案，最好调个地级干部来，才好安排。我活动结果，就使党的领导不能在团内完全贯彻，隔绝和削弱了党对团的领导。但由于省委坚持和贯彻了中央路线，团内还不能为所欲为，有关全省政策方针以及编制经费、干部配备调动等均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地方主义愈受限制，我愈感到孤立。 　　初步整党后，为保持权位，对党在组织上不能不服从，但我思想上并未解决，因此这种服从，就只是在方式上和手法上用功夫，实质上阳奉而阴违，我还想盗窃党领导整党所得成绩为己功，向党要求无原则的迁就，当其党的关怀表现在尖锐的批评时，我就有抵触情绪，感情上对党更有距离，甚至怀疑党对我不信任，更加以地方主义发展受到限制，对个人权位便患得患失，因此怕负责任，犯错误，政治上消极，工作上敷衍，处理日常工作尽量推出去，有的公事甚至只看题目不看内容就送给省委批，有的内容不看也签个字，有的草率地看一遍就表示同意然后送省委批，这就损害了省委办公厅的工作。 　　政治上消极，在生活上从个人享乐腐化中去追求“安慰”。 　　和温宗姜的不正当的关系，已经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初步整党中在省委领导下，迫于党内舆论的压力，断决了这个关系，当时也想过和曾恢复夫妻关系，对党写过报告；整党以后，政治上消极，从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出发，对曾的关系又动摇起来，对党写过报告，属于组织问题，我从个人主义利益出发，竟不惜破坏党的纪律，不愿恢复曾的关系。一九五三年二月以后，经常和一个和曾结婚前曾经有过恋爱关系的姓常的通信，九、十月间西南局组织部表示不同意，这以后，就经常带些女人去游山玩水，我忘记自己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相当负责的干部，置党的政治影响于不顾，有群众说：国民党的官带女人坐吉普车兜风，共产党的官也有带女人坐汽车玩的。我给党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失是极为痛心的。 　　总结初步整党后，干部更团结在党的周围，而我的思想仍未解决，有空子可钻仍钻空子，但地方主义发展已受到极大限制，我还要求党无原则地迁就我，这种想法，不符合党的原则，个人主义目的未遂，因此患得患失，感到没落，政治上消极悲观，组织上对党感情疏远，生活上没落颓废，再往下发展就不堪设想，或给党以更严重的危害，或个人因此毁灭，都很难讲。党为了挽救我，及时地找我谈话，进行诚恳热情耐心的关怀教育，我拒绝党的帮助，当省委召集会议对我进行教育时，我讳疾忌医，顾虑重重，怕对自己思想算次总账，因此有抵触情绪，甚至有过孤注一掷的想法，抵触是仇视党的教育，孤注是想反正个人垮台了，要吗通通包下来，实际仍把严重错误当成功劳进行顽抗，孤注垮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站在党的立场，垮台的是个人主义，对自己思想来一次总清算，把个人主义彻底打滥，重新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为什么要抵触呢，我身临危境而不自觉，已经是继续给党以更多的危害，还是起个螺丝钉作用，为党做好工作。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还是不做党员的问题，回愬已往，不寒而栗，衷心感激党对我的挽救，从错误的泥坑中爬出来获得新生。 ## 第二部分：我犯错误思想本质及其形成社会根源 ## 一、思想本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我犯错误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权位思想，我唯权位之利是图，利禄熏心，见有利于权位者，即忘去无产阶级之大义。如在紧要关头时不惜破坏党的团结，为争权夺利，不惜损害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干部的利益。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我斤斤计较的是个人权位，缺乏对党的感情，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缺乏真正的人类同情心。党与个人关系、干部关系、群众关系以至家庭关系，都看成冰水无情的利害关系，因此，我忍人之所不能忍，作人之所不能作的事。 　　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反党反中央、严重恶劣的地方主义，党与个人关系常常摆错了位置；表现在生活作风上：玩弄资产阶级聪明，看人看势力看行情说话，对党极不老实，作风极不正派；生活上腐化堕落。 　　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还表现在：骄傲自满，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当发展顺利时，飞扬跋扈，不听党的约束；当发展受到党的限制并经党不断纠正时，消极悲观；思想本质始终不变，和党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其发展前途一步步地离开党，甚至可能叛党，以至身败名裂！ ## 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根源 　　我出身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凭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热情，一九二九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一九三五年入党，共产主义人生观均未确立。因此白色恐怖高涨时，政治上严重动摇，自动脱离组织（一九三三年）；因此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缺乏共产主义伟大胸怀，往往不适当地强调个人作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因嫌疑被捕，抗战后由于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才被释放出狱，不是从一个共产党员立场要求自己，认为我比自首变节分子坚强，反因此自满，在中央党校不老实接受党的改造；一九四一年到云南工作后，没有从党不断警惕自己及热切关怀之下自觉地克服缺点与错误，反引以自满，一九四五年以后，更贪党之功以为己功，骄傲情绪更加发展。由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目的性不明确，一九三三年起在党领导下社联、教联等工作中就接受了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随着个人主义骄傲自大的发展，一九四七年以后全国胜利形势下，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中及地下工作掩护中，就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以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思想上日益居于统治地位。 　　由于我共产主义人生观未确立，思想上还保留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尾巴，常常有投机取巧的做法，在思想改造的重要关头上滑过去。由小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后，更把资产阶级政客投机权术带进党内来，在思想上玩弄资产阶级聪明手法，解放后四年来党长期地热情教育，耐心等待，而我总以取巧来滑过去，不老实地接受党的改造。四年来，中国社会处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思想不提高，已远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何况我思想上有很严重的错误，四年来经过许多社会民主改革及各种斗争，我也未投身到运动中去锻炼，却在思想上取巧滑过去，置身于斗争之外，这是我长期没有得到改造，一直走着歪路的主要原因。 ## 第三部分：错误中教训和今后努力方向 　　一、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看到工作中有一点成就便窃为己有，殊不知这点成就是党中央正确领导，同志们努力所得来的。而我在工作中还不断犯错误，甚至极其严重的错误，就使得党领导所得的成就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换其他党性较强的同志易地而处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会取得更大成就，而不致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害。由于骄傲自满，党与个人关系就摆错了位置，就一步步地在党内计较名誉地位，堕落为卑鄙的争权夺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共产党员应该是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一旦对权位伸手，患得患失，就永无满足之一日，我为权利、地位，严重地危害着党的团结，以致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牺牲了许多同志的生命，给党的事业以极其痛心的损失！我必须重新决定共产主义人生观，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任何个人得失都不去想，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做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二、思想问题不能欠债，“有债即还，快还早还”；而我多年来一直存心欠债，思想问题愈来愈严重，为什么要欠债，由于对党不老实，玩资产阶级聪明，在党内投机取巧，在思想改造关头上滑过去，这是对我的改造致命之伤，为要彻底抛弃对党不老实，玩聪明耍手法的恶劣做法，从下列几方面着手： 　　（一）思想上老实：任何时间，个人主义只要一冒头，就立即警惕，加以纠正；并及时向党反映，不对党隐瞒任何一点个人问题。 　　（二）组织上老实：严格遵守党章、党的纪律，不再在组织上犯错误。 　　（三）作风上老实：谦虚谨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 　　三、为了彻底改造我自己，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观点与作风，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愿意虚心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老实地接受党与群众的教育与监督，以使自己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泥坑中爬起来，做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