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自我批判

　　<胡风>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至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及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期待，以至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

　　在一九四O年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里面，我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作了错误的论断：“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式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我当时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错误地以为，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以后，才全面地建立了以无产阶级底世界观为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和结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虽然我当时也说明了：“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但这种说明，也仅仅止于“肯定劳动人民的观点”。把这种说明和错误论断联系起来，就混淆了当时无产阶级领导思想和被领导的实践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也就抹煞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

　　虽然一九四O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可能学习到毛主席底著作，但严重的是，以后一直没有检查和改正这个错误，更严重的是，一九五二年我检查出了这个错误，但对这个错误性质及其他的错误依然不能够认识。当时，一直到这以前不久，我认为这个错误论断只是个别的，我的其他的论点如果有错误也只是个别的。但情形恰恰相反。

　　事实上，这不简单是一个对五四运动当时的领导思想的判断的个别错误。在我的文字里，这种错误以后一直在不同的形式上出现着。

　　这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的性质的认识问题。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纲领，但只是工人阶级底最低纲领。这在理论上我是认识的，但在理解政治纲领下面的文艺实践底广泛基础的时候，却陷入了错误。因为我只是从文艺实践底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是从这个纲领底下面去提出要求和区别各种实践底内容和发展程度，企图在那里面追求先进的东西。而不能从指导这个纲领的最高原则上把握住实践内容，于是就把符合这个纲领要求的东西和工人阶级的立场混淆了起来，把“人民大众”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内容混淆了起来，把领导的与被领导的混淆了起来，结果必然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混淆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这种严重错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底反映。这是从对党的思想原则缺乏追求的精神而来的错误，这是仅仅从局部实践观点而不从政治看问题而来的错误，但根本上，是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而来的错误。这是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这种错误，我就产生了严重的偏向，仅仅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立场，仅仅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下随处都可以进入实践，通过实践过程去解决问题，而陷进了狭隘的实践观点，贬低了革命理论对于文艺实践的指导作用，仅仅强调实践态度而模糊了阶级观点，并且回避着立场改造的问题，有时麦现为‘左’的教条主义，但实质上是右倾的思想。多年以来，我只是注重在对文艺创作实践的探求，因而，在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上，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作家应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下面从事实践这一点上，而不能对领导这一斗争的政治原则作进一步的追求，根本问题就在这里，由于长期没有把这当作—个根本问题，我就在有关文艺实践的具体问题上犯了与工人阶级立场游离甚至背道而驰的严重错误。

　　我的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从斯大林这个说法得来的：

　　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以高度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真实，他就一定会达到马克思主义。

　　在解放前的十多年中间，我在当时的条件下面从事文字工作，企图探求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和现实主义的实践过程，要求作家反映“生活真实”，在人民解放、人类解放的远景下面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我认为，作家底思想认识须得变成他自己的血肉要求，否则在创作实践里会产生用概念代替真实的后果。但我多年来却局限于这样的实践观点，产生贬低理论底指导作用的偏向，贬低了理论底指导作用，我所要求的“作家底思想认识”以及“人民解放、人类解放的远景”等，就必定是模糊的。因而，作家应该写出走向未来的真实这一要求，就不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保证。

　　斯大林底说法，应该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个前提要求看，社会主义作家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像“拉普派”那样武断和粗暴的要求，而是应该帮助他们从实践去解决，同时，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他一时还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但通过向生活学习和“写真实’的创作道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他也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同时，在理解斯大林这一说法所强调的实践观点的时候，应该和斯大林底另一原则，即“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联系起来看。这就是说，作家通过生活和创作的实践，固然有可能写出真实，认识真理，在这一意义上达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实践却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的。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指出：“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五四页）

　　然而，我过去对斯大林说法却作了片面的简单的理解，虽然也提到过现论底指导作用，但却经常抛开这一点，强调“在生活中学习”和在创作实践中达到真理。片面强调的结果，我就把“写真实”这一说法和“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原则分离开来，犯了忽视以至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态度，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我年轻的时候痛切地感到过庸俗机械论底危害。在苏联清算“拉普”的影响之下，我反对对于文学创作的简单的理解，但由于来能很好改造自己，就更被狭隘的实践观点所限制，助长了贬低理论指导作用的这种错误，并且对一般的理论宣传工作采取了严重的轻视态度。

　　在我的对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理解里，第二个要点是，作家必须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在现实斗争中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下缺）

　　去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过去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当然都是反映现实的，但是，作家底阶级区别以及这种区别（世界观、立场）在作品中的反映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现实，作家的党性立场是有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这就产生了它的方法上的强大的力量。虽然我只说了过去的现实主义者们所受到的阶级立场的限制，但更多地是结合着自己当时感到的实践要求，赞扬了那忠于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方法，作为我们的借鉴，而没有把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到达点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作出明确的比较和区别开来。

　　虽然我也一般地说到了社会主义观实主义的传统（高尔基和鲁迅的道路）和实践内容（表现“先进人民”等），并且知道他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区别是在于“从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去描写现实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但我对这两个任务的理解是不明确的。西藏解放后，我仍然只强调作家从拥护党的政治纲领的创作实践出发，就可以吸取社会主义精神，“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并能够在写出真实来这一意义上“达到”马克思主义，而严重的轻视了作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底指导之下，才能深刻地充分地达到“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和充分地站在党性立场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在我的文字里，一直强调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的作用而忽视了世界观的作用。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般是不明确的，有的是根本没有认识的。他们从实践出发，在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现实斗争的，而且也可能在革命思想底影响下从忠于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方法争取克服自己的思想里的错误，在向生活学习和“写真实”的过程中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同前面所分析的，我的错误仍然在于我仅仅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作用，而严重地忽略了从实践出发和争取马克思主义指导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当时的现实里，从实践出发固然有可能争取到现实主义的成就，但同时，作家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仅仅凭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认识，创作实践（认识现实）的过程是会更困难的，作家主观上的错误的思想感情是更难得到克服的。至于在今天的现实里，马克思主义起着领导国家建设的根本作用，因此，仅仅强调从生活学习和创作实践去解决问题，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作家的重要作用，就会使作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现实生活的变革和发展，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我的其他论点的偏向和错误，分析起来也是类似的。

　　关于“发现并反映自发性”的问题和“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论点。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在文艺作品里反映劳动人民底自发的反抗要求，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总的要求服务的。当时的处在黑暗统治下的作家，在他们的实践条件下，能够在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上把这描写出来，已经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需要一定的革命立场。我的错误是在于，我在肯定这些努力的时候，没有强调地指出这些作品的局限性，并且，我虽然屡次说到作家在生活中锻炼，但由于把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实际上就抹煞了改造立场问题。而在后来我和香港的同志们辩论的时候，反而把这些作品的局限性说成似乎绝对不可克服的，因而实际上是不认为它们有局限性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倾向于革命的作家的努力的方向，当在于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局限性，改造立场，争取在革命的发展中历史地具体地写出真实来，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思想上教育人民。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一般作家，当然是受着客观条件和主观情况的限制的，很难做到这—点。可是，由于我的错误立场，又带着严重的错误情绪，我在辩论问题的时候，虽然在认识上是一般地接触到了作家应在革命的发展中写出真实来的各种主题内容，认为描写革命斗争的正面人物和胜利是一个首要任务，但在情绪上却用当时的限制来替自己辩护，迦避改造立场的问题，于是在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上，就更多地着眼于现实主义底一般内容，而没有突现出描写在革命斗争中的正面人物和胜利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首要内容。我的这种态度和观点，对当时革命的现实斗争向进步作家所提出的改造立场和深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斗争这—努力目标，带来了有害的影响。这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严重抵触的。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同样地，是当时片面地脱离政治地从狭隘的实践看问题的。这个论点本身，一般说来，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当时革命斗争正在发展，我这提法是直接违反了党在当时号召进步青年进入解放区并投入工农兵实际斗争中去得到思想改造，为进一步的革命需要准备力量这一政治要求。而且，就是从文艺实践本身说，这个论点如果不在改造立场的前提要求下面去提，那是也会引到对待生活和斗争的非政治倾向，模糊了政治对于文艺的领导作用的。更严重的是，当我和在香港的同志们辩论的时候，为了迥避自己的观点，带着严重的对抗情绪以致于把国民党统治区说成“此岸”，把香港的同志们所代表的党的政治要求说成“彼岸”，加以嘲笑，产生了极有害的政治影响。同志们责备我，说有的青年在我的这种见解的迴护下拒绝到实际斗争中去，对这个，我是有严重责任的。在我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到实际斗争中去，但由于我的错误立场，那内容是不明确的，而且，长期的沉重的反动统治，使我的感情不能发展为比反抗具体环境的压迫更为积极的东西。这种思想情绪是以忠于此时此地的实践的面目出现的，以至于使我长期地不能认识自己，长期地违反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反而以毛主席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指示来辩护自己，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立场错误。

　　在关于选择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上，我的错误也是类似的。为了使作家能在当时所能有的条件下进入实践，为了说明当时作家生活周围的社会斗争和劳动人民的反抗要求的意义，我认为，对于具有革命要求的现实主义作家说来，从当时的民主斗争的广泛的客观基础（题材）里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取出相应的，通向斗争全体的、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主题和形象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误正是和在反映自发的反抗要求那个问题上的错误关联着的。问题不在于肯定作家实践基础的广泛性，问题不在于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选择题材，问题仍然在：于我在说明当时社会斗争和一般的劳动人民的反抗要求的意义时，带着安于现状的情绪，回避着深入革命群众的实际斗争的问题，没有凸现出描写正面人物和胜利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首要内容。虽然一直在说深入生活，却不曾认识到深入革命群众的实际斗争的决定性的意义，反而用一般的生活斗争代替了革命群众的实际斗争，因而违反了毛主席的关于深入工农兵群众斗争的原则指示。

　　在关于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我也犯过虽然表现得不一样，但却实质相同的错误。在强凋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斗争传统的时候，我错误地对待了民族的文学遗产。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总的来说，反动派正用民族文学遗产里的糟粕为武器向人民进攻，因而对这种情况的反抗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点里，我却从教条主义出发，错误地对待了民族文学遗产里的民主的、现实主义的内容。当时虽然我也肯定了民族文学遗产里有民主主义成分，但却从它们并未能“发展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的、科学性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这一点看问题，严重地贬低了民族文学遗产的价值，不从作品历史内容的人民性的观点，而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要求，这本身就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是带着“左”的情绪出现的。而且，由于我的错误立场，又被这种“左”的情绪所膨胀，对一些同志们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态度，客观上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给了损害。除了理论本身错误以外，这个带政治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原谅的。

　　在我的文字里，除了不少用语没有科学性以外，还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化里借用了一些概念和同句，例如“人格力量”，“主观精神”，等等。我使用这些概念和词句，是因为我感到它们曾经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里发生过积极作用，能够对当时苦闷的压迫和虚浮的颓废气氛做一些反抗，但是，这些原来属于唯心论的概念和词句，多半的塌台在全文当中并未被我提出的实践内容和思想要求以及附与它们的含义所占领，却使我反而成了它们的俘虏了。这也反映了我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由于从我的这种错误立场而来的对于当时反动的沉重压迫的脱离政治的，盲目的反抗情绪，实质上在许多观点上把个人主义思想也当作了武器，那看来好象是反抗了黑暗，但同时也抵抗了集体主义。由于这种思想和其他情况，我在我后期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论主观”等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在读者中间造成了有害的影响。对于这，我长期地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发表的责任看，不能认识到这是从立场错误而来的，一个违反了党的思想原则的带政治性的严重错误。

　　回顾我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工作，由于我长期在具体工作上脱离领导，不靠拢领导，没有能得到改造，以至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是，我长期地不能认识错误，并且解放后一直坚持错误，以至于我的错误倾向有了恶性的发展。不改正错误，自以为是，轻视集体，业且用局部的实践观点和过去狭隘经验来看新的现实，就必然愈陷愈深。由于这一次思想运动，由于同志们的批评，我才逐渐地开始认识到了我的问题。

　　这些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它们是什么一种性质？

　　前面说过，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得到改造，把自己追随革命事业的革命性和立场当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模糊了这中间的区别，这就是我前面简单地分析了的错误的阶级根源。

　　解放五年来，我没有正视业发现自己的错误，更没有努力从政治原则上认识错误，因而这种错误就恶性地发展了。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九三页）

　　问题还可以在具体内容上前进一步。

　　从我的情况说来，多年以来，我凭着从古典作家和苏联作家得到一些关于创作实践的体会，和我白己在文学工作中所积累的一些实践经验来看问题，又被局部的实践所限制，因而往往“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践情况”（同上，九九O页）。这是由于：“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感情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阶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同上，九九四页）这就是我前面所简单分析了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因此，我的错误还向着一个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这就是，长期以来，由于脱离集体，个人奋斗，滋长了宗派情绪，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就在解放前的一些辩论中发展成不顾政治影响以及目无大局的严重情况，例如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所表现出来的。

　　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九四八年）里面，为了辩护我的一些文艺理解，被强烈的宗派情绪所鼓舞，我就把我的一些关于文艺创作的狭隘的实践要求和理解推广至一般的重大的问题上去，用这去看、其实是“套”客观现实，自以为是地解释了党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今天看来，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曲解即反对了党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的。在这些问题上，在上面偏重于平列叙述的论点里面还不能明确看出的，我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和它的危险倾向，就鲜明地暴露了出来。

　　由于在文艺创作问题上强调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强调通过实践去达到真理，我就主观主义地、片面地强调了“理论或原则，应该是从‘具体历史或现实’提升出来”，强调了“理论或原则，只能从历史要求或实践性质来衡量”。但我所说的“历史要求”，虽然在理性上是指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走向未来的斗争方向，但在实际感受上业没有能够取得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能感受的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更进一步的思想内容，我所说的“实践性质”，又指的是例如知识分子作家们的“在自己的处境里面寻求有效的实践方式去开拓人民的道路”这刊狭隘的实践途经。那末，这必然的逻辑的结果是，“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所感受不到的，对自己说来就是“无效的”，因而也就是空洞的“一般性的原则”了。

　　不用说，作家的思想，应该像血液似地疏贯在作品里的形象的运动过程里面，这是要在创作过程中来实现的，但我却把这个理解推广到一般问题上去，说：“思想（意识），不能是逻辑公式平面上的‘思想’，非得成为‘意识的存在’，即从现实要求来的主观的要求不可。”就创作过程中的形象的思维说，就作家的创作成果说，思想当然不能是逻辑公式平面上的，但我推广了这一点，丢掉了思想原则在生活实践和研究过程中对于作家的巨大的指导作用，由这逐渐成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以至改造作家的不正确的内在要求。而且还进一步就创作过程以外的一般问题这样说：“实践性的真实的思想（‘理性’），决不能不是感性的活动的内容，不能不成为热情的实践态度，所以，被压迫者的代言人所表现的仇恨是‘一切智慧之母’。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变为自发性的“感性的活动”的内容、“实践态度”、“仇恨”，也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了。这实质上是会达到取消作为客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是会达到取消没有被感性接触到的，但为革命理论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的。从狭隘的创作实践要求所产生的片面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曲曲折折地通向了主观唯心论。

　　这也表现在其他的论点和问题上面。

　　为了辩护狭隘的实践要求，我强调了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真诚的思想要求”等。离开了立场问题的前提要求，这“真诚”应该是很难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

　　是真诚的，并以这为武器来证明别人是不真诚的。这就丧失了客观标准，要引向主观随意性，结果。事实上正是这样，我自己和我影响下的人们，被宗派情绪所膨胀，觉得自己是真诚的，主观主义地攻击了革命阵营里的一些作家是不真诚的。因而，我的真诚就落到了一个主观标准上面，即，以“自己的处境”里的具体的实践为武器的，对于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感受的真诚底完全肯定上面。

　　从这进一步，我曲解了思想革命，即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我没有理解到党的整风运动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为主要内容，而认为整风运动里所提出的反教条主义就是和我自己的反主观公式主义相符合的，这就把反教条主义的伟大的革命任务庸俗化了。我正是用整风运动所反对的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的实践要求去曲解了反教条主义。因此，我就仅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这个一般的说法上面，说整风运动对于国民党统治区作家的意义的“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这所谓“加强”，是直接的从根本上面曲解了“从一个阶级改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改造立场的原则意义的。而且，不从思想实质上，而仅仅从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幻想”、“虚浮的精神状态”等去说明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也是从这种对于思想改造的主观主义的曲解而来的。这也就当然不能够真正理解作家和人民结合的问题。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倾向革命的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影响下面，和人民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以至血缘关系的；我为了鼓励实践努力而肯定了这—点，但却把这个一定程度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感受当做了就是和人民的结合。把存在着的和人民的距离不当作严重问题，而不把不存在的和人民的真正结合当作艰苦的斗争方向。这是我的实践的感受，我的“自己的处境”。我的对原则的轻视结果，一方面是我的立场问题，一方面是从我的立场所产生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结果。

　　从狭隘的实践要求去看客观的革命现实，那就必然要犯更严更的错误。我用这一类的说法叙述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文艺斗争的任务：“被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所照明，被先进人民的英勇战绩所招引，在这个灰色战场上的文艺斗争，它的中心目标是要体现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坚强的主观思想要求，也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负担，党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丰富的客观的历史内容的，说这是“无处不在的历史现实”。这里所要求的第二种真实，即通向未来的真实，在理性上虽然是指的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的现实，但在实际感受上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里面模糊了主导性的内容，即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量，因而这里所叙述的人民的觉醒和夺取生路等历史现实，实质上只能是指自发的反抗要求说的，而这里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虽然在理性上是指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走向未来的斗争方向，但在实际感受上并不能够取得比我的立场、“处境”所能感受到的一般地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更高一步的思想内容。这就夸大了自发性，其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排斥了领导。

　　既然不能够站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所未能感受到的革命现实的高度去看问题，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因而常常把感情集中到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上面，感觉特别鲜明，把我所在的“泥塘”夸大成庞大得挡住一切的现实内容，在对人民感受上夸大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更进一步，在对于人民力量的叙述里面，把人民作为历史的伟大的创造者这一面看得轻，反而把人作为阶级压迫的受难者这一面看得重了，在对于敌对思想给与革命的损害的叙述里面，就直接用自己的主观感受代替了客观现实，把革命内部的偏向和错误，即敌对阶级的思想在革命内部的反映和危害，也归到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上面，说成是“虐杀千万生灵可怕的屠刀”，达到了歪曲革命内部斗争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这样地理解革命现实，是直接地跌进了主观唯心论的。

　　（由于“自己的处境”和“狭隘的实践要求”表现在对于现实的理解上，就片面地解释了、实质上是割裂了列宁的关于辩证法的原则。强调了从个别的事物通到一般的事物，而丢掉了一般的事物对于理解个别事物的指导作用；强调了“从—粒砂看世界”，而丢掉了“从世界看一粒砂”，强调了“阶级是在活的个别的阶级成员里面，或通过他而存在的，离开了具体的活的阶级成员就没有阶级”，而丢掉了原性则的阶级概念和阶级这一集体的历史内容对于理解阶级成员的指导作用。这种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来的片面化的理解，实际上是重个人而轻视集体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

　　但在这些错误以外，“论现实主义的路”在关于文艺运动的现实问题上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第一，在关于抗战期间文艺发展叙述里面，我表现了强烈的宗派情绪，对现实文艺情况下了一些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判断。我把自己叙述成了现实主义的保卫者，把我所肯定的作品以至在我影响下的作家们说成了现实主义的坚持者。这就造成了和整个文艺运动，实际上是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对抗的结果，使我进一步地陷进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里面。

　　第二，再加上对于一些党的作家们所采取的目中无人的强烈的对立态度，造成了实质上是和党对抗的结果，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在检查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更是深深感到了惭愧和痛苦的。

　　而且，更不可原谅的是，到解放以后，我的这种有害的、狭隘的宗派情绪以及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根本没有克服，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拢的态度，对文艺运动的实践情况不了解，确又自以为是。近年来，这种错误更加发展了，从个人的对立情绪出发，我凭感想和零碎的事实对文艺运动作出了主观的粗暴的论断，终于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在文联及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了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有些同志长期以来规劝过我，期待着我。正因为我个人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是从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来，所以我的错误就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应该有的损失。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的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这就使我的错误在性质上更为严重。我对于应该从我得到较好的帮助的青年同志们感到了悔恨性的内疚。我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

　　这次思想运动才使我觉醒过来，帮助我前进了一步。现在把我的初步认识提供同志们作为讨论的参考；希望得到同志们的继续帮助。在同志们的批判和帮助之下，我将对我自己的思想继续进行深入的全面的柱查，在党的领导下面改造自己，努力学习，并争取努力工作，以求逐渐解除我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负债的痛苦。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