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跳出了反革命泥坑

　　<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王守逵>

　　我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公青”的核心分子,也做过反动组织“教理小组”的小组长。我在龚品梅反革命黑帮的毒害和利用下，曾经进行过一些背叛祖国、不利於人民的活动。通过这次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我在共产党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认清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本质和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终於跳出了反革命的泥坑。

　　我衷心拥护人民政府逮捕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措施，这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纯洁我们教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挽救我们受毒害的青年教友的正确措施。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经用“宗教活动”来掩盖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从我和很多被毒害的青年教友所看到的事实，铁一般地证实这个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活动完全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叛国殃民的反革命活动。

　　一九五一年九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资助下，组织了在上海各大专学校内的徐州青年天主教友的反动组织，每两星期集会一次。反革命分子用请吃饭等小恩小惠来收买参加集会的青年教友，并且阻止他们参加爱国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集会上挑拨我们说：“目前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政府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后，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阻止“圣母军”分子去登记退团，并叫教友不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如果谁敢去登记退团或者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谁就被诬为背教，而被停领圣体。以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就在帝王堂召开了前震旦大学“圣母军”分子的秘密会议，决定用“神修”、“传教”等形式来逐渐恢复“圣母军”的反革命活动。所谓“神修”就是参加这个秘密会议的“圣母军”分子，在每星期五下午上课前半小时，在伯多禄堂集体拜苦路，来纪念这次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而所谓“传教”就是大肆造谣、污蔑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

　　自一九五一年以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一直利用“教理小组”、“教理大组”、“教理大课”等反动组织来毒害青年教友，唆使他们破坏政府所号召的各项政治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时，反革命分子陈云棠、朱树德指使“公青”核心分子紧急布置全校“公青”，要他们藉口震旦大学是教会学校而反对做“三反”的清查工作。思想改造时，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指使“公青”分子在思想改造学习的小组会上如何和进步同学争吵，而在反动的“教理小组”会上则互相交流对抗思想改造的“斗争经验”。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建院以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通过反动的“教理小组”、“教理大组”向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原同德医学院的“公青”分子介绍在原震旦大学的“公青”分子破坏政治运动的经验，还介绍班级里党员、团员、团支书、团支部委员、积极分子、爱国教友等人情况。一九五三年五月，本市展开反帝爱国运动前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朱树德秘密地召集了第二医学院的“公青”“教理小组”小组长以上的联席会议，叫嚣“教难”来了，唆使“公青”分子到政府破获帝国主义间谍的现场去捣乱，向政府无理取闹，要“公青”分子“不投降、不妥协、不出卖”。龚品梅亲自主持为帝国主义间谍拜大苦路。

　　一九五三年三月，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导师斯大林逝世的时候，龚品梅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朱树德等竟得意忘形，并阻止“公青”分子带黑纱和参加追悼会。但是当反革命分子张伯达病死狱中的时候，他们却叫“公青”分子参加“光荣弥撒”，并且分发黑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一批黑帮是恨什么人，爱什么人了！

　　普选的时候，反革命分子陈云棠的小修院内有一个破坏普选的反革命分子被市公安机关逮捕了，陈云棠就说：“我们修院里有一位弟兄响应了基督的号召，这是我们修院的光荣。”原来陈云棠所谓的“响应基督号召”就是要青年教友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关进监狱。

　　铁的事实证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唆使“公青”分子所进行的活动，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反革命活动。龚品梅等根本不是什么“主教”、“神甫”等神长，而是面目狰狞、黑良心的祖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我因为过去受毒害太深，所以在这次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还不肯彻底交代，错误地想做“致命圣人”。但是经过共产党和学校行政上耐心地帮助，用事实说明政府的政策，才使我打破顾虑，彻底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我交代以后，党和政府表示欢迎，把我分配到医院进行生产实习，还把人民医师的荣誉给了我。通过我亲身的经历，我深深地感到共产党的政策是伟大的，是真理。我也很庆幸我的新生。裁希望过去像我一样被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所毒害和利用而误入歧途的青年教友们，快快觉悟过来，认清是非，站稳爱国立场，大胆地揭发和检举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将这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我们纯洁的圣教会！

　　来源：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报》。